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何为企业家精神，外界的解释有很多，譬如信念、坚韧、创新，等等。
不过，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人张维迎看来，要真正理解企业家精神是什么，必须理解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与众不同的视角，作为一个研究企业家群体近40年的学者，不得不说，张维迎对企业家精神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
在他看来，人类的进步就是企业家精神带动的进步，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也离不开一个好的环境，如此，企业家精神才能去做好事、才能去创造财富。
近日，我们与张维迎教授进行了一场深度交流，关于到底该如何理解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这一群体，他和我们分享了自己的思考和理解。以下为本次采访内容实录，收录于第26期《进化》专栏中。
口 述：张维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人
采 访：林定忠 正和岛内容副总编、视频主编
编 辑：正风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本文部分内容摘自《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一书（张维迎著，海南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正和岛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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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
关于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人们其实已经谈了很多，比如冒险、好奇、创新、自信等，这些描述企业家精神的词汇，大家都已耳熟能详。
研究企业家近40年，我最近的体会是，要真正理解企业家精神是什么，必须理解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那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呢？我总结为5个方面：
第一，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
第二，企业家决策不是约束条件下求解；
第三，企业家决策不以利润为唯一目标；
第四，企业家不能完全听命于投资人；
第五，企业家不是“好员工”。
这里我重点讲下第一点，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
科学决策是基于数据和计算，它给定数据，最优选择是唯一的，而企业家的决策是基于直觉、想象力和判断。
同样的数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象力和判断，选择会很不同，因此，科学决策能形成共识，有标准答案；企业家决策是非共识的，没有标准答案。
也可以说，有标准答案的决策都不是企业家决策。
举个例子，一道题有A、B、C、D四个答案供你选择，但正确答案是唯一的，如果你周围的同学都选择了A，而你选择了C，你心里一定发毛，因为十有八九是你错了。
但对企业家决策而言，多数人认为正确的很可能恰恰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那些杰出企业家做出的最重要的决策，一开始往往是多数人所不认同的，甚至被认为是荒谬的。
像腾讯、阿里巴巴，它们最初也不被大多数人看好，甚至被怀疑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果当时这些企业背后的企业家们六神无主，全都听信别人的话，后来可能也就不会开辟出一个新的行业了。
另外，我认为数据和计算在企业家决策的过程中也不起关键作用，因为企业家在做决策时会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他们面对的未来实践是主观的、未知的、独一无二的，没有统计样本，没有概率分布，没有客观数据可用。
或者说，企业家不是在给定数据下做决策，而是发现还没有被发现的数据，想象可能的未来，创造本不存在的东西。
比如，用邮政马车的数据预测汽车是没用的，风帆木船的数据也不可能告诉我们铁船是否可行，汽车和铁船很大程度上是卡尔·本茨和约翰·威尔金森这样的企业家想象出来的。
所以，经济学家把“不确定性”等价于“风险”，进而把“风险”等价于统计学上的方差，是有严重误导性的。
正如德国学者雷纳·齐特尔曼指出的：
“企业家通常不会按照经典经济学理论的理性假设行事。他们通常不把自己的决策建立在概率计算上，也不倾向于遵循复杂的理论假设，而更凭直觉行事，主要靠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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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信号，尤为值得警惕
当然，我们说有些问题也不是靠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精神就能解决的，比如宏观环境，企业有时候真的无能为力。
过去40年里中国会出现这么多企业家，我认为还是要感谢改革开放，没有市场化、没有一个开放的环境，光靠企业家精神是没办法诞生企业家的。
而且，一个封闭的环境可能还会产生更糟的结果，就是这些具有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才能的人无处发挥能力，他们只能去从事分配财富的工作，甚至有可能做相反的事，也就是去毁灭财富，这一点尤为值得警惕。
我们需要清楚，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来自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特别是企业家资源的重新配置：从政治转移到工商业。这是中国2000多年来的一次历史性变化。
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讲，最好的配置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都从事工商业活动，也就是当企业家；最不好的配置就是他们都在政府工作，从事非生产性活动，特别是寻租活动。
当然，我不是说政府不重要，政府很重要，但大量的政府工作人员从事的其实是财富的再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创造财富的大多是工商业、企业界从事的活动。
而这其中就产生了一个矛盾：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是由从事企业活动的那些人的能力决定的，如果最高能力的人在政府从事寻租和再分配活动，而不是创造价值的活动，那么，从事企业活动的人的能力在总人口当中就属于中等甚至中等以下，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就会非常缓慢甚至停滞。
好在改革开放后，我们有一批优秀的人才不再执迷于当官，开始选择做企业，这是好事，但当我看到今天大学毕业生们的选择时，却也不免有些担心。
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拼命地往安全和保险的地方走，政府、事业单位、国企央企成为他们的首选，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年轻人这种选择的变化，需要社会各方重视起来。
无论哪个国家都一样，社会中最优秀、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不愿做企业了，那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走下坡路。
于社会而言，历史的老路，千万不能再回去了。
于企业家而言，还是要把重心放在不断学习上，不能因为自己这个阶段做得还不错，就永远按照过去的经验走，企业总会要面临新挑战的。
我相信，只要我们的体制是开放的，就不用为一家企业的垮掉而担心，因为它垮掉了就意味着一个更强有力的对手代替了它，就像森林一样，一棵树木的死亡是很正常的，只要整片森林还是茂盛的就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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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什么会对企业家存在偏见？
接下来，再聊聊企业家这一群体，不可否认，直到今天，社会上对企业家依然存在这样那样的偏见，其中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仇富”。
像罗马时代和中世纪的西方，商人不能从政，也不能被封为贵族，还有传统的中国社会，“士农工商”，商人也排在底层，社会上更有着“无奸不商”的说法。
所以你会发现，“仇富”不是一个特定的文化现象，中国人“仇富”，西方人也“仇富”，而“仇富”也不是一个历史现象，落后地方的人“仇富”，发达国家的人也“仇富”。
为什么人类历史上会存在普遍的仇富、仇视商业活动、仇视企业家的现象呢？结合一些学者的观点和这些年来自己的思考，我把背后的原因归结两点：
一是嫉妒心，二是对知识的误解。
先说嫉妒心，这是人类的一个本性，你有，我也有，谁都有，比如上学的时候，身边的同学考试考的比你好，心里就有点酸酸的，可以理解。
但我认为，一个理性的人能够做到尽量抑制自己的嫉妒心，不表现出对他人的伤害，他会把嫉妒心转化成奋起直追的动力，转化成一种竞争性、创造性的力量，这是一种积极的状态。
但也有很多人陷入到了一种零和博弈的思维当中，在他们看来，社会财富是一个固定的量，一个人所得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所失，有人变富就一定有人变穷，于是便心生嫉妒，看到那些曾高高在上的人被拉下马，被批斗、游街、关进监狱，便会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
可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下，任何人都有权利做企业家，每个人都有致富的机会，别人能得到的你也有希望能得到，只要你努力就行，富人并没有侵害穷人的利益。
既然每个人都有机会就不能说是不公平，你看别人把企业做大了赚了钱，那你也可以做大，没人阻止你，平时的消费上也一样，你觉得他赚了你的钱，那你可以选择不买他的东西，为什么一定要嫉妒别人呢？
可很多人就是言行不一，自己在选择的时候明明选择了最好的，最有价值的东西，结果反过来又指责别人，觉得他赚走了你的钱，这种嫉妒完全没有道理。
包括很多人对企业家要承担的责任也缺乏基本的理解。
一个大点的企业，老板手下可能有上万名员工，他需要对每一个员工的负责，还有他上下游的企业、他的产品，这背后都是责任，只是很多人看不到这些。
而一旦某个环节出问题了，比如说产品出了问题，大家肯定是要骂老板的，所以他们承受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
当然，他们可以选择不干，可他们不干了，底下的员工就会失业，这也是很多人坚持做企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责任心需要被社会看到。
另外，对知识的误解也是对企业家产生偏见的一个重要原因。
比如，当看到那些小时候调皮捣蛋、从小辍学的同学成了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时，有人就会不服气，觉得自己从小就是好学生，还留学读了博士，但他反而赚的比我多，岂有此理。
这里面的原因在于他们忽略另外一种知识，我把它称之为“软知识”。
软知识指的是超出书本和老师能传授的知识，这些知识没法在科学上得到证明，甚至与你花多少时间学习无关，它的形成靠的是一种独特的企业家能力，比如想象力、直觉、警觉性、视野和组织能力，等等，这种能力大部分人不具有，即使有，也不突出。
由于大部分人不理解软知识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书本上学来的，考试考出来的知识才叫知识，企业家赚钱似乎就成了“无中生有”“空手套白狼”，背后一定隐藏着欺诈和不道德的行为。
所以，抑制嫉妒心和改变认知局限性是当下非常重要的两项工作，一定要树立起一个对企业家的正确观念，唯有如此，才能减少人们对企业家的偏见，才能真正理解企业究竟是如何创造财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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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精神是最好的反垄断法
这两年，垄断问题也是企业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这里，我先明确一下垄断的概念。
“垄断”一词在英文中最初是指官方授予的排他性生产与经营某种产品和服务的权利，后来逐渐演化为经济学中的一个技术性概念，就是按照一个行业中企业的数量和市场份额来衡量垄断。
现在经济学界有一个基本挑战是，如何在推动竞争与保持创新活力之间求得平衡。这实际上是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经济观察之间矛盾的反映：
一方面，按照经济学理论，竞争是好的，垄断是坏的，你要促进竞争，就要消除垄断，限制大企业。
可现实观察表明，最具创新能力的企业通常也是有一定“垄断”地位的大企业，这些企业也有更多的资源用于创新，因此，要保护创新就要允许企业保持“垄断”。
这个矛盾的根源是什么？就是经济学本身关于垄断和竞争的概念有问题，主流经济学关于竞争和垄断的定义是错的！
在我看来，市场竞争的本质不外乎两点：一是自由进入，没有任何暴利或强制力阻止进入；二是不受政府和任何阻止施加的保护和歧视。
简单地说，自由竞争就是没有政策和法律来保护一部分人同时歧视另外一部分人。
而如果说《反垄断法》的目的是促进竞争，那我可以说，企业家精神是最好的《反垄断法》，它比任何法律条文和政策都更有助于瓦解垄断。
为什么？因为企业家精神本身具有竞争性，他们谁也不服谁，他们总想着去发现新的机会，然后利用这个机会，用创新的方式推翻现有的市场主导者，自己想办法做到老大的位置上。
除了不断创新，谁也没有办法高枕无忧地稳坐钓鱼台，提心吊胆才是企业家的常态，他们害怕会有人超过他，为了保持市场地位，只能不断地往前走，去寻求突破。
举个例子，国美、苏宁这两家企业当年被媒体炒得很火，说它们垄断了中国的家电市场，可没过几年，我们就看到了淘宝、京东这些电商平台的出现，并且比它们做得还要好。
所以，担心一个市场被某个高枕无忧、不思进取的企业持续垄断，实在是杞人忧天，只要存在自由准入，就不必担心产生所谓垄断，企业家精神总是有竞争性的。
在我看来，唯一要反的垄断就是强力施加的垄断，也就是部分企业享有的特权，像准入限制、特许权、财政补贴、融资优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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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代替不了企业家精神
还有一个现象也特别值得一提，就是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出现，有人说，计划经济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我把这种论调概括为“大数据计划经济理论”。
包括很多企业家现在也很依赖数据，觉得没有数据支撑决策就不够科学，然后请了很多顾问和咨询公司来整理或者编造数据，以证明自己是对的，但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大数据代替不了企业家精神。
我不否认大数据的价值，对企业家来讲大数据也确实是有用的，企业家在做决策时需要看到数据，但真正的企业家在做决策时一定是超越大数据的。
我认为，仅仅基于大数据的决策充其量只是科学决策，不是企业家决策，仅仅基于大数据做决策的企业家，不是真正的企业家，只是管理者。
这是因为企业家决策不仅取决于数据、硬知识，更依赖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软知识，对企业家而言，他们对市场前景、技术前景和资源可获得性的想象力、感知、判断力等，这些才是最关键的，企业家必须想象和看到大数据不能告诉他的东西。
例如，邮政马车运输业的数据不能告诉卡尔·本茨和戴姆勒发明汽车，否则，发明汽车的就应该是马车夫，而不是卡尔·本茨和戴姆勒；
计算机市场的数据也不会告诉比尔·盖茨创办微软产业，否则，创办微软产业的就是IBM而不是比尔·盖茨；
同样，数据也不可能告诉马化腾应该创造微信，否则，发明微信的就应该是中国移动而不是腾讯。
再拿图书市场举个例子。
亚马逊公司无疑拥有图书市场的大数据，它可以根据客户过去查看和购书的记录，向客户推荐书。但亚马逊的大数据不能告诉我们，未来哪一本书会畅销，更不可能告诉每个作者应该写什么样的书。
如果一个作者想根据大数据制定自己的写作计划，那他十有八九会失败，如果计划机关根据亚马逊或当当网的大数据制定图书出版计划，那一定是图书市场的灾难。
所以，任何数据，无论它多大，都不可能代替企业家警觉的判断。
一家公司的大数据代替不了公司的老板，全社会的大数据代替不了企业家群体，在大数据基础上建立计划经济或者产业政策，不仅会消灭大数据本身，也会消灭企业家精神，阻碍创新和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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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员工往往成不了企业家
这里可以再引申一个话题，就是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之间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经理人做决策可以用数据说话，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来做决策，但这些决策都属于管理决策，必须将其和企业家决策区分开来。
举个例子，一家饭馆每天购进多少食材、雇佣多少厨师和服务人员，经理人可以根据客流量等数据做决策，这是管理决策，而这家饭馆要不要开，在什么位置开，则属于企业家决策。
不难发现，企业家决策是没有数据可依赖的，更多的是靠直觉、想象力和判断，他没有什么先例可以参照。
或者说，企业家处理的都是不确定的事情，不确定就意味着没有办法用统计学的方法做出决策，而管理决策更多是在处理风险，风险是可计算的，就像保险公司每年收多少保费，支出大概有多少，这些都是能算出来的。
对企业家来说，管理决策和企业家决策千万不能弄混，否则会出大问题，这真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可以看这样一个故事。
苹果公司曾考虑将第一代iPhone处理器的生产委托给英特尔公司，乔布斯找到了当时英特尔的CEO欧德宁，开出的价格是每枚处理器10美元，除此之外不给一分钱。
欧德宁是一个典型的职业经理人，他组织了一个团队，从成本和销售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测算，最后觉得为iPhone开发处理器需要巨额资金投入，每枚才卖10美元，肯定是一笔赔本的买卖，不值得做，就回绝了苹果公司。
随后苹果公司就找到了三星，三星接手处理器的开发后，仅用了3年时间就在晶圆代工行业的排名从第10位跃升到第3位，后来还开发出自己的智能手机Galaxy，成为苹果的竞争对手。
在是否为苹果公司开发处理器这件事上，欧德宁没有做企业家决策，而是做了一个管理决策，最终让英特尔后悔莫及。反过来讲也一样，管理决策变成企业家决策也有问题，那会耗费掉企业家的资源和精力。
我知道，今天很多老一辈的企业家也在面临二代接班的问题，但他们的孩子可能不愿意接手企业，有自己想要做的事，只能寻找职业经理人来接管，这也是难免的。
有人就担心，如果交给一个不愿意做企业的二代来接班，或者交给职业经理人，企业家精神会不会就丧失掉了，我觉得这也不是绝对的，任何事都有例外，但一般情况下，一家企业的生命周期的确与第一代企业家有很大的关联。
日本的一些企业在这方面就表现得很明显，第一代企业家往往有很强烈的企业家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企业也取得了高速发展，等第一代退下去后，就变得越来越职业经理人化，企业也慢慢衰退下去了。
这个问题每个国家都逃不开，但我认为只要市场是开放的就不必担心，因为开放的市场环境下，总会有新人冒出来，最怕的是新人看不到希望，都想着往大企业进，大家循规蹈矩，那最后可能就不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了。
对于这些老一辈企业家而言，我觉得关键在于找一个对的人来接班，什么是对的人？这里面标准有很多，但我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这个人不会是一个听话的人，或者说不是一个“好员工”。
为什么？因为一个听话的人，一个好员工，就是执行命令、按程序办事，他们很具有专业精神，但把服从权威当作天职，缺少企业家精神。
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不仅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固执己见，不愿意服从权威，经常不守规矩，更不愿意被人摆布，如果一个人在行业里干了很多年，一直是优秀员工，那他就不是企业家。
所以，这些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大多都会离开雇主，自己去创办企业，而且这类人很难走到一起去，因为谁也不服谁，都想当一把手，为什么很多一起创业的兄弟、伙伴最后分道扬镳？原因就在这里。
像创办万通的“六君子”分手了，希望集团的刘氏四兄弟分手了，新东方的俞敏洪、王强和徐小平分手了，等等，不胜枚举，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人都具备企业家精神。
我甚至可以做一个大胆的预测：
大部分合伙人最后都会走向分立，并且，越是企业家精神强的合伙人越可能走向分立，因为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好的办法就是各干各的，容易妥协的人不大可能是杰出的企业家！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需要我们深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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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家精神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最后，我想说的是，改革开放40年里，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环境和土壤，这是值得肯定的，从法律上来讲，现在创办企业要比过去容易了，很多限制也都放开了。
但另一方面，还是我之前提到的，人类的嫉妒心、红眼病是很可怕的，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是怎么取得今天的成就的，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再出台一套措施来限制产生这些成就的可能性，这是我们随时都要警惕的。
让经济更为自由，让每个企业家的才能得以尽情发挥，这是一个总的原则。
落实这个原则的过程中，千万要注意别人为的做出一些限制，或者定一些标准，因为未来的新产业没有人能在今天就看得非常清楚。
包括传统行业也是一样，传统行业的技术也在变化，一定要留下活口，不能说一刀切的都淘汰掉，比如新能源车现在发展的很好，但不能法令禁止燃油车，一旦禁止燃油车，新能源车很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创新动力了。
另外，燃油车用到的技术或许未来也可以应用到其他行业，就像当年的石油一样，最开始没人把它当成资源，但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汽油、沥青以及各种化学工业产品，乃至我们今天穿的衣服都与石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不要强行制定一些标准来限制行业发展。
人类的创造力是无限的，今天的废料可能就是明天的资源。
总之，我始终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人类的进步就是企业家精神带动的进步，但如果环境不好，企业家精神也可能会去干坏事，去掠夺财富。
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企业家精神去做好事，去创造财富，这是我们一定要谨记的，唯有如此，企业家精神才会得以发挥善的一面，才会持续地推动人类和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资料：
[1]. 《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 海南出版社 张维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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