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当皇帝时，内廷宦官虽初具规模，但朱元璋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洪武元年，朱元璋对近臣说：“……其（宦官）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汉唐之祸，虽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宠爱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其可得乎？”（《明太祖实录》）。朱元璋从历史教训出发，规定不让宦官们有机会接触到政事与兵权，仅仅让他们做一些打扫卫生与跑腿儿的活，他认为只有这样，阉人们才没有机会犯上作乱。
洪武二年，朱元璋又告诫吏部官员，“此辈（宦官）自古以来，求其善良，千百种不一二见。若用以为耳目，即耳目弊矣；以为腹心，即腹心病矣。”说宦官中的好人仅千百中有一两个，似乎有点夸张，但大体上道理是对的。
洪武末年，朱元璋制定《祖训》时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宦官不得识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明史》
到了建文帝朱允炆时期，对宦官的抑制更为严厉：内臣外出之际如稍有不法，地方官有权也有义务将这些违法宦官绑缚起来，押往京城，交由朝廷处置。朱允炆对宦官约束的十分严格，稍有错误就严惩不贷。
正因为这样，建文帝大大的得罪了宦官。朱棣发动“靖难”时，一些宦官就开始密谋“投奔”新主子，因为他们老早就听说燕王朱棣对宦官很信任、很倚重。朱棣尚在北方折腾时，南京皇宫里就有宦官偷偷地给朱棣送情报。当燕军南下逼近江北时，朱允炆皇宫里一些宦官不再满足于泄露机密当内奸了，而是乘人不备逃到朱棣的军营中，“漏朝廷虚实”，充当燕军南下的导航仪。由此，朱棣的“靖难”更加顺利，并最终夺取了皇位。（《明史?宦官》）
朱棣对宦官的好由来已久，宦官们对朱棣也青睐有加。朱棣在靖难成功后，不仅一次次地犒劳杀人如麻的靖难英雄们，而且还要对曾经有功于自己的宦官们表示一下心意，但因大明《祖训》的政治高压线在，朱棣不会明目张胆的去破坏，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既然明的不行，那就来暗的。
于是自登基起，“文皇帝以（宦官）为忠于己，而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以委任。永乐元年，内管监李兴奉敕往劳暹罗国王。三年，遣太监郑和帅舟师下西洋。八年，都督谭青营有内官王安等。又命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趾。”（《明史?宦官》）
朱棣一上台就这么频繁地将重任委以宦官，并派遣他们出使域外，这本身就与朱元璋压抑宦官的国策相悖，但朱棣为了展示自己是个大孝子，曾强词夺理的狡辩说：“朕一遵太祖训，无御宝文书，即一军一民，中官不敢擅调发”。说的是好听，然朱棣已是把宦官当做心腹了，大明的“祖制”实质上被破坏。
由于朱棣宠信宦官尝到了很多好处，再加上永乐前期宦官的贡献也不小，所以朱棣在日后的治国理念中更是对宦官刮目相看。宦官作祸由此拉开序幕。
第一，从政治隶属关系上，使宦官系统独立出来。
朱元璋时期宦官归属吏部管理，“至永乐始归其事于内”，这个“内”指的是司礼监，也就是说永乐朝起宦官们不在归吏部管辖，而是独立成系统，直接听命于内廷宦官首脑机构司礼监，司礼监取得了宦官人事权和奖惩权。
宦官系统的独立和权势的壮大，为以后宦官干政、害政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支持。于是伴随在皇帝身边的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自然就成为皇帝首选的政务处理帮手。掌印太监由一人担任，秉笔太监常常多达八九人，主要职责是：1、批复大臣们的一切奏章，“批朱”，2、传御宣旨。
前面不是说太监是不允许识字的吗，怎么后来的宦官不仅识字了，甚至能直接参政了？
第二，朱棣首破宦官读书之禁，为宦官干政铺平了道路。
清人所写的《明通鉴》说：“听选教官入内教习之。”《明史》说，平定安南内乱时，朱棣从安南弄来了几个喜欢的小太监，给他们找来了先生，在宫里教他们识字，几年后，便让他们做些文墨工作。
第三，在宦官人数机构编制上放任自流，太监帝国一步步形成。
洪武时期，朱元璋在太监人数上虽没做规定，但他对宦官做了压制和打击的政策，宦官人数大约控制在1000多人。朱棣本来特别喜欢宦官，永乐朝一开始就有好多差事交给太监负责（如东厂），因此朱棣时期宦官人数比洪武时期有了急剧增加，可能要有好几千人，到了明宪宗时，突破了一万人，崇祯时，达到了70000人。
随着宦官的受宠，权力的提升，朱棣已然打开了宦官之禁的“潘多拉盒子”，宦官之恶也渐渐显示出来，这让朱元璋情何以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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