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78天《宙合 第十一》第13~14段

《管子》学习第78天《宙合 第十一》第13~14段

原文阅读

      “可浅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谓也。“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业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于物，而旁通于道。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是故辨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说，而不可以广举。圣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为之治而计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为之说而况其功。岁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时。”山陵岑岩，渊泉闳流，泉逾瀷而不尽，薄承瀷不满。高下肥，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乡有俗，国有法，食饮不同味，衣服异采；世用器械，规矩绳准，称量数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各事之仪，其详不可尽也。

        “可正而视”，言察美恶，审别良苦，不可以不审。操分不杂，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处其位，行其路，为其事，则民守其职而不乱，故葆统而好终。“深而迹”，言明墨章书，道德有常，则后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声不息。

字词注释

[1]指意要功：设计谋划以求最好的功效。指意，即“计意”。指谋取最佳主意。要功，即“计功”。求取功效。

[2]著业：指事业。

[3]方明：即明于各种事物。方，广。

[4]不官于物：不只局限于具体事物。官，局限。

[5]旁通：犹言“广通”。

[6]诸生：诸物。

[7]治：与“辞”古通。

[8]攻：治理。

[9]曲说：言论偏于一隅，不全面。

[10]广举：广博地谈论事情。

[11]博为之治而计其意：广博设立言辞以供表达。

[12]名为之说：确定各种名分之说。名，名分，各种事物的概念。况：比况，比量。

[13]半星：即中星，在中天的星。辰序：即十二个时辰的次序。

[14]岑：小而高的山。岩：山崖。

[15]闳（hóng）流：大河，大水。闳，宏大。

[16]瀷（yì）：小而急的水流。

[17]薄：杂草丛生的浅水之地。承：承接，容纳。

[18]（qiāo）：坚硬而瘠薄的土地。

[19]采：色彩。

[20]品有所成：各种事物都有成规。品，品物。

[21]各事：指天、地、人诸事。仪：适宜，即各有其宜。

[22]审别：审查分别。苦：粗滥。

[23]操分不杂：各按其职分不混杂。操分，指对美、恶、良、苦的界定。

[24]不悔：没有灾祸。

[25]葆统而好终：保持国家纲纪，取得好的结果。葆统，即“保统”。保持纲纪。

[26]明墨：明确绳墨法度。章书：彰明规定。书，指写成文字的规章制度等。一说“书”为“画”之误。

[27]修：王念孙云，“修”当为“循”，字之误也。循，依顺，遵循。

译文参考

        “可浅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这是说人君举事行动当考虑意图和功效，必须选择最佳方案，求得最佳效果。天不只有一个时序，地不只有一种物利，人的活动也不只限于一件事情。因此，设立事业不能不多种类别，功名地位也不得不根据需要分多样而设。明智之士广通各方面的事物，所以，不只局限于某一种事物，而是旁通于事物的共同规律。所谓道，能通达到无上之高，广及无穷，可以运用于各种事物。因此，仅仅明辨一句话，通晓一个词，善治一件事的人，就只可能谈论其片面的见解，而不能广泛举例、全面阐发事情。圣人由此明白，一种言辞不可能兼容多种含义，所以，广博地选取言辞以便表达；又知一种事物不能兼备通例去概括众多现象，所以，广泛设立名分来比量各种事业功效。每年有春夏秋冬四季，每月有上中下三旬，每日有朝有暮，每夜有昏有晨，有中星在天及十二辰的次序；这都是各有所主。所以说：“天不只有一个时序。”山陵岩崖，渊泉大流，深泉飞越过溪谷长流不断永不会枯竭，湖泊承接着溪涧水源充沛但不会满溢。土地高下肥瘠，适宜作物也各有所宜。所以说：“地不只有一种物利。”乡里有习俗，国家有法度，饮食有不同口味，衣服有不同花色；世人所常用的器械，如圆规、矩尺、准器、墨绳，以及称量轻重、大小、多少、长短的计算标准及数量刻度，各有成规。所以说：“人的活动，不限于一件事情。”这就是说，天、地、人诸事，各有其相宜。其详细内容，是不可尽述的。

      “可正而视”，这是说君主要分清美丑善恶，要辨别优劣好坏，不能不审慎对待。掌握标准，分清美恶优劣不相混杂，政事的治理就不会出现灾难。“定而履”，这是说处好自己的位子，行正自己的路，做好自己的事，这样，百姓就会各守常业职分而不相混杂，这样就能保持国家的正统纲纪因而赢得好的结果。“深而迹”，说的是人君当光明磊落，彰明行为准则和做事法度，道德品格坚持恒常。这样，后代的人就个个都能遵循常规道理而不陷于迷惑昏乱，因此，贤君圣名的美誉也将永远留传不息。

核心内容解读

      天地万物的“分”“合”，人类活动领域和社会角色的分化，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重要论题。今天学习的这段文字中就反映了古人对于事、业、名、位的分化，以及相应的“乡俗”“国法”的规范分化等等，曾有过敏锐体察和深入思考。在本段论述之中，此种分化也是被拟同于自然界的万物差异的。而对于“可正而视，定而履，深而迹”的解释，说明君主要分清美恶优劣、行端走正、光明磊落、道德品格坚持恒常，这样，才能政治稳定，百姓守业，贤君圣名留传不息。

      作者表达了这样一个极可注意的意向：他既承认分化现象是必要的，不得不如此，同时又在寻求某种足以统摄贯通其间的东西。承认事物的分化又力求其间之贯通，这岂不就是“和而不同”么？进而，这个思考还特别具体到了对社会角色之分化的态度上来。那种仅仅“辩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即着意以专门化方式来发挥角色功能者，被置于次一等的位置；而“明者察于事，故不官于物，而旁通于道。道也者，同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在“人不一事”、各种专门角色业已分化了的时候，古人相信存在着一种更高层次的统摄性角色“道”。简单地说，“道”是广大无边，不可用名言概念去把握，不能直接通过感觉器官去认识，运动不止，而又生成万物的一种抽象存在。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管子》的主要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

        作为“管仲学派”的著作汇编，《管子》一书的内容表现出包罗万象、宏博精深的鲜明特点。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罗根泽就提出，《管子》 “在先秦诸子，裒为巨帙，远非他书可及。《心术》 《白心》，诠释道体，老、庄之书，未能远过； 《法法》《明法》，究论法理，韩非《定法》 《难势》，未敢多让； 《牧民》《形势》《正世》《治国》，多政治之言；《轻重》诸篇，又为理财之语；阴阳则有《宙合》《侈靡》《四时》《五行》；用兵则有《七法》 《兵法》 《制分》；地理则有《地员》； 《弟子职》言礼；《水地》言医；其他诸篇，亦皆率有孤诣。各家学说，保存最伙，诠发甚精，诚战国、秦、汉学术之宝藏也”。（《管子探源叙目》）而从现代学科体系的角度来看，在这部综合性的巨帙中，举凡哲学、政治、法律、行政管理、军事、财政、经济、教育、伦理、心理、史学、文学、音乐、医学，以至农学、水文、地理、天文等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几乎无不涉及，其中关于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思想尤其丰富而精粹，构成了《管子》思想的主要框架。

        《管子》的哲学思想以道家思想为核心，这已为学术界所公认，《汉书·艺文志》将《管子》列于道家，主要依据恐怕也在于此。书中《心术》上下、《白心》 《内业》 《宙合》等篇章，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学说，将古代哲学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老子的宇宙观以“道”为“万物之宗”，认为“道生万物”， 《管子》中同样将“道”奉为无上无穷、无形无象的最高范畴，如说： “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 （《宙合》），“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 “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内业》），“虚无无形谓之道，化穷万物之谓德” （《心术上》）。

        但是， 《管子》又认为“道”自身并不是抽象的“无”： “天道者，所以充形也”（《内业》），而“气者，身之充也”（《心术下》），可知“道”也就是物质的“气”。在这种“道—气”一元论的基础上，《管子》进而明确提出了以“精气”为化生世界万物的元素，《内业》篇说：“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又说： “凡物之精，化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之胸中，谓之圣人。”也就是说，一切的物质和精神现象都是“精气”的产物。这一观点触及生命和精神的本质，并将老子的唯心主义宇宙观导向了唯物主义，对其后的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书中提出的天地包裹万物，天地之外又为无边无际的“宙合”所包裹（见《宙合》）的“浑天说”，认为人可以“昭知万物”， “遍知天下”（《内业》），强调加强认识主体修养，才能正确认识客体的认识论等，也都在哲学史上有重要意义。

      《管子》在哲学领域另一值得重视的方面是推衍了“五行相生”的学说。《周易》论阴阳而不及五行，《尚书·洪范》论五行而不言阴阳，《管子》中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诸篇则将阴阳和五行结合起来，将五行配于四时，并将时令、方物以至治国、用兵之道都与四时、五行相联系，论述了“阴阳至运”“五行相生”“天人感应”等思想。约与此同时的稷下学者邹衍则着重阐发了“五行相克”的学说，并将其引入社会历史变化规律的考察，形成“五德终始论”。这种“五行相生相克”的学说，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思想的影响，同样是十分深远的。

        历代学者大多将《管子》作为法家著作看待，这主要是从全书的政治思想着眼，但《管子》的学说是“齐法家”的一派，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战国时期，法家鼓吹“法治”，排斥文教德行；儒家强调“德治”，重视道德教化。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政治思想在《管子》中都有体现。《法禁》《重令》《法法》《任法》《明法》《正世》等篇章集中论述了“以法治国”的理论。它强调“置法出令”的重要意义： “法者，存亡治乱之所从出”（《任法》）， “凡国君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 （《重令》）。它将法治思想贯穿于君、臣、民三者关系：“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任法》）要求君主“以身先之”，才能令行禁止；主张置法治民要“期于利民而止” （《正世》）。

        而《牧民》《权修》 《五辅》 《君臣》 《四称》等篇章中则较多地反映了儒家的“德政”思想。如《牧民》将国家兴废与民心相联系：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五辅》提出“德有六兴”，即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 “六者既布，则民之所欲无不得矣”。 《权修》篇倡导重视修身，施行礼教，《四称》篇强调对君臣的道义要求等，也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但是，《管子》的政治思想更多地表现出在法家思想中融汇进儒家思想，将法与教、刑与德统一起来，礼法并用，法教兼重的特色。《牧民》篇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并强调“四维张则君令行”。 《版法》篇一方面主张“正法直度，罪杀无赦，杀僇必信，民畏而惧”，一方面要求“法天合德，象地无亲”， “修长在乎任贤，安高在乎同利”。《权修》篇则主张对百姓“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而“教训成俗而刑罚省”。这类论述，全书所在多是。这种既肯定法制的重要，又不忽视道德教化的政治学说，切合实际，又较为全面，成为全书的思想核心。它于法、儒之外别树一帜，对古代政治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资料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阎步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

《道家思想及其现代诠释》，吴根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管子译注（全二册）》，谢浩范；朱迎平 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