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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钱多，人傻，速来”的短信催促下，我们一行人奔着包头方向疾驰而去。
原本以为，我的家乡是改革春风吹开的最后一个“红色堡垒”，没想到包头的步伐更加缓慢。权力和人情关系依然是“市场”的主要角色。
朋友的亲戚在地矿局工作，所以，大学毕业后，他自己注册了一家公司，挂靠在地矿局“三产”部门，操作一些与矿业有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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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在电话那边不停地催促，“你们坐牛车来的吧，咋还不到呢？”
“急什么”，我一边开车一边回道，“找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准备好美食，美酒……”
“知道，知道，还有美女”，没等我把话说完，他就抢着说，“快点，快点，不就是五讲四美吗，没问题！”
“直接到蒙古大营吧”，半小时后，他又打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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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蒙古包，两桌全羊宴，五箱金骆驼白酒，六个孩子，六对半夫妻，十箱雪鹿啤酒。
朋友的开场白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他说的没错，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俄罗斯布拉戈申维克的警察局里，只不过他把他的故事，安在了我身上。
当时之所以出手相助，只是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
看着他一直向我拱手，也就不想揭穿他了。
“这家伙现在学坏了”，我心里这样想着，“看来这些年没少磨练。”
或许原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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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蒙古美女歌手过来献哈达，唱祝酒歌的时候，我突然感觉身边似乎少了一个人。
那个在榆林用两箱洛川苹果赢来一路同行的倔强的“兰花花”不见了。
我急忙吩咐胡总的夫人赶快去车里看看。
“咋，把额（我）们洛川地女娃娃搞牟（没）糗了？”胡总操着浓浓的陕西口音，嘻皮笑面地问。
“住嘴，你这个倒霉（煤）的”，我没好气地回应他。
胡总在榆林是开煤矿的，所以，我一直开玩笑的叫他“倒霉的”。当然，在榆林他还有其他产业。”兰花花“”就是他酒店里的服务员。
当时，我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第二天中午，她哥哥就把苹果送到了酒店，300多公里路程，开着一辆破旧的四轮拖拉机。
这一家人，是不是都疯了。
看着她委屈地抹着眼泪，我突然有一种心疼的感觉，她比我女儿大不了几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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