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当代青少年问题》之七摘录及其批注】
有时候各种不同的政治性秘密组织，能够而且确实不仅利用了任何青年一代寻求新主义的那种忠诚的“确实的”需要，而且还利用了那些完全想要发展任何信仰的需要而别剥夺了的积累起来的愤怒。社会更新可以利用并挽救社会病态，正如个人的特殊天赋可以与神经症联系并挽救神经症一样。然而，青年期作为一个中间状态，一切年轻人的忠诚、勇敢和机智都能为蛊惑者所利用，而一切思想意识上的理想主义保持着青少年所特有的成分，这种成分在历史现象发生变化时就仅仅变成了托词。
——不为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是青年人成熟的标志，但有时也起到积极的作用。
忠诚就像有纪律的献身那样，能在青少年所从事的各种经历中获得，只要它们能显示出青少年所要参与的那个时代的某些方面本质——如传统的受益者和捍卫者、工艺学的实践者和发明者、道德力量的更新者和变革者、破坏旧事物的反叛者和那些有狂热信仰的偏离者。这至少可看成是心理社会进化中青少年的潜能。如果这听来可能像是任何青少年唱高调的自我妄想的合理化认可、任何自我放纵冒充的热忱、或者是对盲目破坏的任何正当借口，则至少可以使随之而来的巨大浪费像任何其他人类适应的机制那样容易被人理解。如前面所提出的，我们对于这些浪费的过程，只有在“临床上”把青年的现象追溯到幼儿期发生的事件归结到驱力和良心的两分法，才能部分的得到进一步的理解。我们也必须理解青年期在社会和历史上的作用，因为青年的发展包含了与重要人物和意识形态力量的一套新的自居作用过程，从而使这新的自居作用接受了年轻心灵的力量和弱点。
——青少年的反叛行为可能喻示着其内在的潜能，同时又是一种新的自居作用。人就是在相对峙的行为中发展着，恰如阴阳的共在。
在青少年心中，生命史和历史是交叉的。个人在他们的同一性中得到证实，而社会在其本身的生活方式中得到更新。但是这一过程中包含了一种青年思维方式和对人类历史和思想前景的青春热情的永存，还包括了一种成人礼智与理想主义信仰之间的分裂，这在政治和宗教的演说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生命史是个人的，历史是人类的。人的成长中没有分裂与热情，很难真正同一性。同一性与其说是自我的统一性，不如说是人本质性的捕捉。
在第二章已经指出，历史的各个过程在儿童期就已进入了个人的核心。过去的历史一直活在理想的和邪恶的原型之中，它指导着双亲的意象，为神话故事和家庭传说、迷信和闲谈，以及早期识字课本的简单故事增添色彩。历史学家们一般不重视这一点，他们只叙述那些独立存在的历史观念的斗争，而不关心这一事实，即这些观念渗入到各代人的生活之中，并通过年轻人的历史意识的日常知识和训练而再现：经过宗教和政治的、艺术和科学的、戏剧的、电影的、小说的等神话制造家们——所有这一切都是无意识的、负责不负责的对青少年所吸收的历史逻辑作出了贡献。现在至少在美国，我们还要加上精神病学和社会科学，在全世界还要加上报纸，它强使一切重要的事情公开化，并加上报道的歪曲和编辑的反应。
——孩子的观念，一部分是潜意识的遗传，集体无意识；另一些则是社会文化的影响。
我们说过，进入历史，每一代青少年都必须找到与他自己童年相一致和与能看得到的历史过程的思想前景相一致的同一性。但到了青年期，儿童时代依靠的台子慢慢的转动了，已经不再是仅仅由老人来告诉年轻人生活的意义了。现在是年轻人通过他们的反应和行动告诉老年人，呈现给他们的生活是否大有指望，正是青年人有力说服那些想要说服他们的人，有能力复兴和改革，抵制那些腐败了的东西，以及革新和反抗。
——青少年的发展与其童年经验息息相关，这塑造了人的个性；同时青少年的共性就是复兴和改革，把人带向更远。
由此便有了些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与青年一致”的“青年领袖”。我曾说过，哈姆雷特是一个夭折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领袖。他的戏剧综合了形成成功思想领袖的一切因素：他们常常都是些后期青年，把他们延长了的青年期矛盾变成感人的超凡魅力的两极，有着深沉矛盾的人通常具有不可思议的天赋和运气，他们用这些给整代的危机提供了他们个人危机的解决——正如沃德罗·威尔生所说的那样，常常爱上“大规模活动”，常常感到他们的一条生命应当放在所有的生命中去计算，常常使他们作为年轻人而心绪不宁的是一种诅咒、一种崩溃、一场地震、一次雷电——总之，是一种对他那一代和许多下一代人共有的启示。他们都被选中了的、违反了他们意愿的谦虚说法并不排斥一种对普遍权力的希望。50年后，克尔凯郭尔在他的精神独白的日记中写道，“全世界会谈到我的日记”。并没有必要带着一点儿胜利感，他可能已经意识到即将来临的群众意识形态的死结将会引起为类似于孤立、存在主义的思想意识做好准备的真空状态，我们应当研究思想领袖们对历史究竟做了些什么——到底他们是先追求权力然后才面临精神上的不安呢，还是先有了精神上的毁灭才去寻求普遍的影响。他们的回答往往归结到各个转折时期——由于新发明和武器带来的危险，从儿童期典型的时代创伤所引起的焦虑，对自我局限存在的恐慌——使人们，尤其是青年人不安的更为广泛的同一性这一标题之下。
——青年的领袖善于用自己的行为为整个一代人乃至几代人做出问题解决的榜样。
意识形态在过去也包含了一种伦理的纠正，但是一种新的伦理学最终应当超出意识形态和工艺学的联合，因为最大的问题将会是人怎么在伦理和生殖的立场上限制对技术广泛扩张的利用，即使他能在一个时期内提高声誉和利益。
——哲学-思想-意识形态-伦理规范，我理解这是过渡的过程。其实这几者本该是一体，但往往是具体化的东西就僵化了，很容易丧失内在的原则。只有那些智慧的人才能在某些关键时刻突破常规的伦理规范而保持或保护生命的活力或者创造力。另一方面，科学在发展的同时也弱化了人的主体价值，或者说创造的价值，当人服膺于科学的神秘与伟大时，人的内在价值，也就是本有的丰富性和创造性就会丧失。
道德规范的生存或迟或早可比自身更为经久，伦理学却绝不可能：这是因为对同一性和忠诚的需要，随着每一代再生所致。道德在道德的意义上可以以迷信和不合理的内在机制为基础表现出来，事实上，它从来就动摇着一代一代人的伦理结构。但是旧的道德只有在新的和更为普遍的伦理学盛行时才逐渐消失。这种智慧是许多宗教力图用语言传达给人的。他顽固的墨守着这些仪式化了的语言，即使他仅仅只能模糊的理解他们，并在行动上完全不顾及它们或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但是在这些古老的智慧中，有许多现在可能已变成了知识。
因为在不久的将来不同种族和有着不同过去的民族最终会联合成一个人类的同一性，他们只有在科学和技术的工作中，才能找到最初的共同语言。这反过来又可以很好的帮助它们，使它们对传统道德的迷信成为可以理解的，并且可以使它们通过一个历史时期迅速前进。在这一时期中，他们必须用无效的新民族主义的超同一性来代替那已被过分使用的历史同一性弱点。但是他们也必须看到现在“建立的”世界的主要意识形态的前景，给它们以仪式般的面具来恐吓和吸引它们。这压倒一切的结果并不是新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是由普遍的技术文明中生长出来的普遍伦理学所产生的。这只能由那些既不是思想型的青年也不是道德家的老人的男女来加以促进。但是他们知道从一代到另一代，你所产生的东西的验证就是它所激起的关心。如果有任何机会的话，它只存在于一个比一切说古论今的神话更富于战斗性、更有效、更受尊敬的世界之中，它存在于历史的现实之中，最后在伦理上受到关注。
——这是在说世界进步的内在过程，人们一方面守着旧的伦理规范，一方面又在世界中不断的技术的行走着，世界也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变化，新的伦理规范也就在变化中建立。其中的青少年和青年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青年人一般会选择对旧的伦理规范冲击的行为，与此同时，他们也是新规范乃至新技术的创造者。
（《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读书笔记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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