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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崇尚理性的处女座，我从小就无法抗拒推理小说这种充满悬念和解谜乐趣的头脑风暴。犹记得初接触福尔摩斯探案集和金田一少年事件簿时，才小学一年级；之后，便愈发兴致盎然地沉浸在世界经典推理小说的海洋里，常在假期从图书馆借回厚厚一本推理小说集，如同小跟班追随着书中侦探，见证一场又一场诡谲多变的智力交锋。
在大学里，我也参加过几次推理社团的活动，和同好一起研究推理小说的发展和流派，赏析经典推理影视作品。记得当时了解到，推理小说源于精英阶层的消遣方式，自20世纪初开始在欧美等国盛行。恰巧最近读熊逸老师的《唐诗50讲》专栏，看到熊老师在讲到诗歌以意象动人时，将推理小说这种体裁作为反例进行对比，论述非常精彩：
推理小说属于理性趣味的文学作品，好的推理小说虽然可以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给人解谜的快感，却很难唤起读者深刻的感动。所以推理小说无论写得再好，都无法跻身于第一流文学的行列。
黄金时代的那些推理大师，无论是阿加莎·克里斯蒂还是约翰·迪卡森·卡尔，他们的小说成为经典，拥有全球范围里的亿万读者。但无论是哪位大师，都没有半分机会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这就是体裁的限制。
这段论述让我深感触动，不但明白了为何推理小说会受到普遍的欢迎，还明白了为什么自己更偏爱本格派推理小说，而非社会派推理小说。
推理小说，尤其是本格派的推理小说，实际上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解谜游戏。作者掌握着全局信息，如人物关系、事件始末、作案手法等，并且作案手法通常还是所谓高智商犯罪；然后，迷雾笼罩下来，读者跟随侦探的第一视角，在有限的视野范围内尽量搜寻蛛丝马迹，将各种证据拼凑起来，大胆推理小心求证，最终揭开一个极具震撼力和颠覆性的真相。我们不单在和“凶手”过招，更是在和作者斗智。这种设谜、解谜的互动感，是推理小说最迷人的地方。
因此，推理小说通常不承载太多情感。在本格派的推理小说中，被害者和凶手都如同“工具人”，服务于推理情节的设计。背后的动机是否足够充分，被害者是否值得同情，不是重点；设局和破局间呈现的智力交锋，才是关键。所以，读者不需要对角色的遭遇进行共情，甚至会有意拉开距离，让人觉得事件本身不那么悲惨。毕竟，读者私心里是乐见事件发生的，否则哪有机会代入侦探的角色进行一番解谜挑战呢？就像年轻人所热衷的——这不过是一场“杀人游戏”。
就像时下热门的探案综艺《明星大侦探》，死者NPC通常由硅胶假人“扮演”，参与节目的嘉宾们也会用戏谑的方式冲淡悲惨氛围，即便扮演死者“至亲”的角色也不需要一直表演出悲伤感。
而我们从小看到大依然等不到结局的《名侦探柯南》，又戏称“死神来了”——它让男主角做一个无法长大的百年小学生，走到哪里都遇到杀人事件，全年遇到的事件数量平均下来每天解决几件都不够忙的……这种种不合情理的设定，足以说明我们沉迷于推理游戏的理性趣味中不能自拔。柯南案件里凶手的杀人动机通常也很简单甚至薄弱，寥寥几句便带过了，毕竟要创作者给数千个案件分别设置不雷同的、背后有很完整故事的杀人动机，真是勉为其难了。有时候读者也会调侃，如果在凶手伏法后，正要开始讲心路历程时，用一句“我对你的故事不感兴趣！”打断他然后押下去，似乎也蛮有趣的。
至于推理小说中的社会派，如东野圭吾，则更重视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凶手和受害者背后的故事成为聚光灯的焦点。读者会受到震撼、感动、深思。作案手法反倒被放在次要的位置，用来推进剧情，或服务于人物塑造。有时候，作案手法甚至会由于读者被放置在上帝视角而遭剧透。这么一来，推理解谜的乐趣就会大大减弱了。所以，作为本格派推理小说爱好者，阅读社会派推理小说时容易堵心，一是为角色的遭遇和背后的社会问题堵心，二是为没有获得纯粹的推理解谜乐趣而堵心。
最近一次获得推理乐趣的体验，是和朋友玩《明星大侦探》官方合作的推理游戏App《我是谜》，多人游戏会比较像狼人杀，单人或双人游戏则是协同探案的模式，每个剧本都是一个迷你的推理小说，如果碰到好的剧本，玩起来还是很过瘾的。
看来，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探案推理这种夹杂着悬疑、刺激、神秘的智力挑战，永远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吸引着我们投入到一场又一场的精神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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