实证意识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余秋雨的书《中国文化课》，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弱项之一是：忽视实证意识。

实证意识的匮乏，使中国文化长期处于“只问忠奸，不问真假”的泥潭之中。其实对真假无法实证，其他一切都失去了基础，甚至走向反面。现在让人痛心疾首的诚信失落，也与此相关。假货哪个国家都有，但对中国祸害最大；谣言哪个国家都有，但对中国伤害最深。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历来不具备发现虚假、抵制伪造、消除谣言的机制和程序。

在中国，不管什么人，只要遇见了针对自己的谣言，就无法找到文化本身的手段来破除。什么叫“文化本身的手段”，那就是不必依赖官方的澄清，也不必自杀，仅仅靠着社会上多数民众对证据的辨别能力，以及对虚假的逻辑敏感，就能让事实恢复真相。对此中国文化无能为力，不少文人助纣为虐。本来传媒和互联网的发达可以帮助搜寻证据、破除谣言，但事实证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而给谣言插上了翅膀，满天飞舞。

中国文化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局面，他用了八个短句进行概括：造谣无责，传谣无阻；中谣无助，辟谣无路；驳谣无效，破谣无趣；老谣方去，新谣无数。他自己本身也是深受其害。造成这种无可奈何的结果，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

黄仁宇教授是从“数字化管理”上的严重疏失，来说明这一点的。他随手举了明代的几个例子，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比如，朝廷的原始资料《明实录》中，曾经记录嘉靖皇帝有一年铸钱9,500万贯。实际上这个数字，是整个明代200多年间，铸钱总数的10倍以上，是当时所有铸铁厂最高生产能力的百倍以上。可见仅仅这个记录，与实际情况的差距之大，已经让我们瞠目结舌了。更荒唐的是，一大批能够直面这些数字的奏报者、统计者、记述者、抄录者、核对者和查阅者，全都毫不在意，全都毫不在意。就是因为横亘着一种思维定式，或者说是一种文化习惯，对于铸钱这样的经济数目尚且如此，其他数字就可想而知了。

数字上发生的问题，反映了对真实性的漠视，也就是实证意识的淡薄。连可以点得出来、算得过来的数字都完全不放在眼里，那么，对于其他无法用数字来体现的真实，就更不会上心了。放在眼里的，只是由上而下的旨意，只有向上呈报的姿态。

中国文化为什么那么不在意实证？我们可以听听写过《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的看法。李约瑟博士把主要原因归于中国式的官僚主义。他认为，正是这种官僚主义，漠视自然法则的真实性。古希腊哲学以自然为法则，而中国文化则以等级为法则。

李约瑟博士还认为，中国式的官僚主义从以下四方面贬低了真实的价值。

第一，把褒贬置于真实之上。不追求事实真相，只追求千古定论。由此出发，认为天下之事要分忠奸、正邪、功过、是非，却不在乎真伪。在中国文化中，是非之辨总是远远超过真伪之辨。是非之辨的词语滔滔不绝，而真伪之辩的手段却寥寥无几。

第二，把仪式置于真实之上。仪式需要种种“假借”，把君主制度假借成天地规范，因此也就让朝廷旨意假借了成了自然法则。这样一来，朝廷的善恶智愚就失去了评判机制，使整个社会在最高层面上失去了真伪，也使得社会最低层面的真伪不受控制。

第三，把理想置于真实之上。这种理想还只是统治者的理想，与社会现实脱节，却又自上而下向社会底层挤压。但是由于社会底层的真实活力没有被调动起来，这种挤压最终无效，因此使理想也失去了真实性。

第四，对制度之外的真实予以否定。这是中国式的官僚主义，承袭了天无二日的独大性。这种独大性，对于真实存在的异端，对于体制之外的生态，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结果，体制内的封闭存在与社会真实越来越远。

如此一二三四，时间一长，中国人的真实观念也就渐渐淡薄，像一幅被一次次漂洗过的水墨画，淡得几乎看不见了。中国文化缺少真实，恰恰是因为不懂得如何“证伪”。当然也识破过很多虚假，但是终究是怎么识破的呢？缺少一个严密的、公认的程序。我们往往只是泛泛地做一点精神安慰。

中国文化在证伪上的薄弱，体现在很多方面。一是缺乏证伪的敏感，二是缺少证伪的责任，三是缺少证伪的手段，四是缺少证伪的背景，五是缺乏伪证的舆论，等等，这些方面加在一起，使证伪寸步难行。百岁老人巴金的三字名言就是：说真话。

真实和虚假的问题，西方也存在，只不过中国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没有产生像莎士比亚这样的大师，他的名剧《李尔王》，把真实与人性的斡旋揭示得惊心动魄，因此中国文化的这种缺憾延续了下来。

说真话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们不需要虚假的繁荣。只要真实的力量，人人敢于在文化、在生活中说真话做真事，也许世界就会纯真一点，中国文化的真实性更加清晰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