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年前听过的一首老歌里有一句词是:对着电视爆米花。初听时不解。小姐妹告诉我:“就是拿着摇控器啪啪啪地不停换台,感觉像爆米花一样。”我的脑海里立刻出现一个场景:一个陷在沙发里的人,手拿摇控器,对着电视不断地按,目光空洞呆滞。表面上看来是人在控制电视,而我却分明看到一双无形的手从电视里伸出来,死死地握住人的两臂,将人牢牢地按进了沙发。人完全无力从电视中挣扎出来,其实在本质上人压根没有反抗的意识。
想到这里,我有种不寒而栗的恐惧。人有多少次是清清醒醒明明白白地活着啊?以为我们是在生活,又何尝不是在被生活掌控?
记得刚刚流行BP机时,包里的BP机总想拿出来看看,有没有被呼的消息。后来有了手机,总产生手机响了的幻觉。微博兴起时,有多少人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是打开电脑看微博?如今微信方兴未艾,连孩子都不得不跟微信争夺父母的爱了。
当网络游戏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时,倒底是你的兴趣所在,还是它令你无法自拔;当一部热播电视剧开演了,你废寝忘食地守在电视机前时,是你在看电视剧,还是电视剧在消磨你的时间呢;当晨起披星戴月地急匆匆拼命挤进地铁冒充沙丁鱼罐头时,你想不能迟到,今天有个客户、早上有个会议、领导的脸色、要被扣的工资,这些念头里又生出多少个主宰啊!
当看电视玩游戏抽烟喝酒打麻将……便被“瘾”所掌控;当想要钻戒、貂皮大衣、香车美女……便被“物”所掌控;当精疲力竭地往来于单位、家庭,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家人关系……便被生活所掌控;当想要出名时,便被“名”所掌控;当想争夺权力时,便被“权”所掌控;当想要赚更多的钱时,便被“钱”所掌控。
回首一望,越是想要抓住时,越是被那想要抓住的东西紧紧地锁住了咽喉。“我”在哪里呢?
杨绛先生在《我们仨》里有几段文字让我看到了由“我”掌控的状态。在新中国初期那些特殊时空里,我们看过听过多少众叛亲离、六亲不认、家破人亡的悲剧;学生纠斗老师,儿女与父母划清界线。有多少人会说,那个时代,都是被“不得已”所驱使。
而杨先生一家三口却有不一样的选择!
“大鸣大放”的时期,杨先生有这样一段记叙:“上面只管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地引诱催促。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向极端。我对锺书说:‘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有友好的记者要我鸣放。我老实说:‘对不起,我不爱“起哄”。’他们承认我向来不爱‘起哄’,也就不相强。”
杨先生的女儿——钱瑗,上中学时,因为年年“三好学生”,学校让她入团。苦恼得迸出了小眼泪,怕“入了团就和家里不亲了”。杨先生安慰她说:“你不会和家里不亲。妈妈也不会‘扯你后腿’。”钱瑗很快成了团员,和家里的关系分毫没变。在之后的屡次政治运动中,钱瑗虽“身不由己”,在政治洪流中“火线入党”,成为“拉入党内的白尖子”,但你又能清晰地看到她是有自己的选择的。
当成了“牛鬼蛇神”的父母与她这个“革命群众”不得已要“划清界线”时,她选择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先写好一张大字报,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线,贴在楼下墙上,然后走到家里,告诉我们她刚贴出大字报和我们‘划清界线’——她着重说‘思想上划清界线’!然后一言不发,偎着我贴坐身边,从书包里取出未完的针线活,一针一针地缝。她买了一块人造棉,自己裁,自己缝,为妈妈做一套睡衣……又从书包里取出一大包爸爸爱吃的夹心糖……”不仅如此,还省出工资,贴补“牛鬼蛇神”父母。
这是对待家人的选择。钱瑗在“四清”时,曾在山西城关公社驻地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这个公社学校的“一群革命小将来京串联,找到钱瑗老师,讨论如何揪斗校长。阿瑗给他们讲道理、摆事实,说明校长是好人,不该揪斗。”
在“不得已”的政治面前,仍然有选择的可能性!后来偶然看到杨先生一篇文章《人能做主吗》,在杨先生和钱先生的一生中的种种叉路口上需要抉择时,她很明白地写道:“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是不得已。”她将这种选择命名为——自由意志!
我看到了杨先生一家对于自己命运的掌控,我说不清那个掌控命运的“我”是什么,但我很清晰地看到了那个“我”!
不过,我也从《我们仨》里隐约发现了两样不容易驯服的“东西”。那两样“东西”也曾掌控了杨先生和钱先生。
一样是情绪。
书中回忆了他们的一次吵架。原因只为一个法文的读音。“我说他的口音带乡音。他不服,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我也尽力伤他。”
人在情绪中时,便被情绪所掌控。伤心时,“我”无法令自己不哭;愤怒时,怒发冲冠,哪里想得起“我”;恐惧时,满心只剩下了恐惧;……
所以别责怪孩子因为害怕批评而说谎;所以也别自惭生气时口不择言;所以也别记恨他人自私而伤害了你。那一刻,“我”不当班,被情绪冲昏了头脑,做了什么都不怪“我”啊!只是要记得,下一刻,情绪在岗时,好好地照看它!二位先生就自那次争执后便“讲定,以后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
一样是亲情。
“锺书回来满面愁容,说是爹爹来信,叫他到蓝田去,当英文系主任,同时可以侍奉父亲。……锺书并不愿意丢弃清华的工作。但是他妈妈、他叔父、他的弟弟妹妹等全都主张他去。”之后,钱先生便去了蓝田,与妻女离散。
“自由意志”在亲情面前也不得不妥协了。尤其是东方传统教育,我们总是被这“为你好”的亲情所左右,其实那个“我”煎熬得很!
掌控自己的人生,确需要些觉察和勇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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