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偷听过敌台。
知道什么是敌台吗?尽管我偷听过,但当时却不知道敌台长成啥样。通常的说法是,敌台就是美帝,苏修,日本以及台湾的广播电台。还有人说,除了阿尔巴尼亚,朝鲜和越南,凡是境外的电台统统算是敌台。偷听敌台的要么是特务,要么就是阶级敌人,被抓住了是要坐牢,甚至要掉脑袋的。
很刺激对吧。
正式展开故事之前,不得不说一下蔡应律先生,是他的《从收音机到电视机》使我想起了我哥,我只是跟着我哥偷听敌台的。
我哥和蔡先生一样,对新生事物充满了好奇,且充满了占有欲。蔡先生当知青时,一年下来,分得现金70多元,竟舍得花43元去占有半导体收音机,如果我哥知道了,一定会引以为知己。从收音机到收录机,从收录机到音响到电视机,蔡先生不甘人后,一路领先。我哥呢,自然不会让蔡先生专美于前。1979年,电视机笃定就是奢侈品。那时尚未分家,我在工厂上班,俭省得很,中午在厂里吃饭,每天都要带一罐头瓶泡菜。经我哥怂恿,未经父母许可,哥俩从牙缝里抠出了250块大洋,购得一台孔雀牌9英寸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街坊邻居纷纷不请自来。清清静静一个家,从此成了公众场所,差点把我爸气出个好歹。至于收录机,洗衣机,电冰箱等等,我哥有钱要买,没有钱就找私人“按揭”,一律超前享受。我哥最得意的是洗衣机,当时全县只有五台,东芝,日本原装,我们哥俩一下子就占有了两台。头一回围观机器洗衣服,两家人,六颗没有见过洋机器的脑袋凑在一起,无比惊讶地看着衣物载沉载浮,又无比遗憾地认为先进得还不够彻底,衣服甩得只是半干,不能直接穿在身上。
好了,交待完前因后果,该进入“敌台”了。
当时文革已经由文斗转为武斗,而且已经由扔石头改成用汉阳造和机关枪,外面的世界危机四伏。我哥忽然提议,买收音机,电子管的,最好是红灯牌。我哥只负责提议,他怕挨骂,让我去告诉我妈。我早已习惯了被我哥当枪使,便去了。
“妈,给我们买收音机,红灯牌的。”
“啥子——收音机?还红灯!你晓不晓得好多钱?——啥子,六十多还不多?我的妈——六十多啊!”
“你不买算了,我们晓得出去武斗。”
我爸当时在五七干校改造,我妈要上班,再怎么严防死守,两个读初中的少年也是看不住的。得,花钱消灾,红灯牌就红灯牌。还真的买了。
我哥好奇心重,听收音机主要是不停地调台。他现在看电视也是这个毛病,一个劲地换频道,一晚上基本就是看广告。过了三天,我哥有了大动作:支天线。他说,好多台都收不到。
搭梯子,上房。爬上爬下忙了半天,又开始调台。这回,我哥显得无比兴奋,显得迫不及待。增加了天线,收音机似乎嘈杂多了,从前许多不曾有过的声音冒了出来。
“弟娃,”我哥停止了动作,向着我,一脸狂热:“弟娃,敢不敢偷听敌台?”
“敌台?外国的?”
“小声点!偷听!懂不懂?这个是秘密活动。敢不敢?”
“这个——”我眼前出现了我戴着脚镣手铐,被押赴刑场的画面。
“算了,量你也不敢。”
少年心性,最好奇,爱冒险,易冲动,最怕因胆小被人瞧不起。被我哥一激,热血一涌,脑袋一昏:“敢!哪个龟儿不敢!”
立即就敢了。
有回我哥提议偷看女人洗澡,明晓得传到我妈耳里会遭到毒打,我都“敢”了的。木结构墙缝,四五个人轮流看,一人看一眼。轮到我时,刚好能看到女人全裸的背面。眼前那女人就要翻面,却有人装怪,发一声喊,吓得大家一哄而散。幸好那女人没有追出来。
接着说敌台。敢了之后立即关好门窗,调低音量,细细调台。好多好多台呀!中央台,四川台,陕西台,湖北台——节目都差不多,就是蔡先生听到的那种“时代的最强音”。除此之外,还有噪音,还有嘀嘀嘀类似发电报的声音。好紧张。手心和鼻尖开始冒汗。能听见两个人粗重地喘气。
终于,听不懂的来了!俄语不像俄语,英语不像英语,而且也不是“米西米西”的日语。哥俩都很兴奋,脑袋几乎要拱进收音机。听了一会儿,不拱了,一齐感到失望。觉得这“敌台”实在太过分,既然你要让人家偷听,声音哪怕不怎么清楚,哪怕藏在噪音里,但总得让人稍微懂一两句吧。听了半天,最值得炫耀的是我们听到了各种外语。勾勾鼻子外国人哦!要是拿出去跟同学显摆——当然,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从事地下活动带来的刺激并不持久,几天以后,再调台就用不着关门闭户了。首先,不可能老听那些听不懂的咿呜呀呜,有那功夫还不如听“老子的队伍才开张”。其次,调台的过程中就算有人闯进来,也不会认为我们在听敌台;就算我们当真在听敌台,他听得出来那就是敌台吗?
有一天,我们终于收到一个声音特别清楚的、极有可能就是敌台的台,尽管听不懂,但是抑扬顿挫的感觉很不错。我哥说,说不定多听一会儿,就能听出点什么。便多听了一会儿,却不知道背后早已多了一个人,且已经听了好一会儿了。
“你们在听啥子?”
“……”顿时魂飞天外。
“听啥子听得那么专心?”来人问。原来是从西藏回来做客的舅舅。
“听不懂。外国的吧。”一看来人是舅舅,不怕了,装蒜。
“外国的——”舅舅哈哈大笑,“就凭你们两副颜色,听得懂外国的!瓜娃子,这个是藏语!西藏人民广播电台的藏语!”
好多年过去了,种种原因,没上过大学,成了被耽误的一代,
外语只会说“拜拜”。
想必被耽误的蔡应律先生和我一样,到现在都听不懂“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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