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老杨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说实话，想不想？当然想。他的形象老闪现在我的脑海里，撵都撵不走，能叫不想吗。只是从此，我不可能再见到他。
因为去年的早春，老杨死了。
然而今天，我还特意绕道，从老杨家的门前经过。这可能是思想的异念在作祟--我竟然奢望在他的屋前望见他的身影。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这样奇怪的想法。很可能在我的潜意识中，老杨并没有死，只是短暂的去了某个地方或者睡个比较长一点的觉去了。他断气的那一刻以及办丧事期间我都没有遇见，只是在他死前的头两天，无意中望见他。
我压根没有想到这是见他最后的一次。
所以那次见到老杨的印象，很顽固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淹没甚至颠覆了他以前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以前他给予我的印象，总是高高大大的，脸颊清瘦但脸色红润（或许是结核病的关系），精神矍铄，眼眯成一条缝，说话总带着笑意。
可是那次，他简直判若两人。
那是三月的一个黄昏。春天的黄昏很美，夕阳柔和的抹在新生的绿上，浸润着黄玉般的光。粉红的桃花正灿烂地盛开着，与绿叶一起交相辉映，清新靓丽。
老杨躺在大门外的沙发上，身上还盖着不太厚的棉被。与其说是躺，不如说他整个身子蜷缩在沙发里。或许是为了晒太阳，或许，想出来吐吐气，也有可能，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想看看世间这美好的景色。
然而他的眼睛是闭着的。他这样闭着，眼眶显得格外的凹陷，脸上苍白腊黄，仿佛只剩一层皮，紧紧勾勒出脸廓的颧骨。我本想上前打个招呼，说上几句关心的话，但见他一动不动，似乎睡着了。还是觉得不要影响他的休息，下次等他醒的时候，好生安慰几句。
于是我错过了此生最后一次与老杨互动的机会，我很惭愧。当然，他临死之前，记得或者不记得我都无关紧要了，至于我的歉疚，根本就是折磨活人的东西。
所以我想写写老杨，释放一下心情，如此心中便坦然些，也省得他的形象老在我的眼前晃动。
老杨每次到我店里来，都骑着那辆老旧的摩托车，远远听见“突突”地响，就知道是他来了。那辆摩托很有些年头了，是金城铃木的牌子，在二十年前，这样的摩托算是贵重的东西，也很拉风。他到我店里，无非是批发点小杂品种回去卖卖（其实他批的量少得可怜，简直与零售差不多）。
他开了爿小店，已经有三十多年了，永远是那个模样，老百姓的日常用品，烟酒糖鞭炮草纸肥皂毛巾牙膏卫生纸之类，也摆放了几包尿素化肥，总的资产加起来也不超过一万块人民币。他从来没有把这个店做大做强的想法，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将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乡亲们哪样东西没有了，到他的店里来买，就是断货了，也没有关系。如果乡亲们紧急要，他立刻骑上摩托，“哗啦”踩响，“突突”往镇上的百货店去了。当然，也是批发。
这不光是他作为生产队长得天独厚的条件，乡亲们才愿意到他家买东西的。他家的店虽小，但店里的面积不算小，于是他摆起两张桌子，放八条长板凳，供上茶水，还有两包廉价的烟，供队里人来坐。久而久之，队里的人干脆就把这当成队里的活动场所，吹东南西北，侃古今中外，打打扑克，下下象棋，一派生动活泼，热闹非凡。
他当生产队长已经四十多年的历史，从大集体干起，一直干到死的那一天，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也真心推辞过几次，可是乡亲们都不同意，没办法，他头上队长的帽子仿佛孙猴子头上的金箍咒生了根，取不下来了。
说起队长，不是官，但他仍认认真真管好队里每家每户的事，凡是他认为该管的，他都要管上一管，颇有大家庭中一家之主的气慨。比如谁家婆媳吵嘴了，谁家儿子不孝顺了，他立马火冒三丈跑到人家里，劈哩叭啦一通，惹得人家全家人一个劲地笑脸赔不是，好像是人家得罪了他似的。几回下来，队里听不见吵嘴的声音了，至于下辈不孝顺上辈，谁敢？
至如邻里发生纠纷，起了争执，那更是吃不了兜着走。因为他的店是顺风耳千里眼，这样的事他总是先行知道并且马不停蹄赶往现场。甭解释了，先有理无理三扁担，臭骂一通，直骂得双方哑口无声，头也不敢抬。“谁有理？都没理，若是一方有理，这嘴还吵得起来？学学人家“六尺巷”！”这是他经典的台词。大家都知道，理在老队长这边，后来，万一哪两家发生疙瘩，赶紧一同找老队长去，因为老队长自有公断。
他这样受人尊敬是来自他的底气，说白了是他的为人处世。队里的一些大事，都是由他为头，办起来有条有理，水到渠成。一些生老病死的事，队里会办的人少，自然请他操办张罗。队里诸如田地的流转承包，乡村改造等等事项，也非他莫属。其实他很早就有肺结核的毛病，但正是这个毛病，帮他快速地解决不少棘手的问题。
队里的池塘多年未修，正好乡里有改造计划，他马上跑到乡长办公室，力陈自己队里的池塘必须改造的理由。最后看乡长似乎仍在犹豫，便撂下一句话：“我是快要死的人，不是为自己考虑，是为整个队着想，到底行不行，你看着办。”然后连再见也不说声，板着脸气呼呼地走了。乡长望着他一阵风似的刮过，无可奈何地苦笑笑，心里头默许了。队里的水泥路，他如法炮制，也被列为第一批财政补贴项目。
他所在的队与隔壁的队因隶属不同的乡镇，两村之间还有一段约三里长的接头路，多年仍是土路，坑坑洼洼，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两边乡亲怨声载道，只是谁也拿不出解决的办法。乡亲们的怨言听得多了，也就成了他的怨言。怎么办？于是他找到双方乡长反应情况，大小道理口若悬河头头是道，正准备板起脸放出那“杀手锏”的一句话，乡长连忙笑脸接话：“我是快要死的人，不是为自己考虑。行行，这事就这样办。”老杨听了，缓和了脸色：“对嘛！这样才叫为人民服务嘛！”
就这样，成立以老杨为头的修路工作组，乡里出大头，另外两边队里集资。老杨当了组长，动员大会那天，慷慨激昂，一激动，当场掏出一万块。此举立刻感动了善良朴实的乡亲，不出一天，修路款绰绰有余。路修好后，老杨利用余款，又在路两边栽上两排桂花树，植上绿草繁花。两边乡亲为记住老杨的好，立牌为记，上刻“善德路”。为何叫“善德”路？因为老杨名叫“善德”。不出三年，此路成为乡村样板路，一到桂花飘香季节，竟然也有外地人来此乡村旅游，从此“善德路”广为人知，老杨的事迹津津为人乐道。
老杨的那些事迹，除了正面的外，但因传的人多了，也不小心暴露他的一个隐私来。队里有个寡妇，按理他该叫“三嫂”，但由于寡妇门前是非多，老杨也不幸有染。当然，从来没有人抓住他“捉奸在床”的证据，只是乡亲们常偷偷看见，老杨手里拎着吃的用的东西，东张西望钻进三寡妇的屋内。三寡妇有个儿子，听说是老杨一直出钱让他读了高中、大学。后来这孩子每年回家，都要拎好烟好酒看望老杨，那神态简直比亲儿子还亲热。老杨也心安理得笑呵呵地收了。
多事的人还将老杨与这孩子的长相比比，居然也找出了不少相似之处。当然，信其有，不信则无，毕竟人言可畏。想必老杨早有耳闻，老杨的老婆更早有耳闻，但为什么老杨与他老婆却从来似充耳不闻，老俩口一唱一和，常常见他们菜园中山地里形影如随呢，让那些爱背后嚼舌根的人苦思冥想不得其解。
关于这件事，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我不信。因为我与老杨是忘年交，二十多年的朋友了。一次与老杨喝酒，老杨对我说：“惨呀，我三哥在山上打石头的时候，一不小心被山上滚下的石头从下身以下的地方碾压过，血肉模糊……他临死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说，老小，我不行了，三嫂与武伢，托你照顾了……”就是那次，老杨的形象不知在我心中又光辉了多少倍，当时听得我热泪盈眶热血沸腾。
我深信老杨是个重感情重义气的人，这也表现在对我这个外乡人一直以来生意上的照顾。那时田地还没流转，队里的庄稼丰收了，到卖的时候，都是老杨通知我，定个时间统一收购。老杨特别热心，帮我挨家挨户叫人，灌包，上车，到了吃中饭的时候，还叫他老婆烧两个菜，硬是留我喝上一杯。他爽朗的笑声感染着我，激励着我，一位劳动人民最善良最朴实最可爱的形象牢牢地让我实实在在做着良心生意，从无坑害欺诈非份之念。
现在老杨就埋在他屋后的山顶，他在那高高的地方，深情地注视着他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哎，老杨死后，队里冷清多了，那些曾经总是围在老杨店里海阔天空的乡亲，像游散的鱼，不知到哪去了。
经过老杨的村庄，很静，静得只听见风吹过葱绿的树，叶子一片片发出近似悲伤的颤鸣。仰望埋着老杨的山头，我发现那满山的树，比往年绿得更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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