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桂芬传】

冯桂芬
晚清思想家、散文家

冯桂芬（1809～1874年）晚清思想家、散文家。字林一，号景亭，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曾师从林则徐。道光二十年进士，授编修，咸丰初在籍办团练，同治初，入李鸿章幕府。少工骈文，中年后肆力古文，尤重经世致用之学。在上海设广方言馆，培养西学人才。先后主讲金陵、上海、苏州诸书院。冯桂芬为改良主义之先驱人物，最早表达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著有《校邠庐抗议》《说文解字段注考证》《显志堂诗文集》。

人物生平

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又字景亭(又作景庭)，自号邓尉山人。江苏苏州府吴县（今苏州）人。清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科李承霖榜进士第二人。精历算、钩股之学。尝避兵至上海，总司江南机器制造局添建广言馆事。书宗欧、虞，工行草，疏秀简逸，别具畦町。著《校邠庐抗议》。卒年六十六。

冯桂芬出生在苏州西南隅盘门附近的新桥巷，时属吴县，因出生时，正值桂花开放，故得名桂芬。冯桂芬祖辈累世名门望族。冯桂芬八世祖冯惠，始居常熟，后迁长州。冯惠颇善经营，先做转贸生意，后开典当铺，家渐富裕，族谱称他“乐善好施，乡里称之”。到他父亲这一代，家中失火，从此一蹶不振。他自幼博览群书，通经史，精历算、钩股之学，以才学闻名乡里。自幼聪慧特异，读书能一目数行。20岁弱冠，补为县学的生员。冯桂芬在贫困交加中发愤图强。年轻时，曾为该邑县令记室，兼治钱谷。县令由于拖欠纳粮，要被夺职罢官。他尽力为县令争辩不得，拂衣而去。冯桂芬景仰顾炎武（字亭林）的道德学问，其字号“林一”、“景亭”均与此有关。冯桂芬遇事能深思熟虑，虽然沉默寡言，但是面临大事、决断大疑，他就会慷慨激昂，直任不辞。冯桂芬严于律己，不轻易与人交往，尚未出仕，已经名重大江南北。

道光七年（1827年）应院试，中秀才，颇得江苏学政辛从益的赏识，即被录为学官弟子。道光十二年(1832)参加乡试，考取举人。道光十二年（1833），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识拔了素昧平生的冯桂芬，称他为“百年以来仅见”的人才，并招入抚署读书，收为学生，将自己辑的《西北水利说》交冯编校，还让他起草《太上感应篇图说序》。然而之后赴京会试，三次不中。道光二十年（1840）参加庚子科礼部试、殿试，钦赐一甲二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在道光二十三年，他任顺天乡试同考官。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冯桂芬为广西乡试正考官，旋丁母忧，服阕，曾任金陵“惜阴书院”山长。道光二十四年，典广西乡试，得士多名宿。道光二十八年（1848），冯桂芬重返京城。

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于南京建都，他则被指派于南京附近的苏州，协助组织军队与太平军对抗。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下苏州，兵败的他前往上海，并继续参与李鸿章的湘军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并协助李鸿章，以英美兵器经验自创淮军。幕僚期间，他完成了政论代表作《校邠庐抗议》四十篇，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他的主张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被资产阶级维新派奉为先导。俞樾曾经赞扬他“于学无所不通，而其意则在务为当世有用之学”（《显志堂集序》）。

清军夺取苏、常后，他于同治元年（1862）力请李鸿章奏减苏南田赋，最后朝廷同意苏州、松江、太仓三州府减税三分之一，常州、镇江府减税十分之一。章太炎在《訄书·定版藉》中曾予以抨击。晚年移居木渎后，在家开修志局，纂修成《苏州府志》153卷。曾先后主讲南京惜阴、上海敬业、苏州紫阳、正谊诸书院，舆地、算学、小学、水利、农田，皆有讲求对当时的河漕、兵刑、盐铁等问题尤有研究。论学不为门户之争，能接受资本主义影响，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工书法，书宗欧、虞，工行草，疏秀简逸，别具畦町。冯桂芬后卒于木渎寓所，葬在天池山北竹坞鸡窠岭，木渎现辟有“榜眼府第”。苏州绅民为他立祠奉祀。在他去世后，光绪九年（1883）《苏州府志》付梓出版。

冯桂芬是中国有传统向近代转换时代具有开拓意义的、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主要以中国文化为资源，以开放、健康、自信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力主在多方面向西方学习，以唯善是从消解变法中的古今中西矛盾。他较早地提出全面系统变法思想，比较理智地兼顾理想和现实的关系。他既具有世界眼光，又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批评时弊多切中要害，变法主张多切实可行。他也是又诸多事功实绩的实干家，经他多年奔走呼吁，江南重赋问题终于得以舒缓，上海同文馆得以创办。

学术主张：文学主张

冯桂芬自幼善于写骈文，未作官时，已经名重江南。他平生好读书，从未荒废学业。中年后，他致力于古文辞。学习各种经说，师宗汉代儒家，也以宋代儒家为老师。除经史外，冯桂芬对其他书也无所不窥，凡天文、舆地、兵刑、盐铁、河漕等，全都细心研究，穷思极虑，探求本原，大有拨乱反正的志向。

冯桂芬的文学主张，要求突破桐城派的樊篱。主张“称心而言”。他在《复庄卫生书》中声言“不信义法之说”，并针对桐城派所标榜的孔、孟、程、朱的“道统”，指出文虽载道，“道非必天命、率性之谓，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无一非道之所寄，即无不可著之于文”。又针对桐城派标榜的韩、柳、欧、苏的文统，指出“长于经济者，论事之文必佳，宣公奏议，未必不胜韩、柳；长于考据者，论古之文必佳，贵与《考》序，未必不胜欧、苏”。明确要求“称心而言”，扩大散文的思想内容，解放散文的语言形式。他认为桐城义法是束缚散文创作之例，反对“周规折矩，尺步绳趋”。因此，在他的《校邠庐抗议》中对“于经国大计，指陈剀切”，“凡所陈敷，皆所以救当世之急，在百年前不失为有识之言。”他的文章“长于持论，而拙于叙事”。体现了鸦片战争前后要求打破桐城枷锁的进步潮流。

冯桂芬文，长于持论，不为浮词，以政论文成就最高，往往心细虑周，指陈剀切，气理畅达。有《校邠庐抗议》40篇，最为突出，曾被俞樾比作仲长统的《昌言》。如《制洋器议》开头说：“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但其子所编的《显志堂集》，则将《采西学议》、《制洋器议》等最有代表性的18篇略去，仅收22篇。

秉承顾炎武思想

冯桂芬受顾炎武的学术思想影响，十分尊重敬仰顾炎武。凡抵京城，必前往顾炎武祠致祭。冯桂芬自己相信二种操守：第一，是万钟粟千匹马也不能改变他的节操。年少受贫时他懂得通晓和了解民情，留意民间掌故。第二，是私下自谓：不居人之下，在人们眼里，他永远是个文人学士，不以吏事相许，不凭官位对待他人。

其思想史上的贡献主要有四点：

一.较早地提出了系统的变法主张。涉及经济、社会、教育、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

二.鲜明提出较为全面的“采西学”主张。从“制洋器”起步，提出“采西学”将学习内容从西方的坚船利炮加以拓展。主张在传统文化的“法后王”后加上“鉴诸国”，不仅要从历史眼光，更要从世界意识的维度开展变法。特别是其六不如夷说，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三.以唯善是从消解近代化过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他认为在法里，古今、中西之别都不重要，善与不善才是惟一标准。

四.比较理智地兼顾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虽然他官做的不大，但在京师十多年，且在翰林院，与上层官僚关系密切，有机会了解很多政治具体运作过程的内幕，对他改革思想的深刻性、方案可行性有重要意义。例如在《校邠庐抗议》原稿中，冯桂芬本有设立“奇才异能科”的建议，但考虑到操作难度，最终定稿时删去。

博采众长

冯桂芬做学问讲求以有用为主，做文章主张没有空话。他论述改革政治的道理，确实能够阐明古代先人统治的哲理精神，而针砭末流的过失。他曾经写过四十篇评议，按他自己的说法：“读书十年，涉历艰难情伪三十年，间有私议，不能无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至羼以夷说、而要以不叛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就是说博采众长而不离代圣人进言的宗旨。

学术成就：思想

冯桂芬之思想，上接林、魏，下启康、梁，其意义不单单只是“求西学、思变法”的一脉相承，而在于其率先提出了消解现代化过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的方法，即“惟善是从”。冯桂芬“惟善是从”的思想根基于中国文化中的见贤思齐、刚健有为的传统，是从中国文化本土生长出来的、可以导致中国文化与时俱进的极其宝贵的思想，也是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冯桂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更加全面地论述了向西方学习问题。他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的传统，肯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不过，军事工业只是他学习的一个方面了。冯桂芬指出“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皆得格物致理。舆地书备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看到了“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明确提出在农、工业生产中采用机器的主张。究竟夷之长技有哪些？冯桂芬的认识较魏源有较大的进步。他总结出中国五不如夷。除了认识到船坚炮利不如夷外，还认识到“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这里冯桂芬除了在技术方面外，还提出了“君民不隔”问题，这是很可贵的。冯桂芬提出了“自强攘夷”的主张，他把其主张概括为“以中国之名教伦常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

冯桂芬非常强调中国自己掌握新式技术。他用了一段很精彩的话：“或曰，购船雇人何如？曰，不可。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利器在人手，以之转漕，而一日可令我饥饿；以之运盐，而一日可令我食淡；以之涉江海，而一日可令我复溺┅┅借兵雇船皆暂也，非常也。目前固无隙，固可暂也。日后岂能必无隙，固不可常也。终以自造、自修、自用之为无弊也。”这里包含着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学习中必须自己掌握经济命脉，才能确保独立的思想。这个思想，对于今天第三世界诸国在同发达国家打交道有借鉴意义。

冯桂芬对清朝的腐败统治有所不满，建议改革时政。他重视西方经世致用之学问，主张采用西学、制造洋器，他以中国的伦常名教为本，辅以外洋诸国富强新术。他的思想理论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同时也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奉为先导。

冯桂芬去世以后，他的治国理论，如：裁减冗员、精制规则、停捐输、变科举、广取士、废武科、采用西学、制造洋器等等评议，全都被朝廷甄别、采纳，大部分得以施行。即使到光绪年间大搞变法，也是要变法而没能背离他的统治之道。

其它成就

他擅长于书法，以篆书、隶书著称于世，尤其精于隶书。冯桂芬人品方正，举止严肃，清心寡欲，摒弃安逸。入朝为官初期，林则徐在江苏做巡抚，就看重冯桂芬，认为他是国家的人才。在林则徐编辑西北水利的书籍时，冯桂芬参与编校工作。

他曾经辅佐陶澍，以及作李鸿章的幕僚；建立会防局，调和中外，处于清王朝内外交困之际，冯桂芬是最富治世之才的学者之一。冯桂芬家居遇事奋发，不避劳怨，服官虽仅十年，凡漕河，建学，积储诸政，以及条议等等皆出其手。他精研算学，赏以意造定向尺，及反罗经，以步田绘图。冯桂芬著述颇丰，其中《校邠庐抗议》二卷，关于改革腐败时政的见解，切中要害；显示了冯桂芬熟谙西洋事务和他的进步思想。因此该书尤为世人所重。

主要著作

著有《校邠庐抗议》《两淮盐法志》《说文解字段注考证》十六卷、《弧矢算术乞田草图解》《西算新法直解》《显志堂诗文集》十二卷、《使粤行记》《两淮盐法志》等书，成卷数以百计。

藏书之家

清思想家、藏书家。字林一，号景庭，晚号怀叟，别号邓蔚山人，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补县学生。道光十二年（1832）举于乡。二十年（1840）中进士，授编修，补右春坊右中允，入李鸿章幕府。对清朝腐朽统治有所不满，多次建议改革时政。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先后主讲南京惜阴、上海敬业、苏州紫阳、正谊诸书院，约20年。所学甚博，经史掌故之外，于天文、舆地、算学、小学、水利、农田，皆有讲求。任《苏州府志》总纂官，为东南文史耆宿。家有“一仁堂”、“耕渔轩”藏书楼，牙签万轴，并请龚子韦负责管理和整理藏书，同治十二年（1874）叶昌炽偕管礼耕等人曾为之整理书籍20架，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藏书印有“检校邠诗小经济”、“校邠庐”、“邓蔚山人”等。著《校邠庐抗议》《显志堂集》《说文解字段注考证》《弧失算术细草图解》《西算新法直解》等。

《校邠庐抗议》是近代思想家冯桂芬创作的政论集。冯桂芬写定《校邠庐抗议》时，正是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北京条约》签订以后。

书名由来

“抗议”，冯桂芬自称是沿用《后汉书·赵壹传》语，即“位卑言高”之意。查《后汉书·赵壹传》，并无“抗议”一词，只有“抗论”，冯桂芬借用此词，表示自己虽然位卑但仍言高。“校邠庐”三字连用，前无典故，是冯桂芬首创。“校”为“校正”之意。“邠”为商、周时代邑名，在今陕西旬邑县西南。西周时期，“太王亶父”（即周太王，别名公亶父，名亶，出生于豳（今陕西旬邑），上古周部落的领袖，西伯君主，周文王祖父，周王朝的奠基人。）居住在邠，因爱民、对入侵之狄行恕道而出名，“邠”遂成为对外实行恕道、羁縻的代称。

内容简介

上册各议为：公黜陟、汰冗员、免回避、厚养廉、许自陈、复乡职、省则例、易吏胥、折南漕、利淮鹾、改土供、罢关征、节经费、筹国用、杜亏空、复陈诗、变科举、改会试、广取士、停武试、减兵额、严盗课、制洋器，共23篇。各篇之首皆粘一黄色签条，上有李鸿章批注，多则二三百字，少则五六字。

下册各议为：善驭夷、采西学、重专对、变捐例、绘地图、兴水利、均赋税、稽旱潦、改河道、重酒酤、收贫民、劝树桑、壹权量、[1]稽户口、崇节俭、复宗法、重儒官、裁屯田、寓兵于工、通道大江运米运盐、垦荒、上海设立同文馆、用钱不废银、以工巧为币，共24篇，均无签注。

全书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生产、经济等个领域，指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方向，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开放思想。其中采西学、制洋器、改科举等多项建议被洋务派所采纳，进而成为洋务政策。其处理中西学关系的原则“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被概括为“中学为本，西学为用”，成为变法图强的理论根据，对清末政治、经济演变的影响甚大。

《校邠庐抗议》是一部政论集，也是近代思想家冯桂芬的代表作。“校邠庐”是作者居住处，“抗议”二字语出《后汉书·赵壹传》，即位卑言高之意。作者针对清咸丰朝以后的社会大变动，以及当时科技水平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状况，向当权者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此书共收政论47篇，大部分作于亡命上海期间，少数为旧作。

《校邠庐抗议》，不分卷，清“吴县冯桂芬林一著”。卷端题李鸿章签注。1883年（光绪九年）广仁堂刻本。半页10行，行23字，小字双行，字数相同。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双栏。板框17.5cm×13cm。版心下刻“广仁堂”3字。凡2册。
书前为《曾文正公覆冯宫允书》，1861年冬十月作者撰《校邠庐抗议自序》。封皮右下部署“李鸿章谨签”字样。

作品影响

《校邠庐抗议》先由作者自刊，因洋务派势力尚未形成，反响不大。至同治、光绪年间，才被奉为改良思想的先声而大加翻刻。此本翻刻水平平庸，但因有当时政府要人的签注，价值非同一般。

同一版本的其他人士签注本，故宫博物院尚藏有10种：宗人府府丞葛宝华、宗人府副理事官恩斝、宗人府主事宗室继仁、候补主事松溥，以及未署职官者载武、荣光、陈懋鼎等人的签注本。多位清代官员同时分别为一书签注，反映了统治阶层对此书的重视。

《苏州府志》总纂官

冯桂芬晚年迁居木渎，受邀担任《苏州府志》总纂官。
他把修志局设在自家的校邠庐，并大胆启用苏州的年轻人参与，后来这些人联翩科第，“成者不可胜数”。
1874年春，《苏州府志》进入收尾阶段，冯桂芬殚精竭虑而逝，时年66岁。
8年后，《苏州府志》刊行。

慈善事业

冯桂芬的慈善行为广泛而深刻。在江苏巡抚吴元炳的称赞中，他收养江南北流亡，设立抚恤局，专事掩埋、栖流，并创立保息局、安节局。此外，他还经理女普济、锡类两堂，为堂屋建设提供经费，使慈善事业得以大力发展。在太平军攻占苏州时，冯桂芬不屈不挠，居民们依然能够继续管理一仁堂，掩埋成千上万的难民尸骸。

避居上海期间，冯桂芬更是展现出卓越的慈善举措。除了设立抚恤局、掩埋、栖流之外，他还创办了保息局和安节局，专门救助战争难民。同治元年，上海爆发大疫，他积极倡导成立保息局，为苏州来沪的同乡提供医药和棺材。这一慈善举措得到了广泛支持，不仅覆盖苏州难民，还扩大到其他地区。

清军收复苏州后，冯桂芬被委托重建苏州的慈善组织。同治三年，在江苏巡抚李鸿章的关注下，他领导一批苏州绅士重新制定各善堂章程，清理原有的慈善组织，亲自兴复女普济堂、锡类堂和丰备义仓。他对苏州慈善事业的贡献不可忽视，使其焕发新的生机。

冯桂芬的慈善思想逐渐发展，并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他阅读了大量西方书籍，与西方人交流密切，因此在《收贫民议》和《复宗法议》两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对中国慈善事业的改革设想。他关注荷兰国的养贫、教贫二局制度，提倡在江浙等省普遍推广善堂、义庄，以改善社会状况。

冯桂芬的改革构想并非停留在理论层面，他努力将其付诸实践。苏州洗心局即是他父子共同创办的慈善组织，专门收容那些失学误入下流的旧家子弟。该组织实施了严格的教育和管理制度，注重改造受助者的思想和行为，使其成为社会的有益之人。

洗心局的影响逐渐超越苏州，扩展到江浙地区。在晚清时期，类似功能的组织也相继涌现。这些新型慈善组织虽然与冯桂芬本人无直接关系，但却与他的改革思路契合。

总体而言，冯桂芬以其不懈的努力和卓越的慈善举措，为中国慈善事业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故居

冯桂芬故居，即显志堂，位于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鹭飞桥畔，现作为景点“榜眼府第”开放。建于清代中期，坐南朝北，今占地面积6.4万平方米，分成东西两路。东路依次门厅、大厅和后楼。大厅额“显志堂”。面宽三间，深九檩。西路有书房和书楼二进。
2019年3月，冯桂芬故居被省政府列为第八批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故居简介

冯桂芬故居，即显志堂，位于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鹭飞桥畔，现作为景点“榜眼府第”开放。

故居建于清代中期，坐南朝北，今占地面积6.4万平方米，分成东西两路。东路依次门厅、大厅和后楼。大厅额“显志堂”。面宽三间，深九檩。西路有书房和书楼二进，书房即“校邠庐”，梁架及吊篮等雕刻十分精细，为冯宅木刻之精华所在。其构造与一般厅堂不同，堂中步柱不落地，而是用短柱代替步柱，短柱高高挂在草搁梁上，短柱上都雕花篮美化，所以称为花篮厅。楼厅前有一砖雕门楼，所刻戏文图案形态逼真，栩栩如生，中枋刻有四个大字 通德高风 ，为桂芬座师潘世恩所书。
民国时期，石家饭店在此经营饭店旅社。解放初期为木渎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木渎镇政府在内办工厂，先后有木渎味精厂，沪光饮料厂、中心小学校办厂等。1996年开始修复，宅后花园为1998年新筑。
1999年被列为吴县市文物保护单位，后因区划调整被列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3月，冯桂芬故居被省政府列为第八批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冯桂芬墓：江苏省不可移动文物

冯桂芬在木渎病逝后，葬于藏书天池山北竺坞鸡窠岭上，左宗棠为其立传，李鸿章为他写了墓铭，并由左宗棠书丹。冯墓为冯氏及妻、妾的合葬墓。

现存情况

墓座向朝西，墓前原有六十五级石阶、五重拜坛、石坊，现仅存石阶三级，余均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