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中共一大共有13名代表，其中年龄最大的代表是何叔衡，时年45岁；最小的是刘仁静，只有19岁；毛泽东居中，正好28岁，是13人的平均数。在13名一大代表中，先后脱党和被党开除的达7位，超过半数。1922年，陈公博就声明脱离一切共产党关系，1923年因投靠军阀陈炯明被开除出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周佛海、包惠僧三人先后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
第一，践约信仰、奋斗终生者3人：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王尽美在一大后为党的事业辛勤操劳，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病逝，年仅27岁，是最早去世的一大代表。在一大代表中，矢志不渝忠诚奉献，在后来迎接新中国成立、真正坚持信仰直到终老逝去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2人。
第二，英勇献身，视死如归者3人：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何叔衡是秀才出身的斗士，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他和瞿秋白、邓子恢从瑞金向闽西转移，不慎被国民党保安团发现包围，在英勇搏斗中，何叔衡壮烈牺牲，时年59岁。邓恩铭在山东等地积极从事党的组织、宣传和工运工作。1929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两次组织越狱均遭失败，被赴刑场，从容就义，年仅30岁；1939年，陈潭秋奉命到新疆工作，同新疆军阀盛世才进行了灵活巧妙的斗争。1942年，陈潭秋被捕后，坚贞不屈。誓死不签“脱党声明”。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于狱中，时年47岁。他们虽没有能看到新中国的成立，但他们用生命捍卫了共产党人的信仰。
第三，性格倔强、身离心仪者2人：李达和李汉俊。两人都因和陈独秀、张国焘发生矛盾先后脱党，但他们从未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李汉俊说：“我不能做一个共产党人，能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亦属心安理得。”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在寓所被桂系军阀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被枪决。李汉俊烈士牺牲时不在党的花名册上，却死在“罪”为共党首要分子的布告下。新中国成立后，李汉俊被追认为烈士。李达于1949年12月，由毛泽东作见证人，刘少奇做介绍人，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四，误入歧途、迷途知返者2人：刘仁静和包惠僧。他们脱离革命走向人民对立面，然后迷途知返，再度寻找组织，但没能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痛苦与悔恨中终其一生。刘仁静当时是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学生，有“小马克思”之称。他还是“五四”运动的急先锋，火烧赵家楼的大功臣。然而，1926年9月，刘仁静赴莫斯科国际马列学院学习后，思想上发生了蜕变，开始赞同托洛茨基。1929年回国途中，刘仁静突然转到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并正式成为托氏的忠实信徒。刘仁静回到中国，便投入陈独秀门下，自命为“中国托派第一号人物”。刘仁静从“小马克思”转身成为“中国托派第一号人物”，理论上不清醒，致使他的人生一波三折。1987年8月5日，85岁的刘仁静在晨练时不幸罹难车祸，成为最后一位去世的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在大革命失败后，对革命失去信心，选择了逃避，甚至主动退党、变节。新中国成立后，迷途知返，回到北京，被任命为内务部研究室研究员，潜心党史研究，直至1979年病逝。
第五，背信弃义、叛党投敌者3人：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沦为汪伪政权二号、三号汉奸。1938年4月，张国焘利用国共两党一同到黄帝陵祭祖的机会，逃离延安只身投靠国民党，1979年12月，病死于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周佛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完全出于“个人的动机”。他曾大言不惭说:“当时所谓的个人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周佛海一生在政治上变化多端，成为没有固定信仰的“变色龙”，并最终沦为汉奸。陈公博在一大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前因会场遭到密探搜查受到惊吓选择了离开，没有参加嘉兴南湖的最后会议，过后思想开始产生动摇。1922年，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中山舰。陈公博却发表公开信支持陈炯明，与组织离心离德，选择自行脱党出国留学，被广东区委监委开除党籍。1925年，陈公博回国，在广州加入了国民党。后来追随汪精卫，堕落了了可耻的汉奸，1946年6月3日被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执行枪决，结束了自己曲折而又可耻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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