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书朋推荐 || 编号：[1534]
。。原作名: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SBN: 9787520195430
。。内容简介。。
如果没有科举，或许中国会完全不同！
“当今世界上读过最多八股文文章的人”对科举制度的重量级分析之作！
海外学者有关明清中国科举研究领域第三本标志性著作！
如数家珍般地一一介绍历年科举的故事，活灵活现地再现那个时代令人欢喜令人愁，甚至使得举国若狂的科举图景。
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撰写万字长文推荐！
通过对横跨元明清三代、千余种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分析，艾尔曼教授探讨了1315-1905年间作为晚期帝制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科举制度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多重面向。艾尔曼对科举制度的探讨修正了很多我们先前对于这一考试体系实际运作过程的看法，其中既有对科举作为政治和文化组织运作（political and cultural machinery）的分析，也有对科举在被现代改革者们无情废止后所产生的一系列无法预料之社会后果的反思，同时深入解读了科举作为一套历时久远、运作成熟的制度的历史意义。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A. Elman），1980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教授、教授（1986—2001），1999-2001年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教授，2002年后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历史系双聘教授（2002-2017，其中在东亚系为1958届胡应湘讲席教授），于2017年荣休。代表作有《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迁》（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科学在中国（1550-1900）》（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以及本书，此外还与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合编了《晚期帝制中国的教育与社会，1600-1900》（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
译者简介：
高远致，公司职员；译有《<教父>电影全剧本》《音乐的阐释》。
夏丽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候选人；主攻宋、金时期文学，此外其研究方向还兼及东亚艺术史、书籍史；译有《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合译）。
。。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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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曼的《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尽管距离初版已经有二十年，依然是科举学领域研究的典范之作。艾尔曼着眼于科举制对整体政治体系、社会架构以及个人产生的影响。艾尔曼通过研究精准指出科举制所谓提升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只是一种后世的想象。科举并非为增进社会流动而设计的一套制度体系，相反，它通过设计考试内容和方式，将大部分人排斥在体系之外，使这一制度在实际操作中成为了精英阶层的内部流动和垄断社会地位、文化资源和政治权力的方式。而它貌似公平的考试形式，又有效地遮蔽了人们对其内在结构性不公平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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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体系既不是一项早熟的制度设计，也绝非冥顽不化的保守碉堡。科举是一种有效的文化、社会、政治和教育建构，它既符合明清官僚制体系的现实需要，也有效支撑起了晚期帝制中国的社会结构。科举历经明清两朝六百年的发展，考试形式和内容也在不断变化。但在19世纪中叶以来的民族和国家危机面前，科举已经无法满足救亡图存以及选拔真才实学的人才的要求。而科举停废和现代学校兴起导致科举作为浸淫在经学传统下的文士群体的价值坐标、帝国王朝权力和精英士绅地位的象征，其联结社会、政治、文化意义的网络功能彻底解体了。1900年后中国的教育和科举改革最终导致国家统一的理想取代了对王朝一家一姓的效忠，乱象丛生的多民族的清帝国被艰难前行的中华民国取代，而后者进而被多民族的社会主义中国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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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着《晚期中华帝国的科举与选士》读了一些章节，译得不错，这么厚的书，太难，特别同情译者，他们很厉害了。不过呢，好像没怎么核对史料，有些地方作者对原始文献的理解有偏差，或者作者转引的二手文献本身有问题，这些应该顺手帮着改了，或者出注。据说艾尔曼中文很好，不知道，他的一些错误简直了，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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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生的落榜失意自隋、唐以来就是一个常见主题。为了能写经义文（1756 年后又要学会写律诗），需要相当程度的典籍记诵、古诗文的广泛阅读，以及经年累月的写作训练。这就占用了一个考生从童年到青年的人生阶段，并成为帝国范围内历代精英家庭子弟的共同经历，这一点不受方言与地域的差异性影响。至于那些仅仅受过短期教育的人则只掌握了科举范文，而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广泛记诵，即便这样，如若他们想要通过地方性的院考、科考步入官场的话，他们依然需要具备文言文读写能力。
在地方性考试中，不通文言文的考生很常见，就像我们在第四章所讨论童生和生员的情况那样；但在各省举办的乡试中，不通文言的考生基本已经被淘汰了，但考场舞弊和考官受贿则成为获得举人乃至进士头衔更行之有效的捷径。三年一次的乡试规模在明代达到了5万至7.5万考生，而到了清代更增至10万到15万，考试的难度并非向考官展现自身的文言文读写能力（这是地方考试对童生所进行的文化区隔），而是写出雅驯的八股文，并且要在海量的文章中脱颖而出，这些文章的作者个个都是在写作上砥砺数十载的青年和老年考生。当一个不识文言的考生试图通过受贿步入仕途，他买下科举头衔的行为会被迅速发现和曝光。清廷对此的监管尤为得力。
——《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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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还有一个深藏的目的，这就是它有目的地将没有那么有文化的大众挡在门外，而把那些会全力与皇权体制合作的、受过全面经学教育的文士精英挑选出来。
引自 第二章 明初的皇权、文化政治与科举考试
对比傅高义的《〇〇〇时代》里提到恢复高考，是为了为〇〇选拔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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