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关于古代中国史的研究都是在研究王权或是王权的催化物。
这实在不能算是一个十分具有创新性的观点，某种意义而言，其更像是某个被默认的事实真相。可以说，关于古中国的一切——王朝更替、政治制度、习俗文化都与王权紧密关联、不可分割。而王权自身的产生，更是一个无可避免的，在历史的发展之中必然的结果。
“王权”代表着什么？又是如何在历史的演进中逐步形成的？实际上，在“王权”诞生之初，其还未被如此命名。所谓“王”，无疑便代指着“统治者”。正是统治才塑造了所谓的“王权”，但同时真正的王权也只有在“统治”中才得以展现。而这也就意味着，在王权初具雏形的在任何一个由人构成的群体中出现时，其必定是肩负统治的地位与相对应的职责、责任的。这一点也是与后来在朝代演进中逐渐发展“成熟”的政治制度之下的王权最为不同的——此处我所指的“成熟”，仅仅是表达政治制度是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愈发完善，也愈发复杂的。但同时，更为稳定、完备、复杂的制度本身又塑造了另外的问题——其某一方面看似在竭力遏制极端权力的诞生，另一方面却又像是在给予其肆意妄为的空间——因为随着时间变化而愈发稳固的不仅仅只有制度，更有王权本身。这就如同是塑造一个从各个层面都稳定的三角形，即使已然以清晰的界限划定整个整体或是其中某一部分的范围，使各个层级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此固定，无法被绝大多数的不可控因素所打破、干扰，但三角形的最顶端部分——王权，正是依仗于三角形的稳固所带来的自身所处地位的稳固，从而表现出在规则之下，却丝毫不受其限制的行为。而这也就反向说明了，如果这样的一个象征群体的三角形未被清晰的划定，或是其本身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则王权也必定与其陷入同样的混乱之中。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历史发展的最开端处，在国家还未真正形成，所存在的仅仅只有看似从制度以及各个层面都十分落后而野蛮的“部落”时，反而有一如尧舜禹般的贤能君主与备受推崇赞誉的禅让制。因为，那时的“王权”是只有在统治地位中，在与其所统治的群体的互动中，不断尝试以其自身权力塑造更为坚固的“三角形”，塑造一个部族基本生存的“稳定性”，才得以被承认的。在上下阶层还未被明确划分，制度与边界也并不完整时，“王”的权力才是既受制于群体，也真正来源于群体的。
若以此处作为阐述王权演变历程的开始，那么王权在朝代更替、制度演进之下最终可能呈现出的面貌其实已然非常的清晰明了了。文明必然不会仅仅只停留在部落的阶段，其呈现形式必定会逐渐进化——部落，人数更多、更强大的部落，联合的部落，统一的联合部落，而后随着制度的诞生与修缮——国家。伴随着国家的形成，王权必然面临两种局面与抉择。第一种，在国家与已然不受限的权力的基础上继续选择以治理部落的方式治理国家，并继续采用不甚稳定的禅让制。第二种，打破曾经的局面——至于如何打破，其中还自有其变化规律，暂且不予论述。很明显，尧舜禹都依旧选择延传了过去的方式。“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惟尧则之。落落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 在制度与王权几千年来的并存和互相桎梏之中，我们总会习惯性的以为后世的王权之所以会逐渐腐化，是由于王权较于制度而言拥有更大的权力，所以才足以超越制度而形成极端的集权与专制的局面。但实际上，如今我们口中的“仁治”，正是以“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的方式达到的。反观后世之政治制度，随着每一个朝代的兴衰成败带来的不断的更替，总在想方设法的抑制、瓜分君主的权力，希望通过权力的细化而达到更为长久的统治，却已经忽略了所谓的“统治”，是仅有君主能够与其统治的群体产生良性的互动，并将自身置于统治的地位与职责之上才能够达到的。只有改变王权的运作模式，才能够改变一个朝代的寿命与发展。而王权作为封建时期中绝对的至高权力，却在禅让制的仅仅第三次运行时便十分意外却也不出所料的被以“世袭制”的方式定型，从此后千年的历史演进中果然再未有人能够对于王权进行任何改变。当然，这也与王权自身的不断壮大以及其对于一个稳固的三角形而言的必需性的逐渐减少、权力的逐渐增大的状况有关。所以从某种角度而言，世袭制的产生以及其所带来的王权的逐渐“腐败”是一个注定而必然的结果。
但其在“统治”层面的丧失难道于历史的演进与稳定、法治的社会建设而言都毫无益处么？世袭制取代禅让制，或许对王权自身的实行与存在价值而言是一次制度的退步，但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却在某种意义上可被称为是一种制度的“升级”。这一点又是从何说起的？其中关键还在于对于世袭制与禅让制差异的论述。禅让制作为一种制度，本身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其不稳定性。君主择贤而让位，但关于“贤”的定义本身便是一个问题。若是君主已做出了抉择，但官员民众却不愿承认此选择，要求另选贤能，又该如何是好？而此番情景果真便曾真实的发生在禅让制短暂的沿用史之中。“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而此故事甚至还有更为“阴谋论”的说法：“或曰：‘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以而夺天下，是禹名传天下禹益，其实令禹自取之。’ ”
可见对于禹传位于启一事，两个版本所记载的内容与其所表达的倾向几乎完全不同，但从中我们也可以清晰的认识到：关于禅让制的运行，事实上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且先不说我们所知的尧舜禹三者都是贤明之主，自然有治天下之能。且试想若其施行之中，但凡是某一代君主判断有误，便或将天下交入恶人之手。也如禹与益此例，若所选之人不足以服天下，亦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甚至有可能上演一次第二个版本的帝启即位。简而言之，世袭制比禅让制而言最大的特点与益处也就是在于固定了最高王权的继承方式，以完善制度的方式代替了尝试控制本身极不稳定的王权。但单是此种论述，明显不足以从理论的合理性方面解释世袭制得到延续的必然性，因为目前为止的所有论述，甚至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被称为是建立在已知错误基础之上的论述。一方面，世袭制相比于禅让制确实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明白的是——一切关于王权的制度的演变，其中核心原因与根本并不在于制度，而是在于王权本身。所以自这样一种绝对权力诞生，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得以运行开始，关于王权的讨论就应当结束了。至此以为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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