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完这只碗，我就去死了”（不是我说的）

据国务院港澳办官方网站消息，2018年10月20日晚，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晓松同志在其澳门住所坠楼身亡，因患抑郁症。

可就在郑晓松坠楼身亡此前一天，10月19日上午，他还在办公楼会见了某智库负责人一行。

曾经看过一部日本电影，讲述男主偶然获得了一种超能力，某天，他在乘地铁，突然看见每位乘客的头顶上出现了站台的名字，而站台正是乘客们要去的目的地。利用这种超能力，他每次都能在拥挤嘈杂的车厢里占到座位。

但有一种人，头顶却一片黑屏，不会显示任何站台名，后来男主慢慢明了，那些人是决定自杀的将死之人。

我常想，如果世上真的有这种超能力，绝对是抑郁症患者最大的福音。那样，人们就会惊骇地发现，原来平素里西装革履，大方得体，开朗上进的普通人，甚至功勋卓著，颇负盛名，承载着旁人艳羡目光的伟人名人，头顶却一片灰蒙，他们早就失去了所谓的人生目的地了。

可世界上终究没有超能力，那人们是怎么察觉到“人之将死”，又会通过哪些迹象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自杀倾向呢？

绝大部分人的回答都是：“看他状态呀。要自杀的人啊，会一副消极阴郁，目光呆滞，生无可恋的样子。”或者说：“蓬头垢面，不苟言笑，怨天怨地那种。”再或者：“会寻死觅活的吧。跟旁边人交代后事，写遗书，准备自杀工具，安眠药啊，刀子啊，敌敌畏啊......”

—如果不是呢？

—我是说，那些要自杀的人，如果不是这样的呢？

如果他阳光爽朗，满腔热忱，如果他朝气蓬勃，雄心壮志，如果他哈哈大笑着和你分享着生活里的段子笑料，野心勃勃地向你展示公司发展的宏伟蓝图，如果他在生活里激情昂扬，在职场挥斥方遒，如果他是万众瞩目的人生赢家，是众星捧月的未来新星；

如果他热爱生活，朋友圈里是四处旅行的美照，配文是朝阳、沙滩、海浪的美妙；如果他和你把酒言欢，彻夜长谈，讲游戏，讲NBA，讲世界杯，说展望，说梦想，说喜欢的姑娘；如果他捶着你肩膀说“嘿！兄弟！晚上再喝一杯吧！”愤愤不平地抱怨“RNG输了！我的青春喂了狗啊！！”嬉闹着和你约定“我前段时间发现一家爆好吃的泰菜！下次请你去吃！”

然后当天夜晚，他一跃而下。身后留下了遍地的“未完成”。

最近很流行一个名词，叫“隐形贫困人口”。

那这些自杀风险极高，却未表露出分毫的人，我称之为“隐形抑郁人口”。

他们和逝去的郑晓松主任一样，在悲剧真正发生之前，人们不会把他们同死亡划上等号。

他们真正的心理状态被矫饰成谜，他们自杀前的信号更是难以捉摸。

郑晓松主任在自杀前一天，在办公楼会见了某智库负责人一行。他可能热情地接待了来访人，可能认真地分享了自己的感想，可能恳切地表达了对澳门发展的期望。

当时谁又能料想，这是自杀前一天的他，而他风平浪静的表面背后，究竟是怎样的翻江倒海？

决定自杀的人，他们在给自己的生命按下暂停键之前，究竟有着怎样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呢？

我接触过很多抑郁患者和患者亲属。有一个痛失母亲的孩子说：“我妈上吊前，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觉得好多啦，我要好好活着呢’！你知道吗？我欣慰得几乎要落泪。当我觉得一切终于要好起来的时候，我妈死了。”

很多真正要离开的人，不愿留下一点线索和讯号。在病院里，我和大家谈自杀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本以为会是什么至关重要的大事，会有惊天动地的动静，至少也得有些特殊的仪式感，然而事实上，大家弥留人间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却平淡得让人骇然。有人在洗澡，有人在做志愿者，有人在酒吧刚喝完酒，还有一个刚18岁的女孩说：“我在洗碗。”

“我们家是轮流洗碗的，”她说，“我决定自杀。那天刚好轮到我洗碗，看着槽里的泡沫，我拿起最后一只碗擦拭着，心想，洗完这只碗，我就去死了。”

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敲锣打鼓，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日常活动，很多人自杀以前，真的没有发出一点提示的声音和讯号。

2017年7月20日，美国摇滚天团林肯公园（Linkin Park）主唱查斯特·贝宁顿（Chester Bennington）被发现在一栋洛杉矶的民宅上吊自杀身亡，享年41岁，消息震惊众人。

他的老婆塔琳达（Talinda Bennington）在推特上，公开了他在自杀前“最后的笑容照”。

照片里，查斯特戴着墨镜展现畅快地大笑着，但这却定格成为贝宁顿留给人世的最后一个笑容。塔琳达说：“这是我老公自杀前几天，自杀的想法一直都有，但你，永远不会知道。”

留言里出现很多照片，照片里的每一位都开怀大笑着，但这些照片中的大多数主人公，却都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们，理智的我们，隐忍的我们，坚强的我们。

我们都过了大呼小叫、又哭又闹的年龄，连崩溃都老师变得如此缄默。

所以如果可以，请记住，对像郑晓松主任那样的很多抑郁症患者来说，体面，恰恰就是他们最大的伪装。

——那些头顶没有目的地的人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到站呢？

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