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颂》：一部中国知识分子身世的寓言

文/夏国祥

著名作家阎连科的《风雅颂》[ 阎连科：《风雅颂》，《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第2期。]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争议。其中一个争议的焦点就是，文中反复出现的、极其容易使人产生丰富联想的语汇，如“京皇城”、“清燕大学”、“无名湖”等，是否有真实的影射对象；另外文中或猥琐、或卑鄙的大学教授群像更容易使人怀疑作者对高校知识分子抱有成见。这是否就意味着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有某种实际的影射，甚至是一种可以逐一对号的人身或至少也是对某一类型人群的攻击呢？
作家通常是不大喜欢严肃的文学批评家的，文学批评家总是试图挖掘作品表层结构下面所蕴藏的作者的内心隐秘，而这多少有点像“三国”里杨修犯曹操的忌讳一样，是多半要招作家的讨厌的。大多数文学批评家都是大学教授，那么阎连科是否因为自己在个人生活或者是文学交流中受到过某些大学教授的“伤害”，才写出了这样一部引人遐思的作品呢？坊间曾流传，据说这些教授似乎最可能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的。
不过其实这些并不重要，一部作品的真正价值和意义要想最大化，无论对其他人还是对作家个人，都必须以产生的社会效果为标准。实际上，一个真正明智的作家也许会受到人事的影响，但是却也绝对不会耗费自己的大量精力引经据典，只不过为了取得一个大炮打蚊子的效果。
有鉴于此，与其说《风雅颂》是一个个人攻击的文本，不如说是指向群体攻击的文本，具体说来，所谓攻击就是攻击广大处于某种程度的水深火热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需要指出的是，攻击虽然是攻击，但是这种攻击却是鲁迅对于阿Q的那种“悲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攻击，本质上是指向的是对现有知识分子体制的攻击，是对不公正的现实社会的攻击。
作者实现其目的的方法，从艺术形象具体化的角度，就是通过塑造杨科为代表的这样一个高校知识分子的典型来为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画一张漫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阎连科坦诚，风雅颂是他的精神自传。这未必不可以看成是他的肺腑之言。阎连科作为一个当代作家本来就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而因其作为作家的多愁善感，他对于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当然也有更深刻的体悟和感想。
诚然，杨科的形象并不存在于现实生活，要想找到一个和杨科完全相同甚至类似的人物是不可能的，杨科教授也是不可能用完全吻合的方式代表所有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我想大多数知识分子，只要被不作品文本表面上的卑污化所迷惑从而变得不敢正视自己和杨科，唯恐被人家对号入座，就不难发现杨科总有一个胳膊、一个大腿、一张脸或者一个鼻子是和自己相似的。杨科的身上凝聚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众多特点，无论是喜剧化还是悲剧的化的。杨科的命运不是别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貌似风光而处处掣肘，衷心痛苦而又灵魂空虚的真实写照。“我”，明为杨科教授，替代为作家杨科、杨研究员、杨工程师、杨医生……也未尝不可。
正因为如此，《风雅颂》不妨可以被看成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现状的一个寓言。这部小说的标题“风雅颂”，如果被理解成“大学教授杨科的爱情、职业和理想生活”的话，就不难洞见书名中所蕴含的象征和反讽意义了。“风”在《诗经》的主旨是“爱情”，“雅”在《诗经》中表现的是庙堂，而“颂”诗是用于宗庙祭祀场合，具有某种宗教用途的性质，未尝不可以理解成与理想生活有关。
那么作者所创造的寓言化的故事情境究竟是怎样的呢？杨科、或者说杨科们究竟活成什么样了？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究竟是不是和作者所写的一样呢？如果中国知识分子果真过的是那样一种生活，其原因又何在？
还是让我们进入杨科的生活世界吧——
不自由的人生
在物质生活的层面，杨科度过的是一种不自由的人生。为了生存，他一直违心地过着一种出卖灵魂的日子。
杨科早年为了留校任教，有一个光明的前程，遗弃了订婚的情人付玲珍，和导师的女儿结婚。不过为了生存而选择的政治婚姻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赐予杨科幸福。
作为大学教授的杨科，深受行政体系统治压迫之苦。杨科教授所专业研究的诗经学的地位如何、能否给学生开课、作品出版能否得到支持、以及职称的升迁甚至教职的存在与剥夺等等职业甚至个人生活的大多数方面，完全都掌握在副校长李广智的权力手掌之中。杨科见到李广智几乎是连大气都不敢喘，因为对方掌握着自己的生杀大全。
其实这种种描述并非虚构，对应的正是高校内行政体制对于教学和科研体制的完全支配。而且，这种屁股指挥大脑的怪现象在当今中国也不仅仅是高校知识分子可以独享的优厚待遇，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也莫不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其实只有一个道路，就是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应该说中国学术界甚至文艺界，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甘于做一个纯粹的专业技术人员或艺人，一旦有所成就就都想靠近组织，谋个一官半职干干，而没有完全献身科学和艺术的精神，好像纯粹搞艺术或者科学，显得自己没本事一样，导致中国人都不重视或者说只重视短期的功利性的学术和艺术，和这种行政体制控制压迫知识分子的现状是有很大关系的。没什么奇怪的，是个人都是想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想出人头地，而不愿意做了很多事情还要点头哈腰地要别人肯定自己是否有价值。小说中的副校长李广智象征的就是那些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做官的高校知识分子。
《风雅颂》中的杨科教授却不是一个官迷和禄蠹，也许是因为性格或者其它的原因，反正他连被迫的官迷和禄蠹都不是，他所象征的是那些不想做官而只想搞学术、搞艺术的知识分子。他就想静静地呆在书斋里搞他的诗经研究，有了成果就出书发表，平时给学生讲课，陶醉在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中。这种与世无争的具有老庄哲学倾向的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其实是不占少数的。这样的要求难道也过分吗？
可惜权利从来都是争取来的，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被别人慷慨赏赐的幸福。要是你不幸并没有力量和志愿获得权力，成为行政的官僚，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就免不了在各个方面受人蹂躏，从而使自己在精神上陷入巨大的痛苦和煎熬之中。要么压迫别人，要么被压迫。人们所面临的生活常常没有中间道路，而只有两难的选择。出卖了灵魂的杨科并不能得到精神上的安息。
备受煎熬的精神
杨科的妻子赵茹萍和副校长李广智通奸一事，其实是象征了知识分子生活的另外一个侧面，就是精神世界上的被强奸状态。行政体系不仅在物质的层次对知识分子进行重重的压制和盘剥，在精神层面上还是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控制。这样没什么奇怪，任何统治者都不会甘心放弃手里的权力，稳固自己的权力的一个手段就是要从精神上控制住甚至整垮潜在的竞争者。
其实，我们发现杨科和赵茹萍的命运其实是一样的，他们都受到行政体系的代表李广智的支配和影响。事实上，赵茹萍从一个图书馆官员，最后成长为大学系主任，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和副校长李广智睡觉。睡觉只是一种性贿赂，一般可以窥全豹，要是你不幸是个男儿身，而且就算是个女儿身，但是长得非常难看，性贿赂的条件还有待来兹，要是还想办事的话，一般来说，恐怕就得点点钞票了吧。
赵茹萍象征了做官的知识分子和搞学术、艺术的知识分子以外的第三种知识分子，就是依附于权力体制的知识分子。赵茹萍和杨科被压迫的命运是相同的，但是一个选择了向当权者献媚的方式取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结果成功了。在她的内心深处是否真的认同和喜欢李广智呢，她到底快不快乐，满意不满意自己的生存状态呢？小说中没有深入挖掘。但是从杨科追问赵茹萍，李广智能否给她性高潮一事来看，显然至少作者阎连科是认为她的内心深处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也是宁远不非如此不可的。
杨科选择的是另一条道路，也就是靠自己的专业技术，研究诗经学来求得社会和行政体系的认同，但是实际上以李广智对他的成果，无论是论著《风雅颂》还是诗经古城的发现，都采取了不予承认甚至利用盗窃的态度。这实际上象征了知识分子走纯粹学术或者艺术道路的失败。面对被强奸的命运，是想赵茹萍那样坦然接受享受快感，还是像杨科一样继续保持同行政体系的疏离呢？
杨科保持了自己一个方面上的纯洁，可是他却无法在自己所希望的学术道路上获得承认，因为毕竟比起掌握着大量资源的行政体制来说，个人太渺小了，这样他自然就痛苦，也就是说他无法摆脱精神上被强奸的命运。人在面对不可改变的命运的时候，其实只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反抗，一种就是忍受。
杨科实际上是忍了很久，但最后终于没忍住。撞破妻子和副校长的奸情，这个绿帽子实在太大了。
无力的反抗
杨科其实是一个很能忍耐，而且忍耐到窝囊地步的人。当他突然回家发现妻子正在和校长李广智巫山云雨的时候，令人可笑可气的是，杨科非但没有表现出任何应有的爆发，反而扑通一声，惊天一跪（原文：我跪得猛烈而有力，像倒下的一棵树要征服一座山），血性全无。其实最简单的理由就是，平时“打”怕了，虽然好不容易自己正确了一回，但是也鼓不起反抗的勇气。
这无疑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担的知识分子的可悲生存现状的反映。是的，你想住一个更好的房子，可是要是你还没有搬出这个房子的话，你怎么能够把这个房子推倒重建呢？中国知识分子被定位成一个阶层似乎也不无道理，因为他们实在是缺乏独立生存的力量。作者描写到，就是杨科逃离京皇城，在老家和老乡、小姐们周旋的时候，他仍旧要依附单位的工资卡。小说要真实，就不能违悖生活的细节，而生活的细节就是真样残酷。
杨科唯一一次有担当的反抗，是当学生宿舍面临沙尘暴的威胁时，无意中（！）被拉去和学生站在校门口抗议沙尘暴，结果被宣传出去，成了败坏学校名誉的“罪魁祸首”，终于被逼迫去神经病院接受治疗。
可是杨科也是一个人，就算这么窝囊，物质层面没出路，精神上受强奸，人还要生存，所以他就必须有理想寄托。
返回民间的失败
杨科从精神病院逃回家，发现这个家已彻底被别人占领，再无他的立足之地。于是他风尘仆仆，奔赴多年前被他遗弃的老家——耙耧山脉，寻找初恋情人付玲珍。此时他的父母已双亡，家被邻居当成了猪圈，不过杨科到底还是找到了他的家，教授的身份和丰厚的工资使得他在老家重新盖起了房子，得到了同乡的尊敬和帮助，一面在以经营性交易为主的“天堂街”找到了新的寄托。在玲珍死后，他又对玲珍的女儿小敏产生了肉体的思慕。
杨科返回故乡和小姐们在一起，象征着返回民间，对早年恋人的寻找，象征着对理想的追求。知识分子的返回民间其实是要和人民结合在一起，通过对人民的启蒙，使自己和觉醒的人民融合在一起，从而实现自身和人民的双重救赎。
不过杨科的救赎之路并不平坦顺利。
当他回到家乡时，记忆中美好的玲珍已经衰老得令他无法相信接受（唉，爱情毕竟还是要附丽于美貌！），而且两次结婚又一对丧夫，最后更因吃多了安眠药而死；玲珍的女儿小敏并没有因为杨科的辅导而突然变得聪明起来，考不上大学就嫁给了一个木匠；村人们以杨科去“天堂街”潇洒过了不在好意思回来为理由，纷纷跑去杨科家拆房子搬东西；那些杨科苦口婆心劝阻给钱的小姐并无一人因他的“赈济”、劝阻而从良，倒是有人告诉杨科自己喜欢与男人干那事……
看来民间并没有人需要杨科救赎。
话说回来，就算是有人需要又当如何呢？窝囊的杨科、手无缚鸡之力的杨科、虚伪的杨科，其实是谁也没救赎，谁也救赎不了的。杨科给与小姐们的那几百块钱显然是不够从根本上解决那些那些小姐的经济问题的，经他摸顶的小孩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
丧失了几乎一切出路和希望的杨科似乎只剩下了唯一的一条出路，那就是堕落。
自暴自弃的堕落
随着杨科在“天堂街”的行迹暴露，绝望的杨科又掐死了小敏的新婚丈夫李木匠，他只好向耙耧山脉深处逃去，却无意中发现了“诗经古城”和被孔子删节的《诗经》古诗。
杨科以为这一次可以将功赎罪了，就鼓起勇气回到清燕大学，却发现自己和赵茹萍的家已换了地方，妻子要求离婚不说，并且已经和已经升任校长的李广智公然住在一起，甚至合谋剽窃了他的《风雅颂》。杨科想用自己的新发现以及校长和自己的妻子的不正当关系与行政体系谈判，却不料学校领导集体表决再次一致同意将他送进精神病院。——此时此刻，李广智已经是一把手了，一把手还有什么顾忌呢！这真是入木三分的生活的真实。
他只好第二次逃亡，带着因扫黄打非逃离天堂街的小姐们和一些脱离体制的教授们，在诗经古城过上了男欢女爱的乌托邦生活。或许，在作者的心里，并不仅仅将这种生活看成是堕落，也寄予了一种对学术体制改革、甚至未来社会改革的理想。其中按照撒尿远近、高低来安排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似乎反映了作者期望按照能力大小来规范世界秩序的社会理想。或许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作者也并不曾天真地幻想过一个绝对平等完美的天国，而仅仅只是期待着竞争规则的公平。
《风雅颂》在表现手法上总得来说也存在一些瑕不掩瑜的缺点。首先，作者将教授的生活和小姐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显示了生活面的狭窄，一方面暴露了创造力的不足。
同时和小姐生活联系在一起，固然可以起到讽刺某些知识分子表面上道貌岸然，内心中肮脏卑下，背地里男盗女娼的生活，不过我觉得这并非作者主观上的主要目的，增添一个并不十分新颖的愤世与逃离主题小说的可读性，满足一般读者的窥视的阅读欲望，才是作品中意欲将杨科和小姐们联系在一起的真正原因。同时在一个小说不太走红和炒作横行的时代，作者有意识地选择异类和非庙堂性的题材，故意引起争议，以求得关注和评论的渴望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在作者将文本置于一个相对的在正统意识中看来十分低俗的社会环境中时，作者本身意欲表达的深刻的意义也因此被消解和削弱，变得不再义正词严。或许在一个世无英雄的时代，作者并无意塑造一个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的主人公，因为那样正是违背我们的时代精神和生活真实的。或许用相对的卑贱的形象来包装自己的深层次的精神诉求，使之显得更加不类似于诉求，变得沉潜而耐人寻味，将更有利于规避意识形态监控和人事的纠纷。通常以为作者笨拙的地方，可能正是作者城府深沉的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