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多么想置身事外，高三时的整体氛围还是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高考前，我第一次郑重地跟父亲谈了话，不管我能否考上大学，我坚决不复读。父亲不得不答应了我的要求，我这才卸下重担，轻装上阵。
我们那时是先报志愿后考试，虽然老师也给了各所大学的往年录取分，但单纯又无知的我们，根本没经过深思熟虑，事实上也不具备常识和分析的能力，就大致按照从高到低的学校排名，胡乱地填报了志愿。
闺女高考时，我提前半年开始研究报考政策和志愿填报技巧，听讲座，买软件，打电话咨询，唯恐浪费闺女辛苦考来的每一分，可以说为填报志愿殚精竭虑。对比一下，我当年自己的志愿填报，简直太潦草。
那时，师范院校招生数量大，考取的几率自然更高一些。班主任婆口婆心劝说我们，别看现在老师工资低，社会地位不高，几年后，你们肯定会为报了师范感谢我。在班主任软硬兼施的劝导下，我们班百分之八九十的学生都报了师范，无非成绩好的报省师范，次之的报市师专，最差的报电大和县师范学校。
因为班主任对报志愿干涉程度的不同，两个文科班的学生，多年后的现在，七班的同学分散在各行各业，八班的同学，则遍布我们当地各个中小学，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同学圈子。
那时，我们高中的任课老师，很少有双职工，班主任的媳妇，是学校驻地一家乡镇企业的女工，语文老师的媳妇没有工作，在校园里卖韭菜盒子，英语老师刚毕业，也谈着一个企业女工。
班里有几个成绩不错的男生，报了师范后，万念俱灰，他们可能从老师们的现状，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他们经过宿舍深夜卧谈，认为当务之急，是先从女生中物色老婆，说哪怕女生将来考上电大和中专，也是吃国家粮的正式职工。可能基于这个原因，我们班后来成了三对，其中两对后来都当了老师。
我们当年的高考是在盛夏的七月，我们熬到精疲力尽时，高考季卷着豪情和热浪到来了。学校租了大客车把我们送到县城，提前一天住进了县招待所。
很多同学是第一次进城，服务员的短裙装扮和优雅走姿，让某些男生看得目瞪口呆: 还有这么好看的女生？班里那谁谁谁太土了，简直没法比。
真是渣男，他们转眼就忘了，曾经是怎样的被那谁谁谁搞得神魂颠倒。
县城刚开了一家叫做“大世界”的商场，安装了扶手电梯，男生们熟悉考场回来，抓住这段空闲，三三两两约着去商场坐电梯长见识。据说，他们在商场第一次见到了俄罗斯美女，惊为天人，招待所的女服务员在他们眼里也立马逊色不少。多么可笑又可怜的乡村男孩啊。
关于男同学的糗事，还有一个流传至今的段子，每次同学聚在一起，酒后必拿高考前的那个夜晚打趣。在班主任的精心安排下，四名有希望冲刺本科的男同学住进了同一个房间，其中就有我后来的老公，据说，老师怕同学们考前压力过大，他是作为气氛担当被安排进去的。
想着三天后就要分道扬镳，可能再没这样同居一室的机会，考前的那个晚上，他们敞开心扉，聊各自的家庭，聊喜欢的女孩，聊未来的打算。当一男生起床上厕所时，透过卫生间的窗子，猛然看到了东方天空的鱼肚白。
他惊慌失措地跑回屋，报告这一重大发现，还是班长临危不惧，他掏出那个年代尚显奢侈的健脑丸瓶子，大方地往每人手上倒了一把，招呼大家吞下，然后闭眼躺床休息片刻，只待闹铃一响，就出门吃饭奔赴考场。
第一场考语文，班长没写完作文，另一男生交了卷后又说自己没涂答题卡，哭求监考老师找出试卷查看，结果答题卡涂得满满当当一道题没漏。高考结果出来，四名男生全军覆灭，都以几分之差无缘本科，最惨的是班长，只差了一分。
对我个人而言，高考，我已经不能再拿数学说事了，风水轮流转，这次我的语文又开始捣乱了。
第一场考语文，老师挨个发卷子，然后让我们检查卷子是否有残缺破损或印刷不清的地方。我以为这不过是走程序，没想到我的卷子还真的有破损，于是举手报告老师，最终换了一份新的试卷。
换试卷这件事对我并没造成实际影响，略耽误了几分钟而已，但面对我拿不出手的成绩，老父亲却找到了很好的借口。他说过不止一次: 听到你说碰到了破试卷，我就知道结果不会太好，这都是命啊，你考试总是不顺。
我不知道父亲的话，是在安慰我还是安慰他自己。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还不像现在这样流行父母陪考，只有老师带队。我考完回到招待所，却意外地看到父亲站在送我们回家的大客车旁，正跟司机闲聊着什么。父亲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接考的家长，他特意换了簇新的衣服，也刮了胡子，收拾得干净利索，他从家奔波百里来县城，只为了看我一眼。
父亲简单地问了问我考试的情况，就跟随客车一起回了老家，我则被已在县城成家的姐姐，接到了她家小住。
后来才知道，对我命运真正造成影响的，是我的作文没写题目。我是出了名的跑题大王，明明想写东，写着写着就会跑去南或北，甚至跑去完全对立的西。
因为深知自己这个毛病，我写作文时都是先写正文，等整篇文章结束后再根据内容拟一个贴切的题目。没想到，作文刚刚落笔，老师就提醒还有半个小时交卷，我着急忙慌地回头检查、补充前面的题目，把作文拟题的事给忘到了九霄云外。
据说，无论作文质量怎样，不写题目直接扣五分。就是这五分，让我跟我志愿填报表上那一溜的师范院校失之交臂。不然，我现在应该是一名光荣又资深的人民教师。
父亲一向善于幻想，被我屡屡打击，依然本性难移。高考结束，我啥也不想，积极投身农活，跟果树地里的杂草激战了整个暑假，晒得黑不溜秋。父亲一边忙于农活，一边各种担心:考上陕西师范咋办，那里风沙大，气候不好……
父亲的担心真是一厢情愿，我们八十多人的班级，只考出了七名本科生，而且没有一个冲出本省，他却杞人忧天地在为我考上本科就会去往气候不好的陕西而忧心忡忡。
当学校通知去学校拿录取通知书时，我没有勇气去面对，正好低我一级的堂哥的儿子假期需要返校，就托他顺便帮我去取。
那天下午，我们正在地里收花生，父亲跟母亲为琐事拌了嘴，脸一直铁青得吓人，全家人都笼罩在低气压中。父亲用板车拉着一车花生送到晾晒的场地，再回到地里拖运第二趟时，我老远就发现了父亲笑成花的脸。
他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拉着板车走在刚刨出花生的松软的地里，腰杆变直了，腿脚也轻快了，好像身上被注入了使不完的劲。
父亲走近我和母亲，激动地说: 北京，去北京，去北京上学。
我没报考过北京的学校，连想都没想过，所以对父亲的这句话云里雾里，直到父亲从挂在车把的一个破布兜里，掏出了那个来自北京的简易的录取通知书，我才确信我被北京的一所商学院的专科录取。
傍晚，全村已经传遍了我要去北京上学的消息，父亲好像忘了我没考上本科的事，骄傲得不得了，走在大街上都收不住笑。可能在包括父亲在内的村民眼里，只要是北京，不管是哪所学校，是哪个层次的学历，都比其它地方的学校要高贵一些。
当父亲把我没考上本科，归罪于我拿到了破损的语文卷子时，我只能笑笑，只要能给予他安慰，归罪于啥都不重要。直到现在，我都没脸跟父亲说过，他寄予厚望的女儿，从未对学习拿出足够的诚意，对高考更是缺乏足够的尊重。
后来对比一圈同学后得知，如果我再少考五分，我还是会被师范录取。我那个高考分数的前后两三分，都被调剂了志愿，一杆子把我们送去了祖国的四面八方，有去西北大学的，有去东南大学的，还有去了人大的。现在想来，也算时代特色，那么知名的高校，都有专科的一席之地。
命运之神把我送到了北京那所从未想过的大学，也把我送到了同校就读的老公身边。
小镇的另三位“才女”，没有被“调剂”这把大手眷顾，都按预设的轨道，读了当地的师范学校，毕业后顺其自然地当了老师。
回头看看，我的高中生活充满了太多遗憾。可青春，不就是由一个又一个遗憾组成的吗？没有遗憾的青春会更苍白乏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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