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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能忘记的就是英语老师：男的、姓申、气质特别，模样有点像外国人，可能是混血儿，个子较高；他说他是上海人，讲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音色的味儿就是“妙！”
他面部表情很丰富，很有阶级感情，很同情我们：“同学们，我是这么考虑的：我提前把课教完，不影响你们升学考试。只留点点时间，教教你们查英语字典，把英标教给你们。因为你们大多数的是到农村；到时，你们有的想学英语，就可以通过查字典来自学。”
他举着字典，“就这种。书店只有这种卖，七毛三分钱一本。请你们赶快到新华书店去买。”
中午放学，我回家吃过饭，叫母亲拿了钱，就往团结坝书店赶，至少半小时的路程；已经有同学在这里买了英语字典，再赶去上学，差不多有一小时的路程。
“你们的英语课昨天结束了，希望同学们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复习、去记忆、去考试。你们一定会考出好成绩来的。”申老师说，“现在只有三节课的时间，请同学们抓紧时间，与我好好配合；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最后一节课教你们唱唱英语《国际歌》。同学们，可不可以？”
“可以！”
教室里静谧得掉一颗针在地上，仿佛也能听到落地声似的。
申老师拿出一张小纸，上面写有二十六个英语字母，标有页码：“你们回家后就做成这样，贴在字典扉页上，便于查找里面的字母和单词。”
我们学会了查英汉字典的方法。他还告诉我们学英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二十六个英语字母旁边的英标发音，他反反复复教我们这些音标发音，再加上我们对它并不陌生，我们这两堂课下来，达到了申老师的要求。
在第三堂课里，申老师语气有些沉重：“这是我最后上你们的课了。如果你们今后对英语感兴趣的话，你们完全可以通过查这本英汉字典自学英语，这就是我对你们的最后帮助。”
他很有些不舍，“今天最后一堂英语课，我教你们用英语唱《国际歌》的第一段。”他从粉笔盒里，拿起一根白色粉笔，转身在黑板上飞唰唰地写起来：Arise ye prisoners of starvation Arise ye toilers of the earth For reason thunders new creation `Tis a better world in birth. Never more traditions ......
我们“哇”地一声叫起来：“背着写的吔！”
他转回身来，将一小截粉笔丢至盒中，笑了笑：“同学们，先听我唱一遍，然后再教你们唱！”
平时他都是用教鞭指着单词教我们，这次他用手指着英语打着拍子唱： Arise ye prisoners of starvation Arise ye toilers......
他表情肃然，噙着点泪花，歌声激荡......我们仿佛在饥寒交迫中起来，为真理而斗争！尽管血染身躯，脚踏尸体，我们也要解放全人类，最后才来解救自己！
我们呆呆傻傻沉浸在他的歌声里，学着唱。突然他一个踉跄，我们惊悚万分！
原来，他专注黑板教我们唱歌后退时，脚踩空，差点摔倒——黑板下面有一段约二十厘米高的台阶，方便老师授课和学生看黑板。
申老师实在是《国际歌》的捍卫者，下课铃声拉响了都还不肯离开，幸好是上午最后一节课。
最后，我们还是依依不舍地辞别了申老师，赶紧回家吃饭，还得赶紧来上课。
申老师的最后一节英语课，为什么教我们唱《国际歌》呢？怎么不唱《东方红》呢？他会不会是暗藏的坏分子呢？
后来听说：他通过关系回上海了。
不用说，我顺利地读上了高中，还有欧明。后来增加了名额，我班共有十几名同学入升高中。
这时，父亲的车间响应毛主席“走五、七道路”的号召，办起了“五、七”工厂，专门招收本车间职工的家属，主要从事担和抬的体力活。我母亲经过身体检查合格，进了车间的“五、七”工厂。
一九七三年秋季开学了。我和欧明还有李源泉等十几名初中同学，作为高中一年级一班的学生，端坐在全新的教室里：新的马、恩、列、斯、毛的标准像，按照惯有的顺序张贴在前面黑板的上方；我们第一次坐上新板凳，用上新课桌；全班有六十人（其中男25名，女35名）。我被指定为班委成员，任宣传委员一职，高兴无比。
班主任林老师，女的，是在我原来的小学任教调过来的，教我们历史课，她教书的特点就是照着书本念给我们听：“北京周口店猿人生活在距今大约77万年，颧骨较高，身材粗短......”。她读到关键的地方叫我们用笔在下面划上杠，还叫我们记笔记；她怎么写，我们就怎么记；单元完了后才有作业问答题，这些题目林老师已经帮我们在书上勾划出来了，笔记本上写出来了，我们就是按照题目要求誊写一遍，交给她。
她要求我们记住作业题的内容，方便期末考试。每周两节历史课。
林老师对我们很负责，即使她没有课，也在办公室里。我们下课时，她经常出现在教室里。她天生有一对火辣辣的大眼睛，肉肉的脸，还有个会说话的嘴，只是个子矮了点点，中年发福的样子。
数、理、化、语文、英语是主课，按照固有的模式运行。
高一第一学期很正规，除了周四下午是建校劳动外，其它时间都是全天候上课，课堂纪律也很好。“老师愿意教，学生愿意学”的氛围浓厚。学校布置的宣传活动，我班有声有色地完成。
一九七四年春季开学了，我们读高一下学期，课堂纪律逐渐涣散。五月份，是农村的农忙时节（又称双抢时节：抢小春的收割，抢大春的播栽）。林老师在班上作了下乡双抢动员，我们按照要求交了钱和粮票。
七号这天，我们背上行囊，徒步近四个小时，来到中梁公社中心大队三生产队学农劳动。
我们在中梁公社中学的教室里铺上地铺，很快就绪——这得益于我们经历了拉练的结果。
林老师选出了几个同学负责炊事，保证我们一日三餐到时间点有吃的。有专门的同学下山到集市采购。食堂零时设在这里不远的小学。
其余的同学由生产队负责安排农活：有的学耕田、栽秧，有的学收割、挑担子；大多数的同学在保管室的晒坝上，按作物成熟的先后，整理搬回来的果实，比如：胡豆角、玉米、麦子等等。
“赶快收拾！要下雨了！”生产队长指着晒坝上的胡豆角，气喘吁吁地对我们说，“这是山里，说变脸就变脸。”就匆匆离去。
我们急忙拿出箩筐、扫帚、撮箕，忙开了。工具不够用，有的双手分开，同时往地上一捧，手上托起胡豆角，急忙放进箩筐里。
“天变脸了，要下大雨了，赶快收工！”飘来生产队长的声音，在空旷的山间田野里回荡。
我们抬着箩筐，来来回回穿梭在晒坝和保管室之间，很快晒坝就露出了本色——石灰地。
“同学们，赶快到晒坝集合！”林老师在不远处的田坎上大吼。同学们从不同的方向过来；她穿着短袖，卷着裤腿，踏着凉鞋，最后到这里。
“下午出工才不久，天气突变。我们趁着这会儿，到会议室听个报告。请同学们跟我来。”我们尾随在林老师后面，走在蜿蜒的羊肠小道上，天空越来越矮，没有风，只有黑云层层往下叠。
“哇！”我指着东南边的一个松林垭口，“满山红片！”
“那是花！”
“什么花？”
“马上要下雨了，赶快走！”林老师带领我们直接从收割后的庄稼地里踩过去，“同学们，今天是特殊情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你们以后不能这样踩土地，庄稼长不出来。要给贫下中农留个好印象。”
大点、大点的雨水开始下落，后面的几个同学拼命跑至土墙瓦房的屋檐下，一个炸雷响在耳根子里，带来大雨倾盆夹着电闪雷鸣。
“哇！”我们不约而同发出一声，“好险啊！”
林老师叹了口气：“哎！如果不是雨，我们还在忙活。”她扬扬手臂，“同学们：进屋，开会。”
会议室里微弱的光线迎接了我们，还有长条凳子；室内虽说不宽，但足够容纳我们还有多余。据说是开干部会，商讨事情时才能用它；前面主席台有张古铜色的桌子，比我们的课桌要长些。
再东看、西看：墙上敷衍了些石灰，有张毛主席的标准像贴在了主席台的石灰墙面的正中央；屋顶的木樑和墙壁的窗户上，蜘蛛正忙着编织网络捕猎；樑上面的黑瓦，给蜘蛛遮风挡雨。
“同学们，请欢迎！”林老师拍着掌满面笑容大声说。
我们的掌声把两位头戴斗笠，肩披蓑衣，卷着劳动色的裤腿，赤着脚丫的汉子送上了讲台；他俩才顾上取下斗笠，放下蓑衣。
个子不高的生产队长，勾下腰杆从桌子里面拿出话筒，吹了又吹：“趁着下雨，临时决定开这个会。这个会是上头要我们开的。”
队长乜斜一眼，指着身边的他，“这个是在我们这里插队落户的重庆解放碑的知识青年，有五年了，给我们当地的贫下中农，结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有几次机会调动他回大城市工作，吃国家口粮，他都放弃了。现在请他跟你们作报告，谈谈他的活思想。”
队长浓重的乡土口音，洗刷着我们的灵魂，拍着手喊，“大家欢迎他！”
我们非常虔诚地拍手，欢迎这位几乎被同化了的农民儿子！他骄傲地立在话筒前，接受我们的热烈掌声；他像凯旋归来的将领，准备接受国王颁发的勋章似的，一脸的荣耀。外面的雷声湮灭了我们的掌声，淅淅沥沥的雨声收住了雷声。
“同学们，下午好！”搅和着城市味道的乡土口音，“我姓邰、名红旗。父母是南下干部。我出生时，在部队。父母为了我接好革命的班，就顾名思义——邰红旗。”
“霹、霹、啪、啪！”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了他。
邰红旗一脸的黢黑，就像永远洗不干净的那种黑，还戴了副黑边框眼镜，微微低头，念着手稿：“我是在火红的部队中长大的革命青年。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插队农村干革命。滚一身黑泥巴，练就一颗火红的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今中梁山旧貌换新颜，以前社员们点油灯，现在家家户户照电灯；以前公社有广播，现在家家户户有喇叭......”
他专心致致地朗读手稿，生怕遗漏一个字。旁边的队长喜滋滋地盯着他。我们感觉他俩像一对父子：他比队长高一点儿，都是筋骨人，黢黑；着装一样，劳动色，脏兮兮；赤着脚，头发不长也不短，东偏西歪。
雨住天晴，格外清新的阳光透过窗户射了进来。邰红旗突然抬头，朝窗子口看去，双手自然垂下，对着话筒，饱含深情地说：“映山红开红花，中梁公社就是我的家，扎根农村干革命，红心向党永不变！”
邰红旗给我们敬了个礼：“由于时间关系，得赶紧抢收。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他风也似地飘了。
我们都木了，鼓掌也忘了。
“他是你们的好榜样！希望同学们毕业后，像他那样，把文化知识，用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里头。他为我们农村社员做的事情，用你们今天装胡豆角的大箩兜来装，一挑是装不完的。刚才他才讲了个开头，啷个晓得呢？老天爷一火时就把他喊走了！”队长两手一摊。
我们哄堂大笑。
队长急忙拿起不远处的斗笠和蓑衣，用乡土口音大声说：“你们看嘛，这些都还留在这里。都怪老天爷性子急了点，说下雨就下雨，说不下雨就不下雨！我是没扯谎的哈。”
林老师急忙打手势，叫我们别笑，还急忙问：“队长，我们也该出工了吧？！”
队长点头说：“你们刚才手头的活路，去接到做，赶紧把粮食帮到我们社员收回来。”
我们一窝蜂似的出了会议室。
林老师扯起嗓门在后面喊：“同学们，不能走刚才的庄稼地，从松林垭口过去。”
我们的队伍蜿蜒，到了东南边的垭口，松树下面是漫山片野的映山红花，经过滂沱大雨的洗涤，仍然昂着头，格外地鲜艳、火红、像朝霞。我随手就是一把，闻着芬芳，哼着《闪闪的红星》插曲：“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片哟映山红！”
我们到了目的地，各就各位，忙开了自己手上的活路。
我们在近一个月的学农劳动锻炼中，有的学会了耕田：肖能为干得特别出色，像个老农民一样，在水田里，牛在前面拉，他在后面一手掌着犁锄把子，一手扬着鞭子吆喝：“驾”！牛顺从地走成直线，它身后的稀泥翻卷成一行行的，林老师笑得合不拢嘴。有的学会了栽秧；有的学会了炊事和采购。
我们在学农劳动的收获中，六月初，重新返回到教室里上课。可是，大多数的人，心已经飞了，没了心思读书，读书无用，反正也是到农村，课堂纪律越来越糟糕，回到了我们的从前。林老师使出了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
读高中二年级时，换了位姓黄的男老师，教我们语文课，情况也没得好转：“老师不愿教，学生不愿学”。接着，就是我们到工厂的学工劳动。
随着一个月的学工劳动的结束，我们的高中也结束了——正是七月中旬，迎来了上山下乡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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