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权力结构模式（中略）是一个分权的，一个相互制衡的模式。在党委这一个层面，我们实行的是集体负责制，决策机构，是一个班子，而不是个人。没有任何人能够凌驾于集团决策班子之上，包括我这个省委书记。
革命时代，我们的上层党组织，所起的是决策作用，我们的中层党组织，所起的是承上启下的作用，我们的基层党组织，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中略）党的决策只在两个方面，干不干，干什么，政府的决策呢？怎么干。（中略）党委是一个班子，你在班子里行使职权，是对的，就算你要体现自己的影响力，只要是在班子框架之内，那也是正常的。班子决策之后，这个政府去执行。
我这个工作，就是专门让人家打扰的。（中略）我这个工作的另一个性质，就是专门让人错怪的。
官场中盯着你的眼睛很多，不经意间流露点什么，都可能被人拿去做文章。
在官场，常常能够见到这样的人，自以为是个人物，稍稍有点不如意，便像点着的鞭炮一般。
我敬唐处，是诚心诚意，唐处晚上有工作，也是实情。我这杯酒，如果敬不出去，我肯定没脸从这里走开。唐处这杯酒如果喝了，又是违纪。看来，只有一个办法解决，我这杯酒，我喝了，唐处这杯酒，我代了。
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是三个代表的典型，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最先进的文化。可这件事，却给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告诉我一个极其现实而且残酷的事实，在基层，我们的书记，不仅没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甚至正在走向反面，成了人民群众情绪发泄的对象。（中略）或者说，我们自以为是三个代表了，可人民群众并不认同，并不买账。这就是症结。
维护社会关系是需要成本的，花很多的时间成本去维护一些意义不大的社会关系，不仅仅是一种资源浪费，更是一种生命浪费。
每一个事物，都有三个发展阶段，前两个阶段，都是为了平衡。第一阶段是打破平衡，第二阶段是建立新的平衡，第三阶段，平衡一旦建立，就要考虑得到上级的肯定和民众的拥护，自然就得出政绩。
表面上看，先易后难或者先难后易，只是一种提法，可实际上，执行起来，却是天渊之别。若是先难后易，将难啃的骨头先啃，剩下那些容易的，自知没有人家后台硬背景深财力大，最好是按照文件执行，因此，后期的执行难度，几乎没有。若是先易后难，麻烦就来了。后解决难的，难度一点都不会减少，先解决易的，反倒困难重重，人家会有比较嘛。
感情这种事，最怕的就是反复，每一次分手，某种情愫便会发酵，时间越长，感觉也就越浓。一旦和好，这种热情，就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只有那种平平淡淡的感情，才是最容易被遗忘的。
他的靠山既然已经倒了， 他就应该低调，尤其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不让别人抓住把柄。最大的错误还在于，省委决定动一动他的位子，他就应该表现得积极主动，干出点成绩来让省委其他人看看，至少需要给那些想替他说话的人言之有物。
你如果负责太多，就容易和别的同志产生矛盾，尤其是和几个秘书长产生矛盾。这种消耗不值得。
我早听说了，你只是跟着赵书记，别的事，一概不闻不问。你是对的，你如果闻了问了，说不定早就被别人的口水淹死了。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既在圈子中，又在圈子外。
人啦，真的需要强大的意志力，克制自己一切欲望。偶然的一次放纵，很可能就是给自己的意志提供了一个缺口，一个让坏习惯坏毛病甚至恶的欲望入侵的缺口。
他如果不给钱，就欠了人家一个人情，虽说六百多元一个人情，实在不值一提，可社会上有些人，能把小人情做成大人情。人情一旦做大了，就不是几百元钱能够还清的。
作为官员，最需要的品质，可能是从容，无论干什么事，都得有大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从容。
在信访这个领域，没有出大事，就是最大的政绩。（中略）提不起来，有个非常大的原因，难以找到替换他的人。一个人当官，当到无法替换的程度，也是一个大悲剧。
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且不说工作效率会受到影响，工作程序也会完全混乱。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决策官和执行官混为一体，相互交叉甚至彼此争权。
谁若对另一个人说真话，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喝多了酒，要么是当成最知心的朋友。
一个人宽容另一个人的缺点毛病，只因为彼此间的感情。在官场，绝对不能寄托于他人的宽容。一次让人家不舒服，人家可以宽容，次数多了，人家就不会这么想了。因此，发现了问题，立即进行补救，才是最佳方法。
维护社会秩序，靠的是什么？关键就四个字，程序正义。（中略）执法要讲程序正义，行政同样要讲程序正义。为什么常常有人试图破坏甚至破坏正义？两个原因，一是执行程序的过程显得很繁复，时间成本很高。一是程序正义束缚了权力，使得他们很难达到某些个人目的。（中略）建国后尤其到了文革时期，出现那么大的问题，根源，就在于没有有效维护程序正义，到了文革，更是把程序正义四个字彻底砸烂了。程序正义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难了。怎么评价一个官员是好官还是庸官？我看，要看他在多大程度上执行了程序正义。
当官的技术，就是想法设法，把复杂问题，进行最简单处理的艺术。
官场有一种很特殊心理，你做得越好，我越不认同。我一旦认同了你，其实也就是用另一种声音说我做得不行。
当官的人，追求用最简单的最佳的办法解决问题。但实际上，这一点非常难以做到，一般原则是努力找到最好的方法，尽力避免最坏的结果。怎样做到这一点？需要极其丰富的经验，深厚的知识积累，以及对世事人情通透的洞悉和理解。所以，官员处理事情，总会与众不同，总是充满政治智慧，在别人眼里，就容易被看成是阴谋或者是手段。其实，最准确的表达，应该是技术。
王者伐道，这里面说的王者，并不是指皇帝或者大王，而是指最高层次，最高政治智慧者。伐，在中国字里，通常被理解成讨伐，我认为，伐其实包涵运用、实践的意思，道，指的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顺势而为。应该说，最高政治智慧，就是顺势而为。顺应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才是王道。最难做到的，就是认清这个势。所以，王道也是最高政治智慧，因为能够认清势并且顺应势的人，少之又少。
这里所说的交，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既可以是外交，也可以是社交，还可以是交易，置换，或者可以更简单地理解，是平等的交往、交流，是一种权力力学上的平衡。不仅官场需要平衡，整个世界， 都需要平衡。平衡一旦打破，招致的必然是灾难。至于武者伐谋，相信你已经理解了，武者只是一个泛泛的概念，只是智者之下的一个层次，也可以认为是有勇者或者武将。对于这一部分人，最高的政治智慧，就是运用谋略。而谋略，又分成两个部分，阳谋和阴谋。可见，阴谋不仅是政治智慧的末流，而且，最多也只占政治智慧的六分之一。
三国演义这本书误国误民。我们把诸葛亮推为天下第一智慧，却又无法解释，这天下第一智慧，为什么不能统一天下？根本原因在于，所谓的第一智慧，其实是第三智慧，其实只是末流。诸葛亮之所以不能一统天下，在于他缺乏第一智慧，鲜有第二智慧，惯于第三智慧。与之相比，我们会发现，曹操更善于王道。但因为我们极度推崇诸葛亮的智慧，刻意抹黑王道，贬低平衡。这其实是一种文人手法，为了写作的需要所进行的营造。史记和三国演义都只是小说，却被我们当作历史、文化甚至哲学教科书来读，以至于成了民族文化的血液，这是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剧。
中国的历史剧中，历来有忠奸之分，其实在一个朝廷之中，是无所谓忠奸的，任何一个人，都是皇帝的臣子。阵线分明的根本原因，只不过在于皇帝需要他们之间的矛盾，利用这种矛盾，才能达成权力平衡。
如果说官场是海，所有的官员，就是海里游动的鱼。那些科级干部，只不过是这个海里游动的小鱼小虾，大鱼只有那么几条（中略）两条大鱼发生矛盾，哪怕是冲突，只要目标不是最大的那条，那也只是矛盾和冲突，也是可以调和的，可以平衡的。一旦最大的那条鱼加入其中，就没有平衡可言，一定会出现大的混乱，并且最终导致权力倾斜。
部门和部门之间，缺乏制度性约束，一个部门需要另一个部门协调配合，那个部门积极配合是人情，置之不理是天理。部门之间不配合，并没有相应的制度制约他们，各个部门于是山头化，码头化，变成了靠山吃山的独立王国。山头林立，码头并行的情况下，要办事，就不是靠制度，而是靠人情。因此，干哪怕一件很小的事，也一定要拜码头，拉关系，否则就推进不了。
政改，确实需要大动干戈，牵一发动全身，稍有不慎，便可能出现大问题。赵德良之所以抓党建而暂时不抓政建，原因大概也就在这里。与政府部门以及智能的乱相比，党的系统架构，是明晰的，而且也是相对完善的，缺乏的只是标准化。因此，这项工作，相对还是要简单得多。
你看看，每年都有超级宫豪落马，可你数一数，有一个房地产富豪落马吗？中央调控房价，底线大家应该清楚，肯定不是打压房价，把房价打下来，受害最深的，肯定不是房地产商。房地产商的钱哪里来的？银行贷款，银行资金一旦出问题，国家经济就是大难。所以，国家出台的所有政策，只可能是平抑房价，控制房价的上涨速度，而不是拒绝房价上涨。如果房价出现大跌甚至跳水，中国经济就硬着陆了（中略）刚才说的是国家层面。国家一定不希望房价跌下来，跌下来就不好收拾局面。从地区层面看呢？同样不必担心（中略）房地产市场萧条，是地方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没钱花了。中央政府无论怎么调控，地方政府都会暗中托市。
世上万物，你首先得评估一下，你是否有能力控制，如果发现自己并不具备这种控制力，最好的选择，就是放弃。你若控制不住，又不想放弃，结果就会很惨。许多人的人生， 之所以很落拓很失败，原因恰恰在这里。明知无法控制，又不肯放弃，令自己陷入永远无法摆脱的矛盾之中，在旋涡之挣扎，在动荡中沉浮。并非控制才是好的人生态度，放弃，同样是一种好的人生态度。
韩信对汉王说，我将兵是多多益善。我和汉王的区别，只在于将兵和将将的区别。汉王将兵不行，但善于将将。韩信是一对控制力有清醒认知的人。
权力控制是一门极其深奥的学问，并非你想控制就真能控制得了，需要渊博的知识支撑，更需要豁达的胸襟。
这就像古代练武之人打沙包。沙包是吊在某个空间的。当人身有一定距离。如果沙包静止，不会对站立其间的人，有任何威胁。但是，沙包一旦被练武之人用巨力推动，便会做单摆运动。能力不足，控制不了沙包，沙包便会形成反作用力，撞向打沙包的人。吊一个沙包练，和吊两个沙包练，概念完全不同。练三个沙包四个沙包，又是别样考验。或许，你有能力打两个沙包，却不一定能够打四个沙包。若是想同时练五个六个沙包，沙包很可能撞上你甚至撞死你。
丑妻是个宝。为什么是个宝？宝不在这个女人多么的有能改，而在于你的驾驭力有了巨大的富余。也没有人会和你挑战。美女就不同了，你的驾驭力，不仅要辐射到这个女人身上，还得辐射到围绕在她身边的诸多男人身上。
就算你永远再大的控制力，也一定要节制，要收敛，要有更饿强大的自控力。控制力这种东西， 控制了别人的同时，也可能伤及自己。相反，放弃却是一种最好的自我保护。
都市人，每天都是忙忙碌碌，为名为利为美女，却没有时间静下心来，看一看身处的世界，看一看远处的风景。虽然这次神游要付费的，显然价格还相当不便宜，毕竟，对于有钱人来说，好心境比钱更重要。
唐朝以后，每一个朝代的灭亡，都有过一个相对短时间的内乱，也都是思想体系崩溃的结果。（中略）没有思想体系，人们就没有信仰，失败也就注定了。
专制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种叫民主，一种叫独裁。独裁好比妓女，人人都可以憎恶她，但她能有效率地解决许多人的性生活需求。民主好比二奶，看起来充满风情令人着迷，但她却只能是有钱人的玩物，和人民大众无关。（中略）民主既然只是一种权力执行的工具，那么，掌控在你的手里，就是你的工具，掌控在我手里，就是我的工具。关键不在于工具本身，而在掌握者的思想体系。
对于这种观点，唐小舟是非常认同的，可他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抓一把泥，把裂缝塞住，使之看上去，不那么触目惊心。
所谓关系，是你经营出来的，既可能是你巴结讨好或者行贿笼络，也有可能因为你善于办事，将所有事情处理得极其漂亮。更容易被提拔的，恐怕还是后者。
抓党建是进行权力结构建设的话，抓文化就是进行精神结构建设。如果把社会比喻成一个人的话，权力结构就是这个人的躯干，精神结构就是这个人的思想。当前社会存在的最大问题，恰恰是思想混乱，每个人都能举起一面思想理论的旗帜，和另一种思想理论战斗，结果争论不休，相互攻击。
说好说坏的，呈两个极端（中略）这种极端情况，只能说明两个问题，要么这个人极具争议，要么这个人大搞拉帮结派。那些极具争议的人，往往是作风强硬的人， 这种人通常能够干出大事，同时也会留下一堆首尾。
斗的目的，不是为了斗赢，而是为了斗和，或者为了自己获利。做生意的人讲究互利，其实官场之上，更讲究互利。如果大斗一场，将对方整惨了， 自己却没有得利，这样的斗争，无异于自杀。斗不过是手段，任何手段，都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存在的。将手段当成目的，这个人的路，大概也就走到头了。
身在官场上总是要发展的，不可能总在一个位置上呆着，新老交替、岗位转换时平常的事，当务之急是如何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依靠赵德良这颗大树找到一个能展示自己政治智慧的平台。思想通了，眼力劲也就有了。
在官场上就是这样，一个人之所以容易患得患失，就是觉得自己手里有筹码，可以与别人斗一把。一旦自己手里没有了本钱，就像一个穷光蛋，心里反而平静了，置身事外，随它去吧。
历朝历代，都离不开两种人，这两种人往往成为政治的宠儿。一是投上所好，溜须拍马，哄着上面高兴的人。这种人最大的本事，就是巧如舌簧，总能在上面需要的时候成为开心果。二是有真才实学，想干事、能干事，能干成事的人。（中略）当权者当然明白依靠前一种人，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无疑是痴人说梦，必须大胆使用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这才是成就事业的力量所在。在我们的正史中，大多对后一种人给予不遗余力的褒奖，对前一种人则多是予以无情的批判和声讨。那么，为什么不只用有为有才的人，这里就与人性的弱点有关。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但凡有才的人，往往自视才高八斗，目空一切，只研究事，不研究人，不按官场的规则出牌，甚至有些时候犯颜直谏，弄得老板下不了台。（中略）当权者也是人，是人就有人的感受，是人就有人的弱点，谁都希望自己众星捧月，谁都不希望有人挑战冒犯自己的权威。而那些专司投其所好的人，也许没有做事业的本事，但有讨上喜欢的本领，什么时候都能让上面舒舒服服，遇到问题宁可自己忍辱受屈，也能强颜欢笑，讨上面欢心。这就是这两种人的价值所在。
在官场中任何一个角色都有一个自己的定位问题。有的位置需要你猛打猛冲，一路高歌向天涯，有的位置则需要韬光养晦，静待时机见机而行。需要你猛打猛冲的时候，你冲不上去，那叫无能，只能走马换将。需要你韬光养晦的时候，你却不寂寞，那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多是惹人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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