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会谈到“法治”或“法制”，会说“依法治国”或“以法制国”，但具体含义未必了解。我个人也是如此，开始根本弄不懂有啥区别。随着不断自我启蒙，主要是读了西方思想启蒙运动时期一批思想家的作品，才开始有了点认识，有恍然大悟的感觉。
先说法治，简而言之，就是法的统治，对应英文是Rule of Law。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上帝是超自然超人类的自然和社会秩序的主宰。国王及其政府是人世间或社会秩序的维护者。那么国王是不是可以靠自己的意志来维持社会秩序呢？虽然西方基督教的力量一直强大，分享部分社会权威，与王权互相制约（此消彼长不断演变）。一度王权强盛时，国王也有点忘乎所以，俨然以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自居。后来，以英国大宪章（1215年）为标志，到光荣革命（1688年），英国率先解决对王权的边界划定问题。宪章就是这里的“法”。它的位置在上帝之下，国王之上，即国王也要在法的统治之下，不可任意胡为。
从中可以看出，法的统治，根本上是限制王权的，普通的百姓当然在王权为管理社会而制定的规则的规制之下，但这不是重点。因为，百姓的很多行为是个人行为，不冒犯他人，不影响社会，国王也管不着。
这是从思想传统方面的形成过程，就是王权不可任性的意思。所以，看大宪章，看美国联邦宪法，全是消极措辞，“不可”“不能”，就是限制王权，限制政府。
西方思想家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思考，进行逻辑推演，提出了一些假说。都能自圆其说，但人无法验证。因为人类自己的行为规则，不是遵循逻辑制定的，而是因循传统，逐渐演变的。所以，不同的社会形成不同的文化。文化在碰撞交流中才互相交流、学习、借鉴。
其中一个假说就是自由主义。最著名的思想家就是约翰·密尔（穆勒）。他写了一本名著《论自由》，这本书是自由主义的经典。翻译到中国也比较早，译者是大名鼎鼎的严复，他算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和谭嗣同、梁启超齐名。他对书名的翻译也非常好，叫《群己权界论》。我认为是精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要义。人是生而自由的（这个是公理，不需论证，也无法论证，而且还不符合直观常识），每个人都是。但又是社会动物，必须生活在社会（群）之中。在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如果任何一个人想要完全的自由，那必然损害了其他人的自由。所以如果每个人都完全自由，也就每个人都得不到自由。怎么解决？
虽然人是相互依赖的，但也不是时时事事相互依赖。人的行为中，有一部分是只跟自己有关的，有一部分是影响到别人的。所以，存在一个边界，即个人和社会（群）之间的边界，在个人这一边，个人可以完全自由，在社会那一边，大家都遵守共同的规则，做到既尽可能满足自身要求，又最大程度减少对他人的伤害。这个边界，就是自由的边界，就是群与己之间的界限。
穆勒的书就是试图告诉人们这个边界是什么。
还有一个假说就是社会契约论，提出者是法国的卢梭。每个社会都有一个管理者，没有的话社会很难运转，势必一团糟，这刚好体现了社会当中人与人的相互依赖。人类社会组织发展到高级阶段，就形成了国家，国家一般都有一个政府（国家的管理者，也有短暂的无政府阶段）。那么政府管理社会的权力来自哪里呢？卢梭认为，来自于人民的授权，来自于人民对政府的委托（契约）。人民整体拥有自己的主权，但这个主权无法自行行使，于是授权一个政府具体行使。一旦授权完成，人民的个体就成了政府管理的对象，就要让渡自己的一部分主权，以便政府可以行使社会管理的权力。
这一学说隐含了两个含义。一是，既然人民让渡了一部分主权，授权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完成人民的委托，人民就可以收回授权。罢免现政府，重新选举组建新政府。二是，既然政府的社会管理权限是人民所委托，那就有明确的授权范围，政府不能越过授权，或自己扩大授权范围，或自己对自己授权。而且还要有授权期限。
当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自由主义在某些部分是抵触的。自由主义是消极的，卢梭则是积极的。他认为，人民的大多数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个体是微不足道的，是应无条件服从大多数的。所以，他反对个性的独立，认为个体要无条件服从整体。个体如果不关心集体利益，是可以被惩罚的。自由主义则不是，个体可以不关心集体的事，只要不违反公共利益，是不受强制的。
而且历史地看，人类社会中部落、城邦和国家的出现，绝大多数并没有形成契约的过程。权力在最初形成的时候，往往是强制的，作为构成元素的社会单位是被迫加入更大规模的社群的，即用武力征服或武力威慑的手段。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借助宗教（观念的社群）等力量并受其制约，双方博弈的结果，才演化出宪政法治。
在东方，由于皇（王）权出现早，发展成熟，且作为制约力量的宗教不够发达（儒教成为皇权的驯服工具），于是专制的历史顽固而悠久。
19世纪中叶之前，东西方的交流较少，两种文明各自发展。之后，工业革命带来人类技术力量的跃升，生产效率大幅提高，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大肆扩张（对其他非发达文明的扩张早在15世纪末发现新大陆之后就开始了），导致两种文明的碰撞、冲突。
不同文明的接触对人类自身的发展总是好事。东西方文明接触、冲突、碰撞之后，立即显现了优劣差异。所以，印度和东亚、东南亚（韩国、日本、泰国、菲律宾等，包括台湾地区）在政治制度上被西方宪政民主所同化（日本当然是被动的，韩国也算）。但总之东方文明国家的宪政民主运行仍在试运行阶段，不是很好，我认为主要是文化惯性的原因，东方文化中，自由主义的理念并不深入人心。
为什么现代化从欧洲最先开始？而东方文明此前较为发达？我的浅见认为这是两种不同模式的长跑的结果。集权是容易集中力量（资源和智慧）的，所以容易产生高级的东西。但集权之下，单个个体的境况并没有优势（中国的唐宋时期的农民生活水平并不好于欧洲同时期的平民）。分权的体制更有利于个体的发展，但个体的发展最初由于缺乏秩序，容易造成相互消耗（欧洲小国小邦之间两年征战），但当他们找到有效的和平共处途径（宪政和民主）之后，个体自由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各种创新、发明，人类科学技术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认识从广度和深度极大扩展了，人类从蒙昧状态进入现代化阶段。这其中主要的贡献是西方文明，东方文明几乎没有贡献。的确非常遗憾。当然，长期的集权也给人类留下一些建筑奇迹（如长城），相对稳定延续的文化也积累了很多成果（东方音乐、舞蹈、绘画、书法、诗词、美食等等），也很有价值，很多西方人非常喜欢或享受东方艺术。
回顾人类发展历史，常慨叹：上帝（非宗教所指人格化的上帝，或曰上天，指自然）创造了人这一自然主宰、万物之灵，却没有将人类群体活动规则内建于此一物种的基因之中，如同他对其他万物做的那样。这一方面造成了人不受约束，飞速发展（飞速消灭其自然竞争对手），一方面构成自我抑制，不停内斗消耗（宗教、国家竞争、冲突）。想不通人类有思想，让他如此伟大；也想不通人的思想可以如此不同，因观念差异不惜你死我活。
迄今为止，人类算是摸索出了一套自处之道：宪政与民主。至少目前看，没有更好的选择，当然这还远未成为人类共识。宪政划定群体和个体的界限，保护个体的自由又同时维护群体的秩序。民主来保证管理群体事务的权力和平轮转，避免权力争斗造成自我消耗。
为使中国同胞容易理解，可以不太恰当地以有限责任公司这一组织形式来类比人类社会。公司有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决策机构-董事会，还有执行机构-管理团队，这一套机构的职能是维持公司运转，对象只能是公司事务。公司股东的个人事务与公司事务是绝对隔离的。即使是股东大会也无权对股东的个人事务指手画脚，更不用说董事会和管理层了。
公司是股东的，但公司事务不可能由股东全体进行管理。所以，决策用投票方式（委员会决策，就是民主，不过不按人头，而是按股权），避免人人都管事实上无人在管；执行用团队，为的是提高效率，避免只议不决、决而不行。公司章程相当于宪法，规定了股东及股东大会、董事和董事会、管理层等的权力义务边界，超出公司事务范围的，如股东的个人事项、股东的股权处置，公司机构是无权管理的，公司章程都不可能对股东个人事务做出任何规定。这个是不言而喻的。公司事务的决策，是民主的（股权多数决定），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相当于议会。公司事务的执行是管理团队的职权，相当于国家的政府。当然，美国略有不同，政府首长也是选民直接选举（相对于通过选政党间接决定首长而言，并不是指选民直接投票）。
这里的公司事务是类比公民的公共事务，如社会秩序、公共设施、国防、外交等。由于股东往往不是公司的职员，不参与公司运营，所以法治和民主较好理解。但社会是不同的，每个社会成员都在社会之中生活，相当于公司的全体股东（而且股权都相等）同时是公司的全部雇员（当然也还不完全类似，因为全体雇员下班后的生活也不属于公司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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