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人同我一样，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喜爱，不是从冷峻深刻的鲁迅开始，而是源自张爱玲绚烂精致的语言、字字珠心的故事和无限苍凉的手势。

然而随着各种张爱玲传记的出版，张爱玲俨然从一位杰出的作家沦为一部庸俗民国小说的女主角。谈及张爱玲，人们首先想到的不再是那些动人心弦的小说，而是她与胡兰成之间的种种纠葛。

人们对于张爱玲的感经历、私人生活的热情似乎远高于对张爱玲作品本身的兴趣，仿佛那样才华横溢的作家只有高贵的出身可以炫耀，只有一场风花雪月值得一谈。张爱玲原本有着辛辣的讽刺和深入的思考，却在当下沦为只谈男女情爱的庸人。

以猎奇的心理去追究作家的私生活，将作者的生活与作品一一对应，是对作家想象力和写作才华的一种侮辱。今天，我们不谈爱情，更不谈胡兰成，只一同领略张爱玲文字本身的魅力。

一、“新文学”的异类

读张爱玲的作品，会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离革命很远，离战争很远，只有沉淀在老旧时光里的故事在慢慢发酵。

她的笔下，是缓慢衰颓的传统大家庭，似斑驳霉绿的老香炉，又似白公馆的老钟，生生的慢了一个小时。她的语言，是中国古典小说特有的典雅和精致，如她在《金锁记》中的一段描写：

“屋里看得分明那玫瑰紫绣花椅披桌布，大红平金五凤齐飞的围屏，水红软缎对联，绣着盘花篆字。梳妆台上红绿丝网络着银粉缸，银漱盂，银花瓶，里面满满盛着喜果。帐檐上季下五彩攒金绕绒花球，花盆，如意粽子，下面滴溜溜坠着指头大的琉璃珠和尺来长的桃红穗偌大一间房里充塞着箱笼，被褥，铺陈，不见得她就找不出一条汗巾子来上吊”

这种描写和叙事语气像极了《红楼梦》，让人们可以透过她的文字回到旧时代，回到一对老式夫妻的新房。她在所有人都疯狂的想要革新的时代，冷静而固执的守旧。

但是，张爱玲的小说中又有一种奇异的“新。正如炎樱为张爱玲设计的小说集《传奇》的封面：老式房间里面一个弄骨牌的清代女子，女子旁边坐着女仆抱着孩子，是时间静止的传统大家庭的模样。窗外却是一个面目模糊比例不对称的现代女子张望的身影，窥探着闺房中的一切，面孔虽然没有五官和表情，但肢体和动作都表现了好奇和窥探的姿态。

一幅画清晰地表现了张爱玲的写作特点，是室内与栏外之间的传奇，是传统与现代并置而成的碰撞和创伤，是时代突变之时无法弥合的新与旧的冲突。

自小生长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她更真切的理解人人性的自私、冷漠、残酷和旧式大家庭的阴暗丑陋；由于有着只知道抽鸦片和娶姨太太的父亲，她更看得清这些跟不上时代的前朝遗老遗少身上的麻木和扭曲。她对于传统社会、封建大家庭的顽疾比一般作家写得更深，她对于动荡时代人性扭曲的讽刺比常人更尖锐，她的作品中也比一般作家更加悲凉和绝望。

二、战争的另一面

张爱玲笔下的故事大都发生在乱世。她自己坦言不写战争，不写革命，但细读张爱玲的作品，其背后隐藏的乱世背景和战争威胁却比很多直面战争的作家写的更为深刻。

张爱玲不写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战争场面，她写得更多的是战争对普通人造成的心理压力和人性扭曲。

她的视角是独特的，关注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更是战争中所展现的更恒常的东西——在极端化和毁灭性环境中的人性。她写身处都市里的人们面对日益严重的战争威胁时，如何在身心都受到压迫的同时继续艰难的运用自己的方法和手段求生存。她对超越了民族、国家和历史的范畴，站在一种更为高远的人性层面来看待战争，这给她的作品带来了穿越历史时间和空间的品性。

以《封锁》为例，开头时写封锁的情形：

“电车停了，马路上的人却开始奔跑，在街的左面的人们奔到街的右面，在右面的人们奔到左面。商店一律地沙啦啦拉上铁门。女太太们发狂一般扯动铁栅栏，叫道：‘让我们进来一会儿！我这儿有孩子哪，有年纪大的人！’然而门还是关得紧腾腾的。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互相惧怕着。”

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的焦灼和恐惧一目了然。

而当视角转回电车当中，却又以油腻的熏鱼，印了字迹的菠菜包子等日常琐碎还原了一个看似风平浪静的世界。而一对原本平庸的陌生男女甚至利用这一点点时间上演了一场“浪漫邂逅”，让人性的出轨从虚拟的战争缝隙中探出头来。

一场突如其来的封锁，暂时凝滞的电车空间，表现了人们对战争产生的冷漠态度，表现了人在特殊环境中的生存意识和一种日常生活的看似欢乐实则焦虑的生存状态；又暗暗透露出乱世中人们对和平稳定生活的怀念，因而共同伪装出一种诡异的平静欢快的世俗生活。

封锁之时吕宗桢和吴翠远的邂逅，是世俗之人的情欲的出轨？还是乱世中普通市民的醉生梦死，是世界末日之时人们不自觉进行的死亡狂欢？

又如《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之间的爱情斗法。“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白流苏将令无数人流离失所的战争看作自身的一个机遇，只因为这场战争倾了一座城，成全了她的婚姻。这已然不是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了，而是乱世男女身上的精明和算计，自私和及时行乐，是无数小人物在这样岌岌可危的时代如何被扭曲和异化，如何挣扎着凭借生命的本能活下去，是不被革命号角彻底掩盖的，中国社会面临重大危机之时的众生相。

范柳原对白流苏说过，“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塌完了……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三、女性的悲剧

张爱玲是现代文学中为数不多的杰出的女性作家，并且以高度的自觉书写着女性的故事，以女性的眼光重新描绘着这个世界。

她在散文《有女同车》中写道：“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她笔下的女性，不是高扬着独立和自由的理想主义新女性，而是在传统社会中同命运搏斗，紧紧依附于男性，在现代社会里的困惑、挣扎乃至屈辱的沉沦的悲剧女性。

她们卑微、隐忍、躁动、虚荣，无论是新派、旧派，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无不创伤累累，生命在黄金与报复、虚荣与庸俗的牢笼里，一点点的枯死、沉沦……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从少女时的泼辣鲜活，到麻木的只认金钱不再相信爱情，再到变态的恋上儿子，用谎言残害女儿幸福，完整的展现了一个女人因金钱和传统家族而引起的彻底的悲剧。她要么是男性的附庸，要么是金钱的附庸，她永远被动的承受着命运的拨弄，永远试图抓住并不牢固的安全感。她已然成了传统中国中女性压抑、焦虑、欲望和疯狂的最佳代表。

不仅是经济上的恐慌，更可悲的是在心灵上对男人的极度依赖。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对范柳原感慨：“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着呢！”。白流苏用自己的前途来下注，来赌一场并无胜算把握的婚姻战。说到底，她寻求的不是范柳原的爱情，而是一种生存的手段，甚至就如范柳原所说的，将自己的婚姻当做一场长期的卖淫。她们用自己的青春作为换取婚姻的本钱，以一桩靠得住的婚姻为人生最高目标。这些扭曲和变异的灵魂，背负着几千年的沉重的精神枷锁，没有独立人格的追求、没有本体素质的提高，永远为男人哭泣，永远无法解放自己，永远帮助社会谋杀自己。

即便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女性，也总能从张爱玲笔下中窥见自己生命中的阻碍和悲哀。

四、所谓永恒

在张爱玲越来越被符号化的今天，人们似乎更倾向于在她的作品中寻找一种文艺的、怀旧的气息，更希望在她的作品中获得一种老旧贵族的闲逸，更热衷于谈论她的人生经历和情感生活。

但这些并不是真正的张爱玲。作为现代文学的洪流中的反叛者，她让我们得以从另一个角度一窥那个时代的人和事，比起瞬息万变的政治和战争，她笔下有些阴暗的，却更加恒常的东西。

关于人性和人本身的问题总会比局限于某一特定时代的问题更值得探讨反思，而我们在反思自己幽微的心理变化之时，也会发现，我们仍旧和张爱玲笔下的世俗男女太像太像，我们仍旧是她同情和讽刺的那些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