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丨海瑞罢官（10—38）

第三十八回：海瑞罢官：姚文元蓄谋批吴晗  戚本禹攻击翦伯赞

【导读】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的一部历史剧《海瑞罢官》受到批判，“文化革命”由此揭开了序幕。

一、从《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两个整版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文章说，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他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姚文元这篇文章，矛头直接对准的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59年4月5日，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针对当时干部中普遍存在的浮夸不实，毛泽东说要学海瑞“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要敢于讲话，还指示胡乔木，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

会后，胡乔木找到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吴晗是明史专家，他写的《朱元璋传》曾得到毛泽东的好评和鼓励。胡乔木把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的讲话告诉吴晗，并请他为《人民日报》写有关海瑞的文章。

于是，吴晗就在《人民日报》上以刘勉之的笔名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意犹未尽，他又接着写了《论海瑞》。完稿后，吴晗亲笔工楷抄清、经胡乔木修改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其后，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又约吴晗写以海瑞为主角的戏。吴晗本来不会写戏，但盛情难却，于1960年底写成新编历史京剧《海瑞》。1961年初上演时，剧名根据友人蔡希陶的意见改为《海瑞罢官》。此剧上演后，毛泽东还接见了饰演海瑞的演员马连良。

按规定对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和著名学者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应该事先同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打个招呼。姚文元点名批判吴晗文章的发表，无疑是对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的一次突然袭击。在此情况下，邓拓立即请示在外地的彭真，彭真答暂不转载，待他回京后再定。

1965年11月下旬，彭真返京。在听取《红旗》杂志的汇报后，他指示：“中央报刊是否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还要再考虑一下再说。”两个星期过去了，北京报刊仍未转载。毛泽东下令出小册子，于是上海出了该文的单行本。由于不明真相，北京新华书店并没有立即表示订购。

在双方僵持的局面下，周恩来出面协调，彭真不得不同意转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文转载。

12月8日，《红旗》杂志1965年第13期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不指名地攻击翦伯赞的“反动历史观”。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关锋等人谈话说：”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真于1966年2月3日，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讨论。会上彭真指出，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康生在会上主张谈吴晗的政治问题，要组织队伍，积极地写批判吴晗的文章。会后，彭真不顾康生的反对，主持起草了《汇报提纲》。

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审阅同意。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常委会决定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到汇报后，同意以中央名义下发。2月12日，中央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二、江青文艺座谈会上纪要

1962年，江青曾找中宣部、文化部的陆定一等人谈话，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遭到了拒绝。1964年，她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文章，又遭到拒绝。1965年2月，她跑到上海找张春桥，在柯庆施的支持下，由姚文元着手撰写了这一批判文章。

可是文章发表后，北京方面先是迟迟不予转载，后来虽然勉强转载了，彭真等人又想方设法使其限定在学术讨论的范围。于是，江青转而找到林彪寻求支持。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到苏州见林彪，提出由她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于是，叶群奉林彪之命通知了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2月2日，刘志坚一行从北京飞抵上海。座谈会后形成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毛泽东对《纪要》作了三次修改后定稿，并在“纪要”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这一加就提高了“纪要”的分量，也提高了江青的地位；因为江青在部队没有职务，毛泽东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就名正言顺了。中共中央将之转发全党，要求认真讨论、贯彻执行。

《纪要》认为，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因此，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接着，毛泽东在上海接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批评“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说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还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三、《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受到批判

3月31日，康生回到北京，向周恩来、彭真详细地传达了毛泽东几次谈话内容。《人民日报》等分别发表了原被中宣部“扣压”的文章。即戚本禹的《〈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等文章。

文章中说：吴晗1959年6月写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开场锣鼓”。吴晗用“兵部尚书”的历史人物来影射，并特地注明，“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长”。

于是，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文章。《三家村札记》是1961年《前线》刊物请邓拓开辟的一个杂文专栏。当时，邓拓约历史学家吴晗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轮流撰稿。

1966年3月，毛泽东同康生等人谈话中点名批评了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攻、声讨“三家村”的恶浪。5月18日，邓拓含冤自尽。

吴晗，原名吴春晗，浙江义乌人。建国后，吴晗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49年11月，吴晗在访苏途中听到，自己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他立即电告周恩来总理，希望不要让他当副市长。回国后，周恩来亲自找他谈了一整夜，吴晗才接受了任务，调任北京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工作。

四、翦伯赞自杀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后，《文汇报》的记者便来采访翦伯赞。翦伯赞严厉批评姚文元是“打棍子”，是“给吴晗扣政治帽子”。于是“学术讨论”迅速演变为政治上的大批判。翦伯赞被扣上“反动权威”的帽子。当时已经68岁的翦伯赞被关押。

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他还以翦伯赞、冯友兰为例说，今后在生活上可以适当照顾。

北大军宣队在向冯、翦传达了“最高指示”后，便把翦氏夫妇迁移到燕南园的一幢小楼，独家居住。他俩住楼上，派了个为他们服务的工人杜铨住楼下。可是没过一周，灾祸又一次降临到翦伯赞头上。具体罪行之一是曾与蒋介石勾结。三十年代在蒋介石、刘少奇之间周旋的人，就是翦伯赞等人。于是，他又成为刘少奇专案组搜取有关此事证据的重要人物。

12月18日晚，寒冷的北京，未名湖畔，70岁的翦伯赞和夫人戴淑婉双双服下过量“速可眠”，离开了人世。二人穿着新衣服，合盖一条新棉被。在翦伯赞所着中山装的左右口袋里，各装一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翦伯赞，湖南桃源人。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40年，冯玉祥随民国政府西迁到陪都重庆。当时，冯玉祥便不时请翦伯赞来上历史课。一次，蒋介石不期而至，冯玉祥连忙站起来说：“今天是我请翦伯赞教授给我们讲历史课。”说着便将他介绍给蒋介石。蒋连声说：“你继续讲，今天我也是来听你讲课的。”谁知翦伯赞却说：“对不起，现在已经到了下课时间。”这个广为流传的段子一向被视为翦伯赞学者风骨的典范。

1978年8月，翦伯赞平反昭雪。第二年，在翦伯赞的追悼会上，摆放在会场前方的骨灰盒里，只有三件物品：翦伯赞的老花眼镜，冯玉祥曾送给他的自来水笔，他们夫妇的合影。一代大学问家，连骨灰也没有留下。

斯人已去，往事并不如烟。正如著名作家夏衍写的《整人诗》中所说的：“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此诗原系清代《剃头歌》转化而来：“闻道头须剃，而今尽剃头。有头皆可剃，不剃不成头。头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