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清代皇室书画中,康雍乾三世皇帝的艺术涵养和创作能力都是最强的。康熙的书风追明代董其昌,古拙潇洒。展览展出的《御笔行书七言诗轴》,布局就是典型的董其昌风格。当时的皇宫大内和整个社会都拟董成风。乾隆仿元代的赵孟頫,飘逸秀媚,但没有赵之遒劲硬朗。虽然乾隆书作风格缺少变化,常给人千篇一律的印象,但是笔墨圆润、风格流畅,在清代书坛能自成一派,吸引文人墨客竞相模仿,有其独特的价值。
康乾这对祖孙审美偏好完全不同,康熙喜欢抄写唐人诗句,所选诗文意境优美;乾隆书作中几乎不引用古诗,多是他即兴创作,有感而发,直白有余,优美不足。某种程度上讲,康熙像个文科生,乾隆则更偏理科,尤其富有实证和探究的精神。
乾隆喜欢考证,留下了很多与考证有关的书法作品。乾隆67岁时所写的《御笔行书卷》考证了古代“记里鼓车”的可信性。引首书“验时辟谬”,意为考察历史、排除谬误。文中说,以表(当时西洋钟表已传入中国)来记录行车里数,车速变换,里程不一;而黄帝内传记载的以鼓车鸣槌记录行程里数,不足为信。
衔接康乾的雍正帝是清代最勤奋的皇帝,由于在位时间只有短短13年,雍正帝的传世书作稀少,但他的书法功力之深却有据可考。雍正书风在行草之间,笔势伶俐硬朗,扎实严谨中有灵秀,显示出赢政的独特气质。
中晚期御书凋零
到清代中晚期,国家动荡,皇帝们无心游戏翰墨,他们的书画活动带有了遵循祖训家法的意味。嘉庆的书法学唐代的欧阳询,横平竖直、圆中见方,但线条拘谨、凝滞,虽有金黄笺纸的装饰,也难见神采。嘉道以后的帝后书法也没有鲜明的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慈禧太后的书画作品。这位专横跋扈的皇太后喜好有些两极:柔美的花卉和威猛的擘窠大字。慈禧曾诏令女画师缪嘉蕙、阮玉芬入宫陪其习书作画,甚至留下不少作品。慈禧50多岁时喜画梅花,60多岁时多画鱼和牡丹,晚年喜画不老松。这些题材能反映出慈禧心境的变化,笔法也是明显的女人之作。
末代皇帝宣统帝溥仪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有专家认为,溥仪笔下御书有一种凋零的凄美,是晚清末世的真实写照。
清代帝王都有代笔人
清代帝后的书画作品常有代笔,早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顺治帝的代笔人是戴明悦;康熙帝的代笔人是蒋庭熙;康熙皇帝在政务繁忙时,多由张得天、钱维城代笔。慈禧皇太后的“枪手”就更多了,除了清末著名才女缪素筠,还有王韶、阮玉芬和屈兆麟等人,屈兆麟常为其画松、鹤、灵芝和蝙蝠。
帝后书画有个重要的功能是赏赐功臣,每年元旦、春节都会集中赏赐一批书画。皇帝日理万机,不可能事必躬亲,所以就找代笔作画,皇帝最后签字盖章。
有些帝后书画代笔痕迹相当明显,最典型的莫过于慈禧太后御笔所书的形制巨大的字,看上去笔力雄浑,无论是她的书法功力还是体力都不允许。比如北京博物馆藏的慈禧御笔“福”字和御笔“寿”字。两幅书作均为纸本立轴,都有一人多高,宽度近一米。“福”字是慈禧太后68岁时(1903年)的作品,一个晚年多病的老态妇人,如何提得动如椽大笔写出通高近2米的大字呢?显然是代笔所为。
代笔人最重要的任务是传达圣意,他们所写的内容都是帝后授意的,题材落于俗套,书风上更不能随意任性、驰骋放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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