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写了《大学或问》，王阳明也写了《大学或问》（即《大学问》），可谓针锋相对。王阳明对朱熹《大学或问》的公开批评在传习录中也有记载，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是批评朱子“少头脑”，二是割裂心与理为两事。
根据朱熹的《大学或问》，格物之学应该包括“考察求索”四个方面的功夫：“若其用力之方，则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见其所当然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
朱熹认为，格物的功夫就是穷尽一切事理，要求面面俱到，所以他另外还提出了格物九条，在鹅湖之会上，陆象山就曾讥刺他的学问支离破碎，而心即理的学问则简单而简易。
《传习录中》第213条，王阳明说：“文公‘格物’之说，只是少头脑。如所谓‘察之于念虑之微’，此一句不该与‘求之文字之中，验之于事为之著，索之讲论之际’混作一例看。是无轻重也。”
王阳明在这里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认为朱熹把“考察求索”四种功夫并列在一起，是不分轻重，没有抓住格物的关键，格物其实就是正心。
《传习录》第171条《答罗整庵少宰书》中，王阳明说：“凡某之所谓“格物”，其于朱子九条之说，皆包罗统括于其中。但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谓毫厘之差耳。然毫厘之差而千里之缪，实起于此，不可不辨。”
王阳明说，在下所谓的“格物”功夫，已经将朱子《大学或问》中提到的九个方面的功夫涵盖在内。但治学必须抓住关键，我们在具体发用的机理上看法不同，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我们的分歧就在这里，我必须分辨清楚，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
由此，不少人就攻击王阳明“是内非外”。关于这个问题，王阳明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专门进行了澄清。
王阳明说很多人把他的观点绝对化了：肯定内心而排斥外物，只注重反观内省的功夫而抛弃讲习讨论的功夫，只专注于治学的纲领（约礼）而忽视具体细节的详察（博文），沉溺于片面的枯寂守静而不能顺应多变的世事。
他说，天理不分内外，天性不分内外，所以治学也不分内外。大家在一起讲习讨论，不能说不是求诸内；反观内省，没有说要抛弃外物。如果片面地强调治学必须外求，这是把天性看成外在的东西了，就是孟子批评的“义外”，程颢先生则称为“用智”；如果片面认为反观自省就是求之于内，这是把天性看成完全是内在的东西，这就犯了把自我与外界隔绝的毛病，程颢先生称之为“自私”。这两种看法都不懂得天性是没有内外的道理。
朱熹在《大学或问》里说：“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
在《传习录》第134条（《答顾东桥书》）中王阳明指出，朱熹先把心和理分开来说，最后再将两者合二为一，初学者很容易就把心和理、内与外看成两个独立的东西了，所以必须明确地告诉学者心就是理。
告子说仁是内在的，义是外在的。比如，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发自内心的，所以仁是内在的；尊敬老人爱护弱小是外在的，因为外面的人和我没有关系，所以义是外在的。孟子就反问他，是被你尊重的老人有美德呢？还是你尊重老人的行为体现了你的美德呢？
孟子在《公孙丑上》又作了补充，他说：“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
孟子并举宋人拔苗助长的故事来说明，不可能从心外去养浩然之气，可惜后来这个成语演变成了急于求成的代称，而忘了孟子的本意。
----《我读大学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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