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当劳化”包括四个维度：（1）有效性，经济发展是从一处到预先设置好的另一处。（2）可计算性。数量超过质量（3）可预见性。确保全世界的产品都是相同的。（4）可控性。训练雇员“准确去做被交代的事情”。
有效性在社会中最有吸引力......从深层次看，有效性通常为商家利益所驱使，不是为顾客服务的。
可计算性是麦当劳式工作的第二个维度，它帮助测量有效性，并且现代计算机也成为计算的得力助手。以工作场所为例，以盈利为目的的医药公司限制医师们给每位病人看病的时间，要求每天看病人数最大化，因此，公司会减少成本，获得最大利润，医师们被迫把病人看做是美元，而不是病人。这是典型的要数量不要质量。公立学校的教师们也面临此难题，在这种形式下，学生的学习成绩是靠标准测验得出的。
可预见性“强调纪律，顺序，系统化、格式化、固定路线、连续性和方法的逻辑操作。”在工作场所，可预见性表明“不需努力，不需要思想的重复性工作。”
麦当劳式的第四个维度是可控制性，在工作场所的可控制性表明，雇员必须遵循事先设计好的步骤去做，“人类的工作技巧，能力，知识都变成了非人性的条文法规和格式”。在可控制的条件下，工作不需要多少文化和能力水平。
麦当劳式工作文化带给雇员的负面影响是：有效地压制了创造性和创新精神。可计算性阻止他们把个人因素置于工作中，很难产生工作满意，可预见性把工作变成一成不变的法规。课控制性非人性化工作压抑了雇员的工作本能动机。这些负面影响可部分地通过工作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工作精神加以修正。
环顾周围，可以看到，我们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麦当劳化”了，我们的“有效性”是急于出“业绩”，我们的“可计算性”是考试分数和各种评比考核的评分，我们的“可预见性”正是强调纪律、规章、模式、不需要动什么脑筋，我们的“可控制性”更为突出，什么都弄得死死的，我们的工作确实“不需要多少文化性和能力水平”。这种“麦当劳化” 的工作方式，“有效性地压制了创造性和创新精神”。确实“很难产生工作满意感”。反而成了产生职业倦怠的一个重要原因。
细想起来，麦当劳式工作的这四条，恰好是与教育规律唱对台戏的。首先，教育的有效性是很难再短时间看清楚的，教育不可能像麦当劳那样立竿见影地赚钱，想追求如此有效性，必须把教育变得不是教育才行。其次，教育的过程与成果，其主体部分（态度，情感，价值观，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精神）恰好事“不可计算”“没法计算”的，不能量化，只能进行质的评估。要追求“可计算”的效果，只好把教育成果中相对次要和表面化的东西（如考试分数、考勤情况、上课说话次数，作业完成次数等）提到首位，这势必扭曲了教育内容，导致形势主义和喧宾夺主。再其次，教育比其他行业来，是最缺乏“可预见性”的。事实哈桑哪个教育者也不敢保证学生未来一定会如何如何，除非他是神仙。教育本质上可预见性很低，你非要和这个本质作对，非要用各种软硬手段达到“预期成果”，就必然产生一种冲动，弄出一个死板的“流水线”来加工学生，以保证他们从“流水线”另一头出来时合乎预想的要求。最后一条，“可控制性”也是违反教育的本质的。教育的本质不是控制，因为控制稍一过火就可能有副作用，压抑学生发展。但是你会发现，校领导和教师对这一条最感兴趣，他们总想让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学校一贯的口号是“严格管理”，甚至还有什么“精细化管理”，唯恐控制“有微不至”其结果自然是“有效地压制了创造性和创新精神”、这么一分析，你会吃惊地发现，没有对教育本质相当严重的群体性的错误分析，你会吃惊的发现，没有对教育本质相当严重的群体性的错误认识，是不会吧我们的学校（多数学校）搞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这简直就是“麦当劳”的教育版。这么说是耸人听闻吗？
有些人肯定会觉得我的说法牵强，学校管理怎么可能是跟麦当劳学的？是的，你很可能没有觉察这一点，但是以麦当劳为代表的管理模式却早就弥漫在中国大地上了，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就被教育行政部门和校长迁移到学校中来了。你可能从来没去吃过麦当劳，这并不妨碍你的思维方式麦当劳化，你可能从来没去吃过麦当劳，这并不妨碍你的实际行动像一个麦当劳雇员，你可能张口闭口子曰诗云，一副张扬国学的样子，这也不妨碍你实际上搞麦当劳式的管理（孔子可没这么做过）。总之，人们每天忙忙碌碌，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研究者的任务是把这种事情说穿，催人觉醒。我们当然要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但是一定要认真辨别它是否真的先进，这种先进适用于什么范围。麦当劳这四条，用在公司和工厂。可能确有先进之处，而用在学校，就不是先进文化了。
青年教师看到这里，可能会问我：到处都是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如果你赞成我的上述说法，我劝你也不要轻易在领导面前说，以免碰壁。你自己好好研究一下教育究竟是怎么回事，在自己影响所及之处，对麦当劳式的管理做有分寸的悄悄的修正就行了。大局面不是一下子能变得了的，需要长时间的努力，需要促进和等待整个社会认识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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