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扬鸿
史论者，据史而论理，通变以知常。史论源于左氏，君子曰者也，然约而不文。至贾谊而独立成文，《过秦论》是也，然感慨多于议论，未能察乎隐微，极于深邃。至宋代史学昌盛，史论作者彬彬乎盛矣，王安石、欧阳修、三苏、陈亮皆有作焉，尤以《六国论》、《范增论》脍炙人口。胡明仲、朱文公，吕东莱则为大著，博论一代百代之史，《读史管见》、《通鉴纲目》、《东莱博议》是也。朱子道学之严谨，二苏文章之雄辩，固缈乎其难矣，而余最神契于船山，自古及今，史论盖未有及船山者也！其《读通鉴论》、《宋论》皆为旷代之奇作。余十九岁即读《读通鉴论》，而好之，受惠于船山史论非浅也。二苏史论虽佳，而未免逞才气，流于权术，非圣贤之道；船山史论则理法谨严，又能本之于经义，经中有权，权不离经，是能承六经之至道，圣人之大法者也！朱子达天德之蕴矣，而未通乎古今之变焉，船山则见几而知神，通变而归经，贯通经史，又涵之以治化，可谓高屋建瓴，戛戛独造，此吾所以服膺船山而不已也。
船山史论体大思精，余后生小子，岂敢赞一辞？而有为者，实于其精辟之论颇有所感，故敢不揣愚陋而批之，兼以发鄙意焉。
——广莫君陶扬鸿于山东济南序
（一）
两端争胜，而徒为无益之论者，辨封建者是也。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为而为之。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长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推以为天子。人非不欲自贵，而必有奉以为尊，人之公也。安于其位者习于其道，因而有世及之理，虽愚且暴，犹贤于草野之罔据者。如是者数千年而安之矣。强弱相噬而尽失其故，至于战国，仅存者无几，岂能役九州而听命于此数诸侯王哉？于是分国而为郡县择人以尹之。郡县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灭者六国耳，非尽灭三代之所封也。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为而非天下之公乎？
古者诸侯世国，而后大夫缘之以世官，势所必滥也。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而天之生才也无择，则士有顽而农有秀；秀不能终屈于顽，而相乘以兴，又势所必激也。封建毁而选举行守令席诸侯之权，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虽有元德显功，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势相激而理随以易，意者其2天乎！阴阳不能偏用，而仁义相资以为亨利，虽圣人其能违哉！选举之不慎而守令残民，世德之不终而诸侯乱纪，两俱有害，而民于守令之贪残，有所藉于黜陟以苏其困。故秦、汉以降，天子孤立无辅，祚不永于商、周；而若东迁以后，交兵毒民，异政殊俗，横敛繁刑，艾削其民，迄之数百年而不息者亦革焉，则后世生民之祸亦轻矣。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国祚所以不长也；而为天下计，则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
世其位者习其道，法所便也；习其道者任其事，理所宜也。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人得而习之。贤而秀者，皆可以奖之以君子之位而长民。圣人之心，于今为烈。选举不慎，而贼民之吏代作，天地不能任咎，而况圣人！未可为郡县咎也。若夫国祚之不长，为一姓言也，非公义也。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王船山《读通鉴论·秦始皇》
陶子曰：伟哉斯论，明于理势之分矣！夫“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既势之所必革，亦理之所应损也。天无私授，人须公理。三代之民愚，文制尚粗，故可诸侯世袭；而自东周以后，百家争鸣，民智开矣，文制甚备，而欲诸侯世袭，势不可得也！故曰“圣人不能违”。秦皇虽以并吞八荒之威，宰制九州之权，欲私天下以传之万世，而罢侯置守，子孙不免于戮，适成天下之公，岂有异哉？势之必然也。隋炀帝之修大运河，亦为私也，以为游乐之便，而福泽百世之民，至今交通赖其利。近世希特勒欲宰制世界，而肆威欧洲，灭法侵苏，欧洲列强势衰，而亚非诸国得以自主，亦天假其恶以行其大善也。天有所兴，圣人顺之而起；天有所废，暴君亦应之而革！后儒不察，美三代之治，恶秦之暴政，而并斥秦之废封建，欲复三代之旧，虽以横渠之智，且为此言，岂不迂哉！若废之于圣人，则必赞为大善，而非诋为大恶矣。船山史论不为势所夺，故不流于险诈；不为理所囿，亦不至于迂阔，此船山之史论为可贵也，故牟宗三谓其有严谨之道德判断，又有深刻之历史判断，非二苏程朱所及。朱子则惟以道德责秦而非其废封建，是泛于德而不达于史也。虽然，始皇之废封建虽是，而不能掩其私；希魔虽成亚非之独立，而不能盖其恶，此又理之所必辨也。或问：船山既称秦废封建成天下之大公，而于《黄书》何斥秦之孤？曰：称其公者，于内而言也；斥其孤者，于外而言也。秦皇之私也，欲独揽天下之权，故废封建，而三代之封建，诸侯各有所主，不若废封建，天子之权为大也，而顾盼雄猜，惟恐强有势者夺之，抑豪强，愚黔首，欲使鸿业传之万世，后世承其弊，而夷狄之祸烈，不及三代之长治久安，控御夷狄有术。此内外之异也。
封建之弊固极于战国，战乱频繁，而民受其毒；四海无统，而礼失其序。然封建之制自古相传，以汤武之王而不能革，以周公之圣而不能易，三代所共尊者，亦已久矣。春秋礼崩乐坏，战国诸侯力竞，诸子百家蜂起，莫不趋向一统，千古之大变也，然未尝敢昌言废之也，岂能一朝而以强力废之哉！秦操之过急，六国贵族，郡县之民不习其变，故二世而亡，陈胜以匹夫揭杆而反，六国复起，天下复大乱，而民之受荼毒，愈酷于战国者，矫枉过正以致之也。法固可变，而不能尽革，有善则承，有弊则除，一旦尽废除之，民必不安，国必难久也。汉承秦统，革秦之严酷，除挟书之律，而有文景之治，未皆承秦制，亦继周之宽大也。惜乎，封建之法废于暴秦，而无圣人之兴起。故秦以下，民虽稍苏其毒，而帝权亦以兹大，此船山之史论未及也。
解曰：为什么会有君主？君者群也，管理人群，立君以安群。人岂不欲自贵？为什么自己不做主人，而要人管理？而必立君，立功之及人，德之长人者为君，功之及人，就是立了大功，给大家带来好处；德之及人，就是德行高尚，与人为善，为人尊敬。立君，就是破除人各为己之私，而使群体相安共进。为群体利益而立君，此乃天下之公！安于君位，就习惯为君之道，管理之道，所以才有君主世袭。就算嗣位者非愚即暴，但总好过草莽出身，罔据君位者。盖世袭君主必须顾及群体利益，不能太放肆，而草野之夫突登大宝，“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权就任性，就会为了自己的痛快恣意妄为，历史上很多草野出身的造反者多以此终。草野出身，受教甚浅，多不知为君之道，故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张角、黄巢、李自成皆是也。只有极少的革命者取代前朝，安于君位。
选举不慎则守令残民，世德不终则诸侯乱纪，但诸侯分封，多出暴君昏君，战乱频仍，而守令可换贤者，两害取其轻，故废封建而行郡县，势之所必然也。此岂秦欲废之，虽圣人亦欲废之，人情亦向选举，以平其不平之气，此乃天下之公意也。“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此乃黑格尔所谓理性的机巧，也就是历史规律，这个历史规律谁也不能逆，看似罪恶的东西，却无意间推动历史的进步，秦始皇废封建，是为了要独揽君权，垂之万世，而无意间顺应了历史的规律，成就天下之大公，岂不奇哉！立君世袭本为公，而后嗣以为私，此圣人所料不及。秦废封建是为私，却成天下之公，亦始皇所不及。
（二）
孔鲋藏书，陈余危之。鲋曰：“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为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呜呼！能为无用之学，以广其心而游于乱世，非圣人之徒而能若是乎？
诗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谷者，在我而已，何用卜为？屈其道而与天下靡，利在而害亦伏；以其道而与天下亢，身危而道亦不竞。君子之道，储天下之用，而不求用于天下。知者知之，不知者以为无用而已矣。故曰“其愚不可及也”。秉道以自安，慎交以远物，存黄、农、虞、夏于盗贼禽兽之中，奚不可穀，而安用卜为！庄周惩乱世而欲为散木，言无用矣，而无以储天下之大用。握粟忧深而逃羿彀，其有细人之情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易简以消天下之险阻，非圣人之徒，其孰与归？——《读通鉴论·秦始皇》
批曰：“屈其道而与天下靡，利在而害亦伏；以其道而与天下亢，身危而道亦不竞。君子之道，储天下之用，而不求用于天下，”善哉斯言！天下有道，则用天下之才；天下无道，则储天下之用。若商鞅之屈其道，以求用于天下，使秦称强，势既显矣，位极人臣，而六卿忌之，身遭车裂之刑，而毒及百世！岂非利在而害亦伏者乎？是不善用天下者也。东林党以其道与天下亢，排击阉宦，痛斥士之陋习，而起党争，死者甚众，弊未因革，国未加治，岂非身危而道亦不竞者乎？满清乘衅入寇华夏而莫之能御，惟临危一死报君王，是不知储天下之用也！呜呼，此其用于排击异己，而何不用之抗击满清！孔子知王政之不行，而修六经以授徒，传之万代，道统之赖此不坠，后之贤君得用其道，华夏之能延续至今，斯夫子之光也！船山知此，故隐于船山，著书立说，以待来兹之用，而辛亥革命因船山之说以覆满清，国共合军以驱日寇，是善储天下之用也。又岂庄生、四皓之无用以自保可及乎？
解曰：惠子之用不如庄子无用之用，庄子无用之用，不如王船山储天下之用。惠子只知有用之用，不如庄子知无用之用；庄子无用以保身，不如王船山储用以善后。君子知进知退，进则登庙堂以治国，退则为人师以教民，或修书传世，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也。进不是为了功名富贵，自居于万民之上，不体民间甘苦；退不是为了全身远害，逃避避于山林之中，不问世间是非。君子不苟进也，不厌退也。若商鞅、苏秦苟进以取富贵，害亦随之，惨遭车裂；陈仲、焦先之厌退而避世人，终生无用而已，死同草木。
当君子不得其用时，君子就储存其用，以为后来者之用，以为他人用。有些圣贤，看起来功业无闻，是无用之人，世俗笑其愚不可及，却不知道其能量大得很，其所储存之用足为后人之资。不一定要登朝堂，建功立业才是用，教书育人或著书传世，为国家培植栋梁，撒播文化种子，何尝非用？孔子、朱子、王船山、熊十力是也。君子直道而行，不屈其道以迎合世主世俗。孟子所谓“大匠不为拙绳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不能因为世主不接受你的政治理想，你就改变初衷，以浅薄的实用去迎合世主，虽得富贵，而吾道亦损，人格亦卑，若商鞅以帝道说秦孝公，孝公不听，就以王道说孝公，孝公不听，乃以霸道说之，遂得其用，位极人臣，商鞅虽然取得功名富贵，使秦称强，但也招很多人怨，不免车裂的下场，秦国也因此急功近利，国家虽强，但民俗日败，强之数世，而其灭亡，宗室子弟被赵高、项羽杀戮殆尽，亦何惨乎？不本于仁义而逐于功利，其功之所以成也，亦其所以败，利生于其外 ，而害伏于其内，当其成，天下莫与争锋；当其败也，求为匹夫而不得；其利也，雄于诸侯数世，其害也，不保其子孙。若近世胡适则是屈其道迎合世俗，废文言，行白话，打着普及之名，而实损中国文化，坏了中国道脉，他因此声名骤盛，为大众追捧，但有识之士皆鄙其浅薄，越到后来，胡适的学说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注意了，更多人认识到其浅薄。贪一时之名，而终贻万世之谤；缴一时之利，而终毁千秋之业，可不以为诫哉？
君子明哲保身，不以其道与天下抗争。生于无道之世，直接与恶人斗争，与权贵斗争，是斗不过的。身死而无益于世，此汉末党锢之士，东林党之与宦官斗，为宦官所害，而不救汉末之乱，明朝之亡也。君子欲保天下，治天下，先保身安身，自身不保，何以保天下？自身且危，何以治天下？三桓乱政，孔子退以游说列国而已；春秋礼崩乐坏，孔子修书正礼乐授徒而已。不与权贵争也，不与世俗争也，惟保吾身以传吾道！此圣人之权也。何激愤于权贵之横行，悻悻于世俗之卑污，而必与之强争哉？老子曰：“圣人为而不争。”圣人教书育人，修书传世而已，岂与权贵斗，世俗争？此无益于世，反害吾身，而吾道亦不竞矣。
（三）
商始兴而太甲放，周始兴而成王危，秦并天下而扶苏自杀，汉有天下而惠帝弗嗣，唐则建成死于刃，宋则德昭不令其终，汔乎建文之变而憯尤烈。天下初定，人心未靖，则天命以之不康，汤、武且不能弭，后代勿论已。然而胡亥杀兄，旋以死亡；太甲、成王，终安其位；则伊尹、周公之与赵高，相去不但若霄壤也。
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于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谀也。托国于赵高之手，虽中主不足以存，况胡亥哉！汉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赵普也，未能已乱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无托孤之旧臣，则兵连祸结而尤为人伦之大变。徐达、刘基有一存焉，奚至此哉？虽然，国祚之所以不倾者，无谀臣也。——《读通鉴论·秦始皇》
批曰：船山以为秦以托孤不善而亡，诚然矣。余以为此未足以明秦之所以亡也，秦之亡在始皇之私心过重，欲独揽天下之大权，传之永久，彼虑六国之复兴也，而置郡守以分其地；忧豪强之崛起也，而巡九州以慑其胆；恐百姓之作乱也，而收兵器以绝其萌；惧诸生之叛逆也，而焚百家以愚其心；又患匈奴之入寇，而令蒙毅率三十万军驻边以固其疆。彼私心之所疑，无所不至矣，虽功臣子弟而不封其侯，乃至不立太子，而赵高得逞其奸心以拥立胡亥，专权乱政，残害大臣宗室以亡秦，彼恐封侯立储以分其权也。故秦之亡，在不定太子之位，太子之位不定，在始皇之私心自用。始皇以私成天下之大公，亦以私害秦之社稷。常怀惴惴以疑天下之人，而不知祸起于所亲，多疑自蔽，有如是夫！呜呼！功臣且疑而弗侯，子弟且疑而弗用，太子且恐而弗立，而于阉宦赵高则信之用之，以幼子相托，岂有不亡哉？盖以阉宦竖子，不足以夺权；唯诺之徒，岂足以乱国？秦之亡，非但苛政繁役以惹民怨，亦以刻薄寡恩失大臣宗室之心也。故秦之亡也，叛离者四起，而殉国者无一，祸极惨矣。历代之亡，盖未有若秦亡之促，失人心若此之甚也！
（四）
陈婴之不自立也，周巿之不王魏也，其情均也，而周市贤矣。巿曰：“天下昏乱，忠臣乃见。”义之所不敢出，害不敢自之而远。居尊以为天下不义之魁，“负且乘，致寇至”，灼然易见，而人不能知。非不知也，无志义以持其心，流俗之蛊之者进矣。陈婴非幸而有其母，亦殆矣哉！市之一言，所谓“大浸稽天而不溺，疾雷破山而不震”者乎！陈余自矜儒者，而不能守义以自王。周巿虽死而如生。陈余碌碌以死，又何称焉？——《读通鉴论·秦二世》
批曰：无其德而欲王，鲜有终者，周市知义而智矣。无义以守之，虽智而终昏，利以惑之也，陈余是也。
（五）
李斯之对二世曰：“明主灭仁义之涂，绝谏诤之辩，荦然行恣睢之心。”尽古今概贤不肖，无有忍言此者，而昌言之不忌。呜呼！亦何至此哉！斯亦尝学于荀卿氏矣，亦尝与始皇谋天下而天下并矣。岂其飞廉、恶来之所不忍言者而言之不忌，斯之心其固以为然乎？苟非二世之愚，即始皇之骄悖，能受此言而不谴乎？斯抑谓天下后世之不以己为戎首而无所恤乎？无他，畏死患失之心迫而有所不避耳。
夫死亦何不可畏也。失不可患，而亦何必于失也。前所以自进者非其道，继所以自效者非其功，后所以自保者非其术，退所以自置者无其方，则失果可患而死果可畏。欲无畏无患、以不言其所不忍言，又奚得乎！天下无必死之涂，而亦无可几幸之得。正志于早而后无所迫，则不忍不敢之心以全。早不能图度于正，迨其后失有形、死有机，虽欲不为此言而不得。不待上蔡东门之欢，肺肝先已自裂。斯岂果无人之心哉？易曰：“履霜坚冰至。”辨人于早，不若自辨于早也。——《读通鉴论·秦二世》
批曰：方李斯之与秦始皇谋天下也，灼然见六国之可图，算无遗策，以成秦之帝业，巍然为功臣首，可谓明矣；而惑于赵高之邪说，杀长立幼，既不能匡君以德，又受制于阉宦，何其旄哉！今又顺二世之私欲，而忍为灭天理荡彝伦之邪说，欲以自保也，犹自谓忠于秦，将谁信哉！听高之邪说，以立胡亥者，欲保其富贵也，而富贵不能保；上谄谀之书以自保其身，而身终遭极刑。前之听者非其智，后之自保非其术，而徒贻谤后世，愚且谬矣。嗟夫！始皇欲私天下而独揽其权，欲传之万世，乃不至二世而亡，社稷为墟；李斯欲私其富贵而甘为贼臣之戎首，灭仁义之邪说，而终遭车裂，三族俱夷，私心之害国而害己，甚矣哉！使斯守道以自处，秉公而为国，何邪说之敢进，奸人之敢谋！身安而国泰，则与周召并列矣。
（六）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众怒之不可犯，众怨之不可任，亦易喻矣。申、商之言，何为至今而不绝邪？志正义明如诸葛孔明而效其法，学博志广如王介甫而师其意，无他，申、商者，乍劳长逸之术也。无其心而用其术者，孔明也；用其实而讳其名者，介甫也；乃若其不容掩之藏，则李斯发之矣。李斯曰：“行督责之术，然后绝谏诤之路。”申不害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谏诤绝，桎梏脱，则虽目劳于刑名文籍之中，而耽酒嗜色、佚游骄乐，可晏享而不辍。苟未忘逸豫之情者，恶能不以此为两得之术哉！
任法，则人主安而天下困；任道，则天下逸而人主劳。无一切之术以自恣睢，虽非求治之主，不能高居洸瀁于万民之上，固矣。以孔明之淡泊而尽瘁也，以介甫之土木其形而好学深思也，然且乐奉名法者，何也？俭以耳目，勤以耳目，而心思从其康逸也。贤者且然，况令狐绹、张居正之挟权势者哉！使读李斯之言，知其为导谀劝淫之术也，能勿靦然而汗下与？——《读通鉴论·秦二世》
批曰：船山之论，甚中王安石、诸葛亮之心矣。余读商韩之书，其为惨刻寡恩之言，戕仁义之说，无所不用其极矣，其所谓法者，帝王之私法，非天下之公法也；其所谓术也，尤诡秘之阴术，非君子之道术也。不但帝王乐用以为治，权臣亦乐奉以为权，非只乍劳而久逸，亦可以威慑天下，而无谏诤之扰也。夫用道，则士敢于昌言；用法，则众畏于绳墨。自秦以来，君权愈盛，而钳人之口，刑人之身，坏国之俗，多商韩之所为。呜呼！祸天下而以毒万世，至今不能绝者，实有以中人之阴心而便于用也。
解曰：船山疑惑，人皆有不忍人的恻隐之心，而众怒不可犯，众怒不可任，也是很容易明白的。申商之言，多教人刑杀，惨刻寡恩，用其法，杀人必多，得罪人必多，必犯众怒，不合人性，违背人情，其言何为至今不绝？像诸葛亮，王安石这样志正义明，学博志广的贤者且效之，用之。岂无由哉？船山经过一番思索，又看了李斯给二世的上书，得出结论，申商者，乍劳长逸，它迎合了人心理的惰性，而为执政者所好。用申商之法，可以绝谏诤，脱桎梏，恣意所之，虽日劳于刑名文籍之中，而耽酒渔色，享受权力的快感，身体虽劳，而心思则逸。人最怕心累，而最想心思康逸，心思康逸，身体再劳，也乐此不疲；心很累，虽没做什么事，也很难受。申商一断于法，法不避亲戚贵贱，无须和人讲人情，讲仁爱，只靠法就行了，孰不以此为便而从之？此隐无人敢发，而于李斯发之！船山此论真是观点独特，一针见血，发千古之隐！有人不爱钱，不爱玩，然爱权，非常享受权力之快感。虽为此日理万机，日劳不休，他亦乐得自在，权欲之强，而身体之劳不觉也。王安石等辈，虽淡泊名利，勤俭清廉，而皆乐用申商之法，诚以申商之法可以带来权力的快感。有了大权，众莫敢违，没什么束缚，可以随心所欲，亦申商所以投帝王权相之好也。就如有人玩游戏通宵都不感到累，身体吃不消，而心里玩得很开心，他一玩，忘记所有烦恼，天天玩而不觉倦。一个权力欲者，行权显威，很多烦恼亦消除矣。
（七）
怀王之立，非项氏之意也，范增之说，以为从民望而已。臣主之名立，而其心不相释，项氏成而怀王固不能有楚。怀王念此至悉，故一乘项梁之败而夺上将军之权以授宋义；义适遇其际而获怀王之心，故与计事而大悦。非悦其灭秦之计，悦其夺项之计也。宋义壁于安阳而项羽斩之，非愤其救赵之迟，愤其夺己之速也。义之壁安阳而不进也，非欲乘秦、赵之敝，欲得当以收项羽之兵也；其遣子相齐而送之无盐也，非不恤士卒之饥寒以自侈，为怀王树外援于齐而因以自固也。
宋义死，诸将慴然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羽之情见矣，义之情亦见矣，怀王之不能终安于项氏，情亦见矣。救赵则命宋义，入关则命沛公，梁死羽孤，为偏裨于宋义旌牙之下，为怀王谋项者之计得矣，而抑无以服楚人之心。幸而秦之君二世也，其相赵高也，其将章邯、王离也，无有能乘臣主之隙以閒楚耳。不然，虽沛公且无以自持，况义之浅谋、羽之徒勇者乎！
于是而知君臣之非独以名为义也，天之所秩，性之所安，情之所顺，非是则不能以终日。范增立楚之说，董公缟素之谋，不足与于兴亡久矣。——《读通鉴论·秦二世》
批曰：船山论怀王、项羽之争，可谓洞若观火矣。秦之君臣不能乘其臣主之隙，以项氏之强足以镇楚，而怀王之弱难与争锋也。
（八）
秦之所殄灭而降辱者，六王之后也；戍之徒之而寡其妻孤其子者，郡县之民也；而剸二世之首，欲灭宗室，约楚降而分王关中者，赵高也。故怨在敌国，而敌国或有所不能；怨在百姓，而百姓或有所不忍；狎及小人，而祸必发于小人。故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圣人且难之，况中主以降乎！
小人之心，智者弗能测也，刚者弗能制也。料其必不能，而或能之矣；料其必不欲，而或欲之矣。项羽之暴也，沛公之明也，章邯之怨方新也，尽天下欲食高之肉而寝处其皮也，使高灭嬴氏之宗，开关以讲于诸侯，岂能免于刀俎，而况受纳地之封乎？则以智者料高，而固知其与秦相终始；以愚者料高，而亦决其与秦同齏粉也。然而必弑胡亥以徼幸于一得，岂徒胡亥之愚，矢入幄而不觉哉？明而熟于计者，未有谓为且然者矣。祸福之外，有无藉之欲焉；死生之外，有无方之谲焉；俄顷之间，有忽变之情焉。利亦有所不喻，而无所不逞，而后君子莫能为之防。故圣人且犹难之，诚哉其难之也！“濡有衣袽，终日戒”。终日者，无竟之辞也。舍禔躬慎微而求驭之之术，不堕其阱中者鲜矣。——《读通鉴论·秦二世》
批曰：船山论小人之可畏，深矣。智者弗能测者，诡谲无所不至也；刚者弗能制者，谄媚无所不及也。智者以其愚而忽之，而毒计方施其身；刚者以其弱而轻之，而利刃旋斫其首。李斯非不智也，尝与始皇谋天下，一法令，役九州矣，而死于赵高之馋；何进非不刚也，杀蹇硕而宦官悚惧，张让辈摇尾乞怜，而旋为让所杀。故小人之养，圣人且以为难！故于小人，远之而矣，不与之亲也，亦不与之争，亲及小人，则必遭其噬；与小人争，则鲜不中其谋。使高灭嬴氏之宗，开关以讲于诸侯，能免于刀俎乎？曰：能免！夫以始皇之明尚信其佞，以李斯之智亦惑其说，高者，小人之桀雄也，其诡计可以倾人，其利口可以覆邦，其谄媚可以惑众，而项刘当逐鹿之际，则必用诈人以相倾。高者，秦之乱臣，而与项刘无雌也，章邯与项羽有杀叔之仇，羽且受其降，况高乎？使高降楚，则高可倾楚；使高降汉，则高祖可用之以谋天下。然而未降而已死于子婴之手者，彼恃其诈而失所防也。凡恃诈者，必死于诈，有以也夫！
（九）
孰谓秦之法密，能胜天下也？项梁有栎阳逮，蕲狱掾曹咎书抵司马欣而事得免。其他请托公行、货贿相属、而不见于史者，不知凡几也。项梁，楚大将军之子，秦之所尤忌者，欣一狱掾，驰书而难解。则其他位尊而权重者，抑孰与御之？法愈密，吏权愈重；死刑愈繁，贿赂愈章；涂饰以免罪罟，而天子之权，倒持于掾史。南阳诸刘屡杀人而王莽不能问，皆法密吏重有以蔽之也。
设大辟于此，设薄刑于彼，细极于牛毛，而东西可以相窜。见知故纵，蔓延相逮，而上下相倚以匿奸。闰位之主，窃非分而寐寝不安，藉是以箝天下，而为天下之所箝，固其宜也。受天命，正万邦，德足以威而无疚媿者，勿效尔为也。宽斯严，简斯定。吞舟漏网而不敢再触梁笱，何也？法定于一王，而狱吏无能移也。——《读通鉴论·秦二世》
批曰：秦法虽密，而不能胜天下者，敝于繁也。法贵简，简易行；法敝繁，繁则乱。夫以法为至治者，必失于法；以刑为大威者，必亡于刑。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言法之不可独恃，而民受其虐，虽死犹甚于虐，则死何畏哉？夫迫人于无路，则生死非所计。陈胜之起也，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而秦法之弊显而无遗矣。欲以法钳天下，而适激天下之反。今之说者犹欲以严法为治，岂不谬哉！
闻道以治天下，未闻以法治天下也。法有所限，道无不周。人越规之方无定，法不能一一治之，设法于此，而逃刑于彼；制刑于彼，而避法于此。未有不可逃也，未有不可避也。法之为治，可以治奸人之未萌乎？愈急于用法者，则法愈失其用；恃法以为治者，则法适亡其国。三代之治也，长治而久安，祚隆千岁，尊道而不恃法也；秦法行数世而乱，二世而亡者，恃法而废道也。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此言礼义教化，欲保人之廉耻，而绝其犯法之萌也。礼义者，治之于未乱；法制者，治之于已乱也，必两相用也，不可偏废。秦废礼义，而独恃刑法，而民之耻心泯矣，耻心泯，虽有严法以钳之，而不胜其钳；虽有能吏以治之，而不全其治。礼义在，而有治于未乱者，礼义亡，则皆治于已乱，而法不可胜用也，故秦法虽严而犯者愈众。周法虽宽，而周公以礼义化之，则犯之者稀。后之暴君酷吏欲废礼义而以法为治者，得勿鉴欤？
（十）
有天下者而有私财，业业然守之以为固，而官天地、府万物之大用，皆若与己不相亲，而任其盈虚。鹿桥、钜臺之愚，后世开刱之英君，皆席以为常，而贻谋不靖，非仅生长深宫、习奄人汙陋者之过也。灭人之国，入其都，彼之帑皆我帑也，则据之以为天子之私。唐克西京，而隋氏之有在唐；宋入周宫，而五代之积在宋；蒙古遁，而大都之藏辇而之于南畿。呜呼！奢者因之以侈其嗜欲，俭者因之以卑其志趣，赫然若上天之宝命、祖宗之世守、在此怀握之金赀而已矣。祸切剥床，而求民不已，以自保其私，垂至其亡而为盗资，夫亦何乐有此哉！
汉王之入秦宫而有心，见不及此。樊哙曰：“将欲为富家翁邪？”英达之君而见不及哙者多矣。范增曰：“此其志不在小。”岂徒一时取天下之雄略乎！以垂训后嗣，而文、景之治，至于尽免天下田租而国不忧贫，数百年君民交裕之略，定于此矣。
天子而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贫必在国；士大夫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败必在家；庶人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后世必饥寒以死。周有大赉，散之唯恐不速，故延及三十世，而亡之日，上无覆宗之惨，民亦无冻馁攘夺之伤。后之王者，闻樊哙富翁之诮，尚知惩乎！——《读通鉴论·汉高帝》
批曰：善哉斯论，此秦以后之不及三代也。故《大学》曰：“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非徒理也，亦情也。财聚则民贫，民贫则怨其上；财散则民富，民富则安于下。“侈其嗜欲”，则罔顾民间之疾苦；卑其志趣，则无经营天下之雄心。德可久，而财不可长。无德以怀之，国虽富而适增民怨；有德以守之，国虽穷而终受民戴。以财遗子孙，则子孙不知创业之苦而轻用；周散财于天下，则君知黎民之情而重本。周为三代之久者，散其财也；汉为三代以下之久者，轻其财也。俱无覆宗之惨，而有延嗣之福。
（十一）
韩信数项羽之失曰：“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繇斯言也，信之所以徒任为将而不与闻天下之略，且以不保其终者，胥在是矣。封爵者，因乎天之所予而隆之，非人主所以市天下也。且爵赏亦岂必其足荣哉？荣以其难得而已。人主轻之，天下猎之；人主重之，天下荣之。宋艺祖许曹彬下江南授使相。彬早知不得而安焉，故封爵不侈而彬服。非然，则更始之侯林立，而不救其亡，期于必得之不足歆也。羽不惜屈己以下人，而靳天爵，何遽非道而必亡乎？汉高天下既定之后，侈于封矣，反者数起，武帝夺之而六寓始安。承六王之敝，人思为君，而亟予之土地人民以恣其所欲为，管、蔡之亲不相保，而况他人乎！以天下市天下而己乃为天子，君臣相贸，而期报已速，固不足以一朝居矣。
抑信之为此言也，欲以胁高帝而市之也。故齐地甫定，即请王齐，信之怀来见矣。挟市心以市主，主且窥见其心，货已雠而有余怨。云梦之俘，未央之斩，伏于请王齐之日，而几动于登坛之数语。刀械发于志欲之妄动，未有爽焉者也。信之言曰：“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为人主者可有是心，而臣子且不可有是语。况乎人主之固不可以是心市天下乎！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宋祖之慎，曹彬之明，保泰居盈之道得之矣。奚必践姑许之言而亵天之景命哉！
若夫项羽之所以失者，非吝封爵之故。信之说，不如陈平之言之允也。陈平曰：“项王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故羽非尽不知人，有蔽之者也。琐琐姻亚，踞朊仕，持大权，而士恶得不蔽？虽然，亦有繇尔。羽，以诈兴者也；事怀王而弑之，属宋义而戕之，汉高入关而抑之，田荣之众来附而斩艾掠夺之。积忮害者，以己度人而疑人之忮己。轻残杀者，大怨在侧而怨不可狎。左顾右盻，亦唯是兄弟姻党之足恃为援。则使轻予人以权，己且为怀王，己且为宋义。惴惴慄慄，戈戟交于梦寐，抑恶能不厚疑天下哉？然而其疑无救也。为汉王之腹心者项伯也，其兄弟也；追而迫之刭者吕马童也，其故人也。从之于大败之余者三十余骑，而兄弟姻亚不与焉。怀慝求援，而终以孤立。非刓印不与者惎己而贼之，其亲戚之叛已久矣。
不疚于天，则天无不祐；不媿于人，则人皆可驭。正义以行乎坦道，而居天下之广居；无所偏党，而赏罚可以致慎而无所徇；得失之几，在此而不在彼，明矣。不然，舍亲贤，行诱饵，贱名器，以徇游士贪夫之竞躁，固项羽之所不屑为者也。
批曰：余昔读史，尝叹曰：方韩信收关中，虏魏王，兼燕代，灭劲赵，破强齐，败龙且，摧雄楚，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至于功名既立，违蒯彻之言，怀刘主之恩，斩于长乐之室，死于妇人之手，何其衰也！工于谋天下，而拙于谋己，知项羽之必亡，而不知己之将危，能忍胯下之辱，不忍负衣食之恩，卒被诛夷之祸，悲夫！
今而知信将帅也，非帝王才也，使彼得夺神器，未必能治天下，船山所谓“不与闻天下之略”也。李存勖战必胜，攻必取，灭梁复雌，及为帝，乃困于伶人。能自用其才，而不能用天下之才也。
或讥羽之徒勇无谋，羽非无谋也，以数万摧章邯二十万精锐之师，破高帝六十万之众，非勇可恃也。百战百胜，以寡克众，三载而亡秦，宰天下，号霸王，非夫天纵之才，其孰能至于斯！羽之所以亡者，无天下之略也。关中富饶之地而不居，使章邯守之，自都彭城，而启诸侯之争；韩信雄豪而不能用，英布勇将而不能驭，而失天下之才。项王百战百胜，垓下一败，即丧其国；冉王十战十捷，一遭敌围，遂陨其命，何哉？知所攻而不知所守，定一域而不谋全局也。吴子曰：“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羽之战胜多矣，而不能因胜导势，定天下之局，虽胜敌而己力亦耗，虽振威而固树怨于诸侯，则胜者适足以成其骄而速其亡耳！
船山谓羽以诈兴而疑人之诈，未足以尽羽也。羽以天才自矜，而轻诸将之才也，古人曰：“师臣者帝，友臣者霸，徒臣者亡。”而羽也者，徒其臣者也。以才自矜，则果于自用；以臣为徒，则疏于用人。羽才过诸将，无包揽天下之量，而抑诸将之才；高帝才不及诸将，有包揽天下量，则尽诸将之才。则知帝王取天下以量不以才也，在于能用天下之才，而非用己才也。羽虽天才，勇盖天下，而岂能与高帝众谋臣勇将敌乎！
谓羽以诈兴者，则秦之二十万降军可坑也，宋义可杀也，义帝可弑也，而顾鸿门之宴，乃释高帝者，何也？秦军之多，虑其叛也；宋义之狡，夺其权也；义帝之名，居其上也，而高帝之才，羽之所轻；其谋臣，更非羽所能识也。羽之不能任奇士者，私其兄弟姻亲也，诸将虽有才勇而不尽其用，而叛者非其故人则其兄弟，呜呼，私心之害也，岂不甚矣哉！
（十二）
汉王甫破项羽，还至定陶，即驰夺韩信军，天下自此宁矣。大敌已平，信且拥彊兵也何为？故无所挟以为名而抗不听命，既夺之后，弗能怨也。如姑缓之，使四方卒有不虞之事，有名可据，信兵不可夺矣。夺之速而安，以奠宗社，以息父老子弟，以敛天地之杀机，而持征伐之权于一王，乃以顺天休命，而人得以生。
且信始不从蒯彻之言与汉为难者，项未亡也。参分天下，鼎足而立，蒯彻狂惑之计耳。昔者韩尝以此持天下之纵横，然吞于秦而不救，其覆轨矣。信反于齐，则张耳扼其西，彭越控其南，鼎足先折而徒为天下蟊贼。信知其不可而拒彻，计之深也。项王灭，汉王倦归于关中，信起而乘之，乃可以得志。彻之说，信岂须臾忘哉？卞庄子小死大毙一举而两得之术，俟时而发，发不旋踵矣。其曰“不忍背汉”者，姑以谢彻耳。削王而侯，国小而无兵，尚欲因陈豨以发难；拥三齐之劲旅，西嚮而虎视，尚谁忌哉？
或曰宋太祖之夺藩镇也类此。而又非也。信者，非石守信、高怀德之俦也。割地而王，据屡胜之兵，非陈桥拥戴之主也。故宋祖惩羹吹齏而自弱，汉高拔本塞源以已乱，迹同而事异。其权不在形迹之閒也。——《读通鉴论·汉高帝》
批曰：宋人叶适曰：“光武才过诸将以气柔之，高祖才不及诸将以气挫之”。以气柔之，则臣服其德；以气挫之，则将畏其威。虽然，高祖能驭樊侩、绛灌之将，而不能服韩彭之雄俊也。项羽之亡于垓下者，量不足也；高祖之不能驭诸将者，才不足也。量不足，则臣怨其不用而生离；才不足，则将轻其人而谋叛。不足以驭之，则数夺军印以持威，而启诸将之疑。高祖虽灭楚，而不能威服天下，所封之王反者数起，高祖诱擒韩信，杀彭越，征英布，身中流矢而方定之。逮高祖暮年，雄将凋零殆尽。而匈奴侵汉，高祖率三十军征之，而困于平城，微陈平之计，汉室几微。使高祖才如光武，能德服诸将，岂有淮阴之诛，越布之叛哉？韩信之才，越布之勇足以伐匈奴，使高祖能驭而全之，又岂有平城之辱哉！呜呼！德不及殷周，而不能优全功臣以御虏；才不及光武，故征匈奴而不免平城之围。而夷狄之祸烈矣，汉武倾全国之力仅乃克之。故太史公曰：“岂非天乎？非夫大圣孰能当此而一天下乎？”实讥之也。项羽、高祖俱非有德之君，高祖以智术胜项羽之才勇，使当汤武之圣，高祖安能取天下哉？故高祖之得天下，天也。德不足以比殷周，威不足以继秦皇，韩彭既诛，雄豪之将殆尽；平城受围，夷狄之祸始大。而汉能隆祚四百，不若秦亡之促、宋明之亡于异族者，高祖有术以持之，吕后之威以震之，文帝之德以怀之，武帝之雄以拓之，光武之才以延之也。才不足则尽诸将之才，威不足则使诡谲之术，此高祖之过人处也。
（十三）
以大义服天下者，以诚而已矣，未闻其以术也；奉义为术而义始贼。义者，心之制也，非天下之名也。心所勿安而忍为之，以标其名，天下乃以义为拂人之心而不和顺于理。夫高帝当窘迫之时，岂果以丁公为可杀而必杀之哉？当诛丁公之日，又岂果能忘丁公之免己而不以为德哉？欲惩人臣之叛其主，而先叛其生我之恩，且嚣然曰是天下之公义也。则借义以为利，而吾心之恻隐亡矣。
夫义，有天下之大义焉，有吾心之精义焉。精者，纯用其天良之喜怒恩怨以为德威刑赏，而不杂以利者也。使天下知为臣不忠者之必诛而畏即于刑，乃使吾心违其恩怨之本怀，矫焉自诬以收其利。然则义为贼仁之斧而利之囮也乎？故赦季布而用之，善矣，足以劝臣子之忠矣。若丁公者，废而勿用可也；斩之，则导天下以忘恩矣。恩可忘也，苟非刑戮以随其后，则君父罔极之恩，孰不可忘也？呜呼！此三代以下，以义为名为利而悖其天良之大慝也。——《读通鉴论·汉高帝》
司马光曰：“高祖起丰、沛以来，罔罗豪桀，招亡纳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独以不忠受戮，何哉？夫进取之与守成，其势不同。当群雄角逐之际，民无定主，来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贵为天子，四海之内，无不为臣；苟不明礼义以示之，使为臣者，人怀贰心以徼大利，则国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断以大义，使天下晓然皆知为臣不忠者无所自容；而怀私结恩者，虽至于活己，犹以义不与也。戮一人而千万人惧，其虑事岂不深且远哉！子孙享有天禄四百馀年，宜矣！” 余以为船山之论是，温公之论非也，船山之言正，而温公之言诡也。清人周树槐曰：“丁公为楚将，逐窘高帝彭城西，帝急顾曰：“两贤岂相厄哉？”丁公引而去之。及楚灭，丁公见，高帝斩以徇，曰：“后世毋效丁公。”壮学子曰：丁公死晚矣！然谲哉，高帝乎？高帝曰：“使项王失天下者，丁公也。”丁公为项王臣不忠，然则为项王臣忠者，宣莫如季布。丁公已戮，而季布方购，高帝非能以公灭私者也。然则高帝曷为斩丁公？曰：高帝之怨丁公，犹其怨季布尔矣。然而丁公斩，季布终赦者，季布数窘高帝，卒无害于高帝，自以为罪而逃之，则非高帝之所甚恶也。丁公能窘高帝，能释高帝，自以为德而谒之，是则高帝之所甚耻也。不然，鸿门之役，使项王失下天者，项伯也，而封之，其有祠于后世也哉？”亦破高帝之隐矣。
（十四）
中国夷狄之祸，自冒顿始。冒顿之阑入句注、保太原，自韩王信之叛降始。信失韩之故封而徙于太原，其欲甘心于汉久矣。请都马邑，近塞而易与胡通；数使之胡求和，阳为汉和而阴自为降地；畜不逞以假手于冒顿，不待往降之日，而早知其志在胡矣。
非韩信则冒顿不逞，非石敬瑭则邪律氏不横，求如郭子仪与吐蕃、回纥有香火缘而无贰心者，今古无两人。然则以狡焉不逞之彊帅置之边徼，未有不决隄焚林以残刘内地者也。饥鹰猘犬，不畜之樊圈，而轶之颺飞奰走之地，冀免祸于目前，而首祸于千古。甚哉高帝之偷也！——《读通鉴论·汉高帝》
批曰：七国竞而胡马不敢入者，有雄豪在也；楚汉争而冒顿不敢逞者，有雄豪在也；汉分三国而五胡不敢乱者，有雄豪在也。逮汉高定天下，韩彭诛，卢绾、韩信亡匈奴而夷狄之祸始大，匈奴侵边，高帝以三十万军征之，而困于平城，仅以身免，然赖谋臣之计，虽不能攻，尚足以守；至于晋平吴，而徙胡失策，加之庸主嗣位，八王内扛，而使北土沦亡于夷狄。雄豪凋零殆尽之故也。雄豪在，天下虽分崩而无北顾之忧；雄豪亡，天下虽一统而不免启胡虏之侮。雄豪之关于族类之安危，至矣哉！摧抑雄豪者，弱国之策也。汉文景不能与匈奴争锋，而养雄豪以遗汉武，汉武尽雄豪之才以驱匈奴，而雪数世之耻。然自秦汉以来之帝王，深忌雄豪之才，恐其坐大而侵上也，不惜诛戮之，摧抑之，禁锢之，将以是靡，民以是弱，国以是亡。
（十五）
娄敬之小智足以动人主，而其祸天下也烈矣！迁六国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以为强本而弱末，似也。遣女嫁匈奴，生子必为太子，谕以礼节，无敢抗礼，而渐以称臣，以为用夏而变夷，似也。眩于一时之利害者，无不动也。乃姑弗与言违生民之性，就其说以折之，敬之说恶足以逞哉！
富豪大族之所以强者，因其地也。诸田非勃海鱼、盐之利，不足以强；屈、昭、景非云梦泽薮之资，不足以强；世家非姻亚之盛、朋友之合、小民之相比而相属，不足以强。弃其田里，违其宗党，夺其所便，拂其所习，羁旅寓食于关中土著之间，不十年而生事已落，气燄沮丧。曹子桓云：“客子常畏人。”谅矣哉！畏人者尚能自强以为国强邪？固不如休息余民而生聚之也。故贫民尚可徙也，舍其瘠土而移其窳俗，可使强也。豪杰大族，摧折凋残而日以衰。聚失业怨咨之民于辇毂之下，弱则靡而悍则怼，岂有幸乎？而当时之为虐甚矣。
匈奴之有余者，猛悍也；其不足者，智巧也。非但其天性然，其习然也。性受于所生之气，习成于幼弱之时。天子以女配夷，臣民狃而不以为辱，夷且往来于内地，而内地之女子妇于胡者多矣。胡雏杂母之气，而狎其言语，駤戾如其父，慧巧如其母，益其所不足以佐其所有余。故刘渊、石勒、高欢、宇文黑獭之流，其狡猾乃淩操、懿而驾其上。则礼节者，徒以长其文奸之具，因以屈中国而臣之也有余，而遑臣中国哉！
凡斯二者，皆敬之邪佞，以此破之，将孰置喙？而徙民之不仁，和亲之无耻，又不待辨而折者也。——《读通鉴论·汉高帝》
批曰：船山此论深中吾国历代之锢疾，为前人所未发。抑强扶弱，不若正强成弱，俾强者仁，弱者强！强者仁，足以利民也；弱者强，足以卫国也。打击豪强，而扶持弱者，历代许为美政，实古今之弊术也！汉高祖听娄敬之言，迁六国之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汉室固稳如泰山矣，而匈奴之祸至，高祖以三十万军征匈奴，而困于平城。夫当战国之时，李牧能以赵国之小威服匈奴，汉室初定，汉高祖以天下之大乃困于平城者何哉？豪强皆迁于关中，强者不得伸，弱者不能用，边疆之嵴，不足以当匈奴之猛悍也。
所言：“富豪大族之所以强者，因其地也。诸田非勃海鱼、盐之利，不足以强；屈、昭、景非云梦泽薮之资，不足以强；世家非姻亚之盛、朋友之合、小民之相比而相属，不足以强。弃其田里，违其宗党，夺其所便，拂其所习，羁旅寓食于关中土著之间，不十年而生事已落，气燄沮丧。曹子桓云：‘客子常畏人。’谅矣哉！畏人者尚能自强以为国强邪？固不如休息余民而生聚之也。故贫民尚可徙也，舍其瘠土而移其窳俗，可使强也。豪杰大族，摧折凋残而日以衰。聚失业怨咨之民于辇毂之下，弱则靡而悍则怼，岂有幸乎？而当时之为虐甚矣。”可谓智者之见矣。张居正改革之不终，以抑强为计，不保明朝于长久，终不免建虏之祸也。虏之猛悍，无豪强不足以当，豪强凋零殆尽，弱者萎靡不振，虽以天下之重，而困于一方之虏，举旷古卓立之中夏以亡于夷狄，岂不悲哉！
强弱者，自然之规律也。当权者患豪强为患，故刻意打击豪强，豪强因之弱而靡，或因之怨而寇，名为扶弱，而弱者犹为弱者。弱而靡，悍虏来侵不能御；怨而寇，盗贼叛乱难以定。故抑强扶弱者，统治者笼治天下之私术，非治国安邦之明略也。强者非可抑也，抑则挫其生人之气，激其怨怼之心，非以致国家之安，而适足为国家害而已！弱者非可扶也，人贵在自强，不能自强者，扶之不能使之振也，徒以长弱者之怠意，而适足为强者累而已！上为庸主具臣所抑，下为弱民匹夫所累，欲其安国家，御外侮，岂可得哉！
所言：“匈奴之有余者，猛悍也；其不足者，智巧也。非但其天性然，其习然也。性受于所生之气，习成于幼弱之时。天子以女配夷，臣民狃而不以为辱，夷且往来于内地，而内地之女子妇于胡者多矣。胡雏杂母之气，而狎其言语，駤戾如其父，慧巧如其母，益其所不足以佐其所有余。故刘渊、石勒、高欢、宇文黑獭之流，其狡猾乃淩操、懿而驾其上。则礼节者，徒以长其文奸之具，因以屈中国而臣之也有余，而遑臣中国哉！”言之尤正也！
天子娶夷妇者，常也，无伤华夏之根本；以女配夷，则辱矣，坏万代之纲维！娶夷而夷化于汉，嫁夷则汉化于夷矣，岂不辱哉！而汉女多与夷婚，夷与之狎而习汉语，后者继其父之猛悍，复承其母之智巧，知中夏之地域，乘中国之不备，其狡足以佐其悍，而足以据中夏而屈之，一乱于五胡，二沦于女真，三亡于蒙古，四役于满洲，岂不痛哉！祸之由来也渐矣，而娄敬为千古罪人也允矣！惟船山发其奸！
又曰：夷狄猛悍而缺智巧，故周秦以来，夷狄不足为患，天子控御有余，李牧以区区之赵且服匈奴，诚可以以智驭也！而天子嫁女与夷，汉女多与夷婚，夷狄承其父之猛悍，又得其母之智巧，通晓中国语言，智不足以敌，而彼足以据中国而屈之！其狡猾乃凌曹操、司马懿而上！刘渊以之亡西晋，完颜阿骨打以之灭北宋，忽必烈以之灭南宋，多尔衮以之灭明！婚与夷者愈多，而夷狄愈狡，夷狄愈狡，而为祸愈大！崖山一役，以黄帝、尧、舜道法相传之天下授之于夷！沦于非类，中国不成中国，尚有中国乎？而甲申之祸为极，中国役于非类者三百年，而中国因此落后于西方！ 石勒之狡，石虎之暴，拓拔宏之伪，宇文泰之猾，完颜阿骨打、忽必烈之横，多尔衮之智，玄烨、弘历之术皆足以屈役中国，摧抑汉人，而为三代秦汉所未有！ 石勒、宇文泰之狡足以凌曹操、司马懿而上！铁木真，忽必烈之横乃凌秦始皇、汉武帝而上！玄烨、弘历帝王之术乃凌明太祖而上！ 近代西方殆同五胡，各欲侵华，而又互相牵制，中国垂亡而终因夷狄相争而得保其土，西方夷狄种类之多又甚于五胡，世界格局不同，不如蒙古、满清成一统之势，足以亡华！夷狄相争，中国可免于亡。然中国文明也因此被西方冲击而摧抑甚重。往昔中国虽屈于夷狄者数，然尚以汉种为贵，中国文化为高，未尝慕夷狄以自贬也，今者崇洋媚外者甚多，而甘于自贬自侮。往昔以武力屈于夷，不得已而臣之；今者精神受其治，而甘于自贬。
（十六）
语曰：“明王有道，守在四夷。”制治保邦之道至矣。书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竞以德也，非竞以兵也。诗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民所止也，非兵所聚也。易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萃聚二阳于四五，而分四阴于上下。阳，文德也；阴，武功也。近九五者阳，而屏阴于外，内文外武而不虞以戒矣。
汉聚劲兵于南北军，而兵积彊于天子之肘腋，以是为竞王室、巩邦畿、戒不虞之计焉。然天子岂能自将之哉，必委之人。而人不易信，则委之外戚，委之中官，以为暱我而可无虞者。乃吕禄掌北军，吕产掌南军，吕后死，且令据兵卫宫以遂其狂逞，而刘氏几移于吕。其后窦、梁、何进与中官迭相握符，而恣诛杀以胁天子者，蹀血相仍。即其未乱也，人主之废立，国事之措置，一听命于大将军，而丞相若其府吏。使利器不操于其手，则三公九卿持清议于法宫之上，而孰敢恣睢以逞乎？天下散处而可以指臂使者也。兵者，卫四夷而听命于帅者也，近在肘腋而或制之矣。周勃佹得而成，窦武佹失而败，人主赘立于上，而莫必其操纵，则亦危矣。
唐当天宝之前，无握禁兵于辇毂者，故扑二张、诸武如缚雏之易。借曰不竞，然且安、史犯阙而旋踵以平。真元以后，鱼朝恩、吐突承璀、王守澄、刘季述所挟以骄，而废主弑君如吹枯而振槁，其所恃者，岂非天子所欲聚以自竞之兵乎？垂及五代，郭氏攘于前，赵氏夺于后，不出郊关而天下以移。究所以御夷狄而除盗贼者，又不藉此也。则天子未能有兵，聚兵以授人之乱而已。
边徼之备不修，州郡之储不宿，耀武于法宫明堂之侧，舍德而欲以观兵，弃略而欲以衒勇，天子之服天下，岂以左矛右戟、遥震遐方而使讋乎！唯兵在外而守在夷也，则外戚奄宦、辽远而不相及，利不足以相啖，威不足以相灼，怵然畏天下之议其后而无挟以争。即有逆臣猝起以犯顺，亦互相牵曳而终以溃败。推而大之，舜、禹之舞干而三苗效顺，亦惟不与天下竞勇而德威自震，胥此道焉耳矣。呜呼！聚兵于王室以糜天下于转输，只以召乱而弗能救亡，岂非有天下者之炯戒哉！——《读通鉴论·汉惠帝》
批曰：此论极是！故古人曰：“觌文匿武”，非重文抑武也。觌文者，所以消其杀伐争竞之戾气而柔之以德，便于治也；匿武者，所以藏其尚战之兵而养之以威，使不为凶人所用也。觌之也者，所以化民也；匿之也者，所以止乱也。天下已定，则务文教以和海内，不当聚兵于内而以自竞也。夫兵以御外，非以威内也，聚兵于内，胥以召乱，以兵制人而还为兵制，此武将之可以专国柄，而擅天子之废立也；汉之末季，权制于外戚宦官，相竞以急而召董卓之乱，遂致州牧割据称雄者，岂非耀兵威于境内而适足以长枭雄觊觎之心也哉？大威不威，欲以兵威天下，而徒以召辱者，兵无定主，惟利是视，德不足以镇而器为反噬。夫天子御将者也，非御兵者也，以德服天下者，非以威镇天下者也。夫御将有术，则兵无所用也；德足以服天下，而威何须震哉？不用兵而天子自武，不示威而海内自服也。
周勃之诛诸吕是矣，而并戮惠帝诸子，是逆臣也，拥兵柄，持杀威而迎立孝文，权重矣，微文帝驭臣有术，治国以德，则汉室为绛侯所专，不可知也！呜呼，危矣！此孝文之迟疑不进，惧为周勃所制也。
（十七）
诚以安君之谓忠，直以正友之谓信，忠信为周。君子周而上下睦，天下宁矣。周勃平诸吕，迎立文帝，而有德色；非有罔上行私之慝也，不学无术而忘其骄耳。袁盎与俱北面事君，尊卑虽殊，固有同寅之义；规而正之，勃岂遽怙而不改。藉其不改而后廷折之，勃过不揜而文帝之情亦释矣。乃弗规弗折而告文帝曰：“丞相骄，陛下谦让，臣主失德。”斯言出而衅忌生，勃之祸早伏而不可解，险矣哉！
帝之谦，非失德也，尊有功而礼大臣，亦何非太甲、成王之盛心；而导之以猜刻，此之谓不忠。谅其心之无他，弗与规正，而行其谗间，此之谓不信。盎之险詖，推刃黾错而夺之权，于勃先之矣。小人之可畏如此夫！
乃抑有奸不如盎者，浅而躁，褊迫而不知大体，击于目即腾于口，贻祸臣主，追悔而弗及，非盎类而害与盎等。故人主之宜远躁人，犹其远奸人也。则亲亲尊贤之道，其全矣乎！——《读通鉴论·汉文帝》
批曰：以隐微之间而测中盎之为人矣，船山真千古史眼也。
（十八）
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君子而后有终，非君子而谦，未有能终者也。故“撝”也、“呜”也、“劳”也，而终之以“侵伐”。虽吉无不利，而固非以君子之道终矣。君子之谦，诚也。虽帝王不能不下邱民以守位，虽圣人不能不下刍荛以取善。理之诚然者，殚心于此，而诚致之天下。见为谦而非有谦也，而后可以有终。故让，诚也；任，亦诚也。尧为天下求贤，授之舜而不私丹朱；与禹之授启、汤之授太甲、武王之授成王，一也，皆诚也。舜受于尧，启受于禹；与泰伯之去句吴、伯夷之逃孤竹，一也，皆诚也。若夫据谦为柄，而“撝”之，而“呜”之，而“劳”之；则姑以此谢天下而不自居于盈，则早已有填压天下之心，而祸机伏而必发，故他日侵伐而无不利。黄、老之术，离诚而用伪久矣。取其“呜谦”之辞，验其“侵伐”之事，心跡违，初终贸，抑将何以自解哉！故非君子，未有能终其谦者也。
有司请建太子，文帝诏曰：“楚王，季父也；吴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诸父昆弟之懿亲，宜无所施其伪者。而以观其后，吴濞、楚戊、淮南长无一全其躯命者。尺布斗粟之谣，取疚于天下而不救。然则诏之所云，以欲翕固张之术，处于谦以利用其忍，亦险矣哉！且夫言者，机之所自动也。吴、楚、淮南闻斯语而歆动其妄心，则虽欲扑之而不得。故曰“火生于木而焚生火之木”，自生而自克也。文帝亦何利焉？至于侵伐而天下亦殆矣。君子立诚以修辞，言其所可行，行焉而无所避，使天下洞见其心，而鬼神孚之；兵革之萌销于心，而机不复作；则或任焉而无所用谦，或让焉而固诚也，非有伪而托于“呜”者也。何侵伐之利哉！——《读通鉴论·汉文帝》
批曰：此船山责文帝之伪与险也，文帝用老子之术以制吴楚于已料之中，故以周亚夫辅景帝，彼知亚夫之能平吴楚之乱也。夫谦不本于诚，必流于诈伪，文帝之诈伪，欲擒故纵，欲取固与之术何异于郑庄公哉！太叔之求城聚兵而任其所为，刘长之骄蹇擅杀而不听朝请，一旦罪重而讨伐之，摧抑之，利其乱而以自肥也。于吴楚亦然，骄之以成其乱，而使讨之有名也。
（十九）
呜呼！自汉以后，治之不古也有自矣。太甲、高宗、成王之姿，非必其轶文帝而上之；然而伊尹之训，傅说之命，周公之告，曰“无安厥位惟危”，曰“不惟逸豫，惟以乱民”，曰“所其无逸”，未尝贬道以诱之易从也。岂其如贾生之言曰：“使为治，劳志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欲立经陈纪，为万世法。”斯其为言，去李斯之言也无几。何也？以法术制天下，而怙以恬嬉，则其法虽异于秦之法，而无本以立威于末，劳天下而以自豫，其能以是一朝居乎！使天下而可徒以法治而术制焉，裁其车服而风俗即壹，修其文辞而廉耻即敦，削夺诸侯而政即咸统于上，则夏、商法在，而桀、纣又何以亡？
夫文帝而幸非纵欲偷乐之主也，其未免于田猎钟鼓之好而姑以自逸，未有以易之耳。得醇儒以沃乃心，浸灌以道义之腴，建中和而兴王道，诸侯奚而不服，风俗奚而不移，廉耻奚而不崇？而先导谀以冀讎其说，文帝幸不为胡亥耳，文帝而胡亥，谊虽欲自异于李斯也不能。乃后世或犹称之曰“善诱其君以兴治”。下恶得有臣，上恶得有君哉！——《读通鉴论·汉文帝》
批曰：战国崇诈力以倾人国，秦以刑罚威天下，风俗之坏也久矣！贾生亦为逸豫之术，术之习于人心，虽俊杰如贾生者亦不能免也，而况以下哉！法者，所以相督，非为逸豫也，苟为逸豫，则恃法而忽礼义之教，身可不谨也，臣可不礼也，民可不爱也，虽有善法，抑能保其不乱乎？且夫法者随时而易者也，安可持之以为百代之准哉？
法者，末也，先立本而后治末。立本在齐风俗，崇礼义而而施教化，则君不放逸，官不贪窦，士不傲诞，民不豪黠。若风俗不端，虽以严刑峻法，其能束君于自正，惩吏而止贪哉？秦之法密，而项梁、张良杀人不能问；明太祖制严刑以威臣，而明终亡于贪腐，凝滞于末，而不知立本于上也。礼义尊，风俗正，虽有昏君乱臣，而可导之以正，愧之而不敢为奸，国虽弱，而亦可振之使强；天下虽危，而亦可转之为安，上无礼，下无学，则倾覆不可救矣，其待百年之复乎！故周公制礼而延祚八百，虽有犬戎之乱，而平王安于东迁，未有据华夏之一土；虽有诸侯之横，而桓文能知尊王，而以攮夷狄于四方，诚立其本也。
（二十）
子之于父母，可宠、可辱，而不可杀。身者，父母之身也。故宠辱听命而不惭。至于杀，则父母之自戕其生，父不可以为父；子不能免焉，子不可以为子也。臣之于君，可贵、可贱、可生、可杀，而不可辱。刑赏者，天之所以命人主也，贵贱生死，君即逆而吾固顺乎天。至于辱，则君自处于非礼，君不可以为君；臣不知媿而顺承之，臣不可以为臣也。故有盘水加剑，闻命自弛，而不可捽。抑臣之异于子，天之秩也。人性之顺者不可逆，健者不可屈也。
贾生之言以动文帝，而当时之大臣，抑有闻而媿焉者乎？微直当时，后世之诏狱廷杖而尚被章服以立人之朝者，抑有媿焉者乎？使诏狱廷杖而有人自裁者，人君之辱士大夫，尚可惩也。高忠宪曰：“辱大臣，是辱国也。”大哉言乎！故沈水而逮问之祸息。魏忠贤且革其凶威，况人主哉？——《读通鉴论·汉文帝》
批曰：父子至亲也，虽有大过，而不可杀之，杀之则伤仁；君臣至尊也，虽有巨憝，而不可辱之，辱之则坏礼。虎狼犹不食子，蜂蚁犹知礼臣，人顾可忍为虎狼所不忍，愿为蜂蚁所不愿者乎！仁者，始于爱亲而爱人；礼者，始于尊人而尊国。以过而杀子，则导为残忍忘亲，子可杀也，则孰而不能杀？杀子，而仁绝于其亲，仁绝于其亲而亦爱绝于天下矣！而左氏以大义可灭亲，吾恐其始于大义而终于惨刻也。以罪而辱臣，则习为卑污任性，臣可辱也，则民亦可劳矣，辱臣，而礼毁于其国，礼毁于国而风堕于天下矣！而商韩制刑以威臣，吾知其始于威刑而终于叛弑也。杀子，而子以虎狼视父，则子亦可弑父，而父子之伦绝；辱臣，而臣以寇仇视君，则臣亦可轻君，而君臣之纲紊。孔子曰：“臣事君以忠，君待臣以礼。”千古之谠言也，孟子曰：“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万世之准论也。
（二十一）
汉初封诸侯王之大也，去三代未远，民之视听，犹习于封建之旧，而怨秦之孤，故势有所不得遽革也。秦政、李斯以破封建为万世罪，而贾谊以诸侯王之大为汉痛哭，亦何以异于孤秦。而论者若将黥刖秦而揖进贾生以坐论，数十年之间，是非之易如水火。甚矣夫论史者之惛惛也！
谊之言曰：“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为是殆三代之遗制也与？三代之众建而俭于百里，非先王故俭之也，故有之国不可夺，有涯之宇不可扩也。且齐、鲁之封，征之诗与春秋传，皆踰五百里，亦未尝狭其地而为之防也。割诸王之地而众建之，富贵驕淫之子，童心未改，皆使之南面君人，坐待其陷于非辟，以易为褫爵。此阳予阴夺之术，于骨肉若仇雠之相逼，而相縻以术，谊之志亦奚以异于嬴政、李斯？而秦，阳也；谊，阴也；而谊憯矣！汉之剖地以王诸侯，承三代之余，不容骤易。然而终不能复者，七国乱于前，秦革于后，将灭之镫余一燄，其势终穷，可以无烦贾生之痛哭。即为汉谋，亦唯是巩固王室，修文德以静待其自定，无事怵然以惊也。乍见封建之废而怵然惊，乍见诸侯之大而怵然惊，庸人之情，不参古今之理势，而唯目前之骇，未有不贼仁害义而启祸者。言何容易哉！
至其论淮南之封侯，而忧白公、子胥、鱄诸、荆轲之事，则周公之封蔡仲也，曰：“尔尚盖前人之愆。”将亦忧蔡仲剸刃以冲成王之胸乎？于是而谊之刻薄寡恩，不可揜矣。淮南之终叛也，皆以为谊言之中也。谊昌言于廷曰：“安且为白公、子胥。一而安能无以白公、子胥为志哉！然则淮南之叛，谊导之矣。淮南王长之废，国法也；其子受封，亲亲之仁也。淮南终得国，而长犹然文帝之弟，安犹然文帝之从子，白公、子胥也乎哉！不引而亲之，顾推为雠而虑之，以杀机往者以杀机报，为天子司天下之生杀，日取天下而虑其雠，蔑不雠矣。甚哉，谊之不闻道而只为术也！——《读通鉴论·汉文帝》
批曰：其责贾谊深矣。夫封建之势不可遽革，操之过急必如秦之怨满天下。文帝非不知诸侯之大以危汉也，而任其所为者，欲待其为乱而使讨之有名也，天下既知封建之弊，诸侯之为乱，则可因此夺其土地以归国有，而中央之权既固，可无虑天下之议也，文帝之深谋，非谊所能测也。而谊何急焉！谊之年少而躁，不及文帝之老成而养之以静也。文帝之不用谊，非绛灌所能馋也，以谊之性躁，非能持大体者也。故迁谊于长沙以老其才，而谊不知，伤己之不用而痛哭以死，世以汉文恩薄，而悯谊之忧死，岂达汉文之深心哉！周亚夫亦将才也，而文帝不用，欲遗之以辅景帝也；贾谊少年俊才，而不适当时之用，亦何遽不遗之以佐武帝哉？
（二十二）
乡举之法，与太学相为经纬，乡所宾兴，皆乡校之所教也。学校之教，行之数十年，而乡举行焉。所举不当者罚之，罚其不教也，非罚其不知人也。仲舒之策，首重太学，庶知本矣。不推太学以建庠序于郡国，而责贡士于不教之余，是以失也。
经天下而归于一正，必同条而共贯，杂则虽矩范先王之步趋而迷其真。惟同条而共贯，统天下而经之，则必乘时以精义，而大业以成。仲舒之策曰：“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此非三代之法也，然而三代之精义存矣。何也？六艺之科，孔子之术，合三代之粹而阐其藏者也。故王安石以经义取士，踵仲舒而见诸行事，可以行之千年而不易。安石之经学不醇矣，然不能禁后世之醇，而能禁后世之非经。元祐改安石之法，而并此革之，不知通也。温体仁行保荐以乱之，重武科以亢之，杨嗣昌设社塾以淆之，于是乎士气偷、奸民逞，而生民之祸遂极。皆仲舒之罪人也，况孔子乎！若夫割裂鞶帨而无实也，司教者之过也。虽然，以视放言绮语、市心恶习、睨径窦以徼诡遇者，不犹愈乎！习其读，粗知其义，虽甚小人，且以是为夜气之雨露，教亦深矣。
——《读通鉴论·汉武帝》
批曰：道自秦而降，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汤武王道，以德行仁也，仁本于诚；桓文霸道，以力假仁者也，仁出于利。王霸之辨，粹与驳，诚与利而已。秦则仁义无所假矣，自商鞅以来，以法为教，以力是竞，以诈相尚，无道也，是霸术也。周之君臣以义合，秦之君臣以利结。以义合者，君臣相保；以利结者，君臣相残。周之分封，其待功臣可谓厚矣；而为秦谋天下之功臣商鞅、范雎、白起、魏冉、吕不韦、蒙恬、李斯皆不免于放逐诛夷之祸，何秦君之寡恩而秦臣之愚耶！
无他，怀利以事君也，虽秦君之寡恩，亦秦臣自取之也。所为秦君谋者，皆非人道之正。鞅之黥公子虔，欺魏将卬，以严刑酷法治秦之民，白起之攻六国也，杀人百余万，长平之战，四十万尽坑之，书契以来之始见也！李斯为秦制酷刑，劝秦皇焚书坑儒，灭三代之王道，何其与殷周之贤臣相悖也！桀纣之佞臣不过于是！始皇修长城，而蒙恬兄弟阿意兴功。非孟子所谓逢君之恶，其罪大者乎？惟功利是为务，图一旦之富贵，则不计君之仁与不仁矣。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於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如此，则斥鞅等为民贼，抑何过哉！刑人，杀人亦多矣，不仁于人者，而欲使君无忌者，岂可得乎？呜呼！仁义之风荡然于秦之君臣，臣怀利以事其君，君亦利诱其臣，君臣之相与之道，惟出于利，利尽则恩绝，又何怪乎？岂独秦之君臣，六国之君臣亦多以利相亲也，春秋礼崩乐坏，而王道衰；战国争战以力，而仁义绝。天下诸侯皆无德，诈力足者胜，秦之灭六国，极诈力耳。此孟子所以谆谆而言仁义，斥功利，以尧舜之道贬时君所务之卑也。而时君皆沈溺于功利之习深，以之为迂阔而不行，见不及也，歆一时之利不顾后世之害也。世俗亦多笑其迂远，然观之于秦汉，秦以诈力取天下，又以刑威守之，乃二世而亡，远不及周，汉高祖虽不闻仁义，然所行者多近仁义，不嗜杀人，率以宽大，以覆秦灭楚，汉祚四百，周汉与秦之得失远迥矣。孟子曰：“不嗜杀人者，惟能一之。”真明验也。曰：“仁者无敌于天下”，又岂虚言哉！高祖非仁者也，不嗜杀人而已，而所取所得如此，况行仁义，必沛然如水之就下而莫能御也！而何困于匈奴，有平城之围，和亲之辱哉！
孟子曰：“不嗜杀人者惟能一之。”孟子常以尧舜之道说时君，皆不悟，而战国风俗之坏不可挽，亦知王道不可复兴，则其预后世君主之得天下，惟不嗜杀人而已。道之降也，孔孟之大圣大贤不能挽其逆流，终成秦之暴统，悲哉！三代以上，仁义足者王；三代以下，不嗜杀人者一。战国杀伐多，而戾气深，真如地之大旱而望雨露之降，屋之至暗而求灯火之明。高祖行宽大之法，秦之暴也，释子婴而不诛，赦秦民而不罪，秦法苛细，而矫之以简，约法三章，杀人者死，非如武王之散鹿台之财，伐罪吊民，而秦民已悦矣，久受其暴，稍宽之，则感为大恩，戴为大德，雍齿之叛而不戮，其攻城也，惟以劝降为主，不以杀人为能，则项羽之攻城屠城，坑秦兵二十万，远不逮也，而韩信之贪功伐齐义死食其，亦不及也。势不及秦，力不及项羽，才不如韩信，惟其宽大，容纳豪杰，不嗜杀人而已，而天下归之，苏民之毒，得民之心也。
然汉矫秦之苛严，率为宽简，而礼乐不兴，不能望殷周之盛，高帝之疏，远逊汤武之文。鲁两生鄙高帝之德而以礼乐须待百年而兴，四皓亦隐居不事。贾谊劝文帝兴礼乐，而文帝崇黄老无为，谦让不遑。至孝武立，知崇儒，董仲舒劝之继周，复古更化，然惜其不醇，武帝亦用之不终，而三代王道，遂不可复兴，岂人之不臧，抑时不可也？
董子虽未能佐君兴王道，而其策首重太学，以涵育人才，实甚秦之以法为教。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知本也，请折中于孔子，知圣也。诸子百家出于道术之裂，皆有所蔽，老庄高矣，而不正；荀子正矣，而不醇；孟子醇矣，而不全。惟孔子修六经，集群圣之大成，仁智不蔽。高矣，正矣，醇矣，全矣，无有过矣！群言淆乱，战国之竞难息；秦以法抑之，而适以相激。黄老之无为，而有和亲之耻，文景之治，而有淮南之逆，七国之乱，非表彰六经，折中孔子，何以平乎？行之千年而不易，仲舒之有大功于圣教也！今人或非其尊儒而伤百家，为文化专制，则若战国之百家争鸣而乱不已为然乎？百家本出道术之裂，王道衰而异端横议，罢百家而彰六经，返本以救末也，折中孔子，以圣学统异端也。且虽罢百家，惟不以为官学而已，不禁于民间流行，岂如秦之焚百家言而以法为教，坑术士，耶教之一统欧州而烧哲学书，杀异教徒之为暴乎！表彰六经，尊孔子，董子之功也，武帝之卓识也，王道未有尽泯，华夏赖以久立，今人乃以为罪，固近代国衰，以儒为垢，蔽于一时之成败，而不知千古之得失也！
（二十三）
贡禹、匡衡之言，其不醇者盖亦鲜矣。禹曰：“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自娱乐而已。”衡曰：“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汤，善恶有以相推，宜省靡丽、考制度、近忠正、远巧佞，以崇至仁。”又曰：“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彊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又曰：“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正，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又曰：“圣人动静游燕所亲，物得其序。”又曰：“佞巧之奸，因时而动，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又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读其文，绎其义，想见其学，非公孙弘、儿宽之勦旧闻而无心得者所及；亦且非韦玄成、薛广德之择焉而不精者所可与匹俦也。
论者谓元帝柔而少断，禹与衡不以为言，而但就帝之长，孜孜以恭谨节俭相奖，为禹、衡之罪，过矣。元帝所以优游不断者，惟其心之不清，几之不慎，而中不适有主也。则其所为恭谨节俭，亦唯其名而无其实。天子之尊富，即省之又省，而以溺其志者尚多。燕间游息之下，史高、石显岂无导侈之为？而特未甚耳。不然，何知其邪而不能去乎？由是言之，使无禹、衡之正，称诗、礼精严之旨以防其流，则以帝之柔而益以骄淫，安所得十六年之安，内无寇攘，而外收绝域之功乎？
君子出所学以事主，与激于时事之非而彊谏之臣异。以谏为道者，攻时之弊，而不恤矫枉之偏。以学事主者，规之以中正之常经，则可正本以达其义类，而裁成刚柔一偏之病；主即不悟，犹可以保其大纲而不乱。故以孔子之圣，告茬弱之哀公，唯规之以人道政本之大端，而不屑取奔越之祸豫为之防。夫岂不达于时变哉？以道豫立而变自消也。且衡之言曰：“近忠正，远邪佞，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固已尽元帝之所短，而特不为矫枉之论，导之鸷击耳。夫可喻者，则微言而喻矣；不可喻者，则痛哭流涕以谈而固不喻也。是以君子之言，有体有要，而不诡于大常；补偏救弊之术，二子有所不尚，夫亦犹行君子之道乎！
论者徒见萧望之、周堪之死不以罪，咎元帝而因以咎焉、衡。乃石显之奸恶不及于天下，而海内晏安，则儒者雍容涵养之功，亦岂可诬哉？汉之中亡也，成、哀之奢纵成之，非元帝优柔致之也。又奚可以张焉、孔光之罪罪二子也！
——王船山《读通鉴论·汉元帝》
批曰：船山此论，亦何其醇也！观船山之论，或言之过激，责人过苛，而无不正，无不醇也！
（二十四）
读崔寔之政论，而世变可知矣。譬德教除残为粱肉治疾，申韩之绪论，仁义之蟊贼也。其后荀悦、锺繇申言之，而曹孟德、诸葛武侯、刘先主决行之于上，君子之道诎，刑名之术进，激于一时之诡随，而启百年严酷之政，亦烈矣哉！
司马温公曰：“慢则纠之以猛，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斯不易之常道。”是言也，出于左氏，疑非夫子之言也。夫严犹可也，未闻猛之可以无伤者。相时而为宽猛，则矫枉过正，行之不利而伤物者多矣。能审时而利用之者，其唯圣人乎！非激于俗而毗于好恶者之所得与也。若夫不易之常道，而岂若此哉！宽之为失，非民之害，驭吏以宽，而民之残也乃甚。汉之季世，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倾险者，岂民之遽敢尔哉？外戚奄人作威福以钳天下，而任贪人于郡吧，使虔刘赤子，而民日在繁霜积雪之下，哀我惮人，而何忍言猛乎！严者，治吏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今欲矫衰世之宽，益之以猛，琐琐之姻亚，佌佌蔌蔌之富人，且日假威以蹙其贫弱，然而不激为盗贼也不能。犹且追咎之曰：未尝束民以猛也。憔悴之余，摧折无几矣。故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无择于时面业行焉，庶得之矣。而犹未也。以汉季言之，外戚奄人之族党肆行无惮，是信刑罚之所不赦也；乃诛殛以快一时之众志，阳球用之矣，范滂、张俭尝用之矣，卒以激乎大乱而不可止。然则德教不兴，而刑罚过峻，即以施之殃民病国之奸而势且中溃。寔乃曰：“德教除残，犹以粱肉治疾。”岂知道者之言乎？上之自为正也无德，其导民也无教；宽则国敝而祸缓，猛则国竞而祸急；言治者不反诸本而治其末，言出而害气中于百年，申、韩与王道争衡而尤胜。鄙哉寔也，其以戕贼天下无穷矣。
且夫治病者而恃药石，为壮而有余、偶中乎外邪者言也。然且中病而止，必资梁肉以继其后。若夫衰老羸弱而病在府藏者，禁其粱肉而攻以药石，未有不死者也。当世之季叶，元气已渗洩而无几，是衰老羸弱之比也而寔尚欲操砭石、擣五毒以攻其标病乎？智如孟德，贤如武侯，而此之不审，亖其欲以此时刈孑遗之余民乎！夫崔寔者，殆百草欲衰而鶗鴂为之先鸣乎！
——《读通鉴论·汉桓帝》
批曰：甚矣！异端之贼仁而败风俗，矫之过而已！周以宽大立国，而其失也为宽，商鞅、申韩鉴其失，而以严刑峻法矫之，俗谓乱世用猛药，以毒攻毒。呜呼！猛者，不得已之权也，以毒攻毒，偶然之机也，非可恃以为治也。乱世之民，相枕于暑旱之下，亟求雨露之恩，为治者何忍用猛乎？以猛为政者，始于子产也。子产之治郑，民不堪而怨之，欲杀之，后成其效，民乃感之，如思召公。孔子曰：“子产惠人也。”以猛行惠也。子产临终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为猛而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世多以子产为智，吾以为斯言得于一时而弊于千古矣！
子产之言曰：“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此可言于三代，不可言于三代之后也，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王道霸道之别也。三代以上，有德者王；三代以下，宽裕者兴。尧、舜、禹、汤、文、武以德行宽者也，而俾天下太平，民安物阜，非徒以惠，兼有教化之功也。汉高、唐高、宋祖无德而行宽者也，而取天下，延祚数百，惠以安民，而民戴之不忘也。
水之温，火之烈，人皆知之，人多畏火而狎水，溺于水者多，死于火者少，此言似近理而弥乱真。其为治也，欲使民畏之乎？法严而民畏之不敢犯。然宽之害，由于苟简故息，而民轻犯法，盗贼无忌，而不知猛之弊，苛细之过，法令如牛毛，人所难免，致囹圄盈市，而民愚未闻教，多易犯之，有悍鸷者，虽苛法不畏也，而不肖者且以激成大恶，致弱者亡，强者寇，猛之弊尤甚于宽之害也！
人多游水而死，而人不可一日无水，常道也；多畏火而避之，而火之灾足以殃民，辅助也。火以辅水，人生于水；水以灭火，人安于水。未有生于火，安于火者也。子产之猛而治，太叔之宽而乱，子产有德也，猛者其术，而惠者其道也，使无德而为猛，徒以虐民而已，何惠之有！太叔无德，虽行宽，实为姑息，故盗贼横，后悔之，反之以猛，盗止矣，而郑日衰弱不可振，灭于区区之韩。而太叔之乱，亦子产之猛相激也，猛如堵水，高堤硬墙暂抑水之流，而一溃其防，则泛滥难可收。如严父之束顽童，父在，顽童有畏忌不敢肆，父死，母宽之，则遂放纵而难约。
严法可暂束而不可久治也，故曰郑之多盗，太叔之宽纵之，亦子产之猛激之也。若秦矫周之宽，而以严猛为政，而王道灭，秦俗日败，民不堪命，天下大乱，二世而亡；汉革之以宽，开文景之治，后有光武中兴，延祚四百。汉末之政失于宽，曹操矫之以严，而三世篡于司马。司马之逆，废曹芳，弑曹髦，而以宽行惠得民，窃魏政如拾遗，乃并吴蜀，一天下，后虽有五胡之乱，而延命江左，虽不及周汉，而祚及百年，甚于秦魏。使东晋亦矫之以猛，早失民矣，焉能抗苻秦百万大军而败之于淝水哉？
异端之激，异端之愚也，见周末之失于宽，而不知文武之道隆，成康之俗美，非以宽乎？见汉末之失于宽，而不知文景之治，光武之兴，非以宽乎？而周汉皆为久长，秦魏则速亡，昧于一时之弊而不知其得也！
周之兴也，为上有德，宽以教民，而刑措不用百年；周之衰也，乃上之无德，宽以故息，而诸侯之竞难息。汉之治也，亦由上治之有道，宽以安民；其乱也，由上治之无道，宽以纵奸。不寻其本，而亟争其末，矫枉过正，益成其枉，而天下愈乱而难可拔，风俗日衰而不可挽，则其弊也。以宽矫严，犹可治也；以猛矫宽，未有能治者也，宽严皆弊，而严猛之弊尤甚于宽，不可不察也。
以猛击奸且激阉宦之恶，且成乎大乱不可止，况以绳民乎？秦魏之严猛，徒驱民于汉晋而自亡而已。则善哉船山之言“严以治吏，宽以养民”为知本也。乱自上作，吏不正，而遑问其治民？光武治吏以严，而养民以宽，所以成其中兴之局也。而申韩之惨刻，成秦之暴政恶俗，至汉而复，而道不能如三代之醇；崔氏祖申韩言治，乃启百年严酷之政，五胡乱华，南北对峙，至唐而定，而治不能望汉之久，甚矣异端矫枉过正之害也！溯源于子产，成说于申韩，激乱于秦魏，申韩之邪说当黜，秦魏之大恶当惩，而子产之偏亦当纠，子产之为君子，亦不能辞其咎矣！吾以为严以治吏，宽以教民愈正，严以治吏，而严不为暴；宽以教民，而宽不为纵。吏有所畏，则不敢残民；民有所劝，则不欲犯刑。严宽非前后相矫也，乃上下相济也。吾于此益叹船山之圆通醇正。
“慢则纠之以猛，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斯不易之常道。”左氏托夫子而言，观六经，《语》《孟》未有言猛者也，而《论语》末章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乃与相对。左氏不醇，当以六经，《语》、《孟》为正。
（二十五）
东汉之中叶，士以名节相尚，而交游品题，互相持以成乎党论，天下奔走如骛，而莫之能止。桓、灵侧听奄竖，极致其罪罟以摧折之，而天下固慕其风而不以为忌。曹孟德心知摧折者之固为乱政，而标榜者之亦非善俗也，于是进崔琰、毛玠、陈群、钟繇之徒，任法课能，矫之以趋于刑名，而汉末之风暂息者数十年。琰、玠杀，孟德殁，持之之力穷，而前之激者适以扬矣。太和之世，诸葛诞、邓飏浸起而矫孟德综实之习，结纳互相题表，未尝师汉末之为，而若或师之；且刓方向圆，崇虚堕实，尤不能如李、杜、范、张之崇名节以励俗矣。乃遂以终魏之世，迄于晋而不为衰止。然则孟德之综核名实也，适以壅已决之水于须臾，而助其流溢已耳。故曰抑之而愈以流也。
名之不胜实、文之不胜质也，久矣。然古先圣人，两俱不废以平天下之情。奖之以名者，以劝其实也。导之以文者，以全其质也。人之有情不一矣，既与物交，则乐与物而相取，名所不至，虽为之而不乐于终。此慈父不能得之于子，严师不能得之于徒，明君不能得之于臣民者也。故因名以劝实，因文以全质，而天下欢忻鼓舞于敦实崇质之中，以不荡其心。此而可杜塞之以域民于矩矱也，则古先圣人何弗圉天下之跃冶飞扬于钳网之中也？以为拂民之情而固不可也。情者，性之依也，拂其情，拂其性矣；性者，天之安也，拂其性，拂其天矣。志郁而勃然以欲兴，则气亦蝹蜦屯结而待隙以外泄。迨其一激一反，再反而尽弃其质以浮荡于虚名。利者争托焉，伪者争托焉，激之已极，无所择而唯其所汎滥。夏侯玄、何晏以之亡魏，王衍、王戎以之亡晋，五胡起，江东仅存，且蔓引以迄于陈、隋而不息，非崇质尚实者之激而岂至此哉？
桓云激之矣，奄竖激之矣，死亡接踵而激犹未甚，桓、灵、奄竖不能掩其名也。孟德、琰、玠并其名而掩之，而后诡出于玄虚，横流于奔竞，莫能禁也。以傅咸、卞壼、陶侃之公忠端亮，折之而不胜，董昭欲以区区之辨论，使曹叡持法以禁之，其将能乎？圣王不作，礼崩乐坏，政暴法烦，祗以增风俗之浮荡而已矣。——《读通鉴论·三国》
批曰：甚哉矫枉过正之为害也，可以为诫矣！世之责曹操者，多以其欺君也，此未足以责操也，操之咎，奖励功利之徒，偏用刑名之术，以坏天下之风教，而激成魏晋玄虚之风，导五胡乱华之祸也！船山之于此责操，可谓得大体矣。力矫伪风，任之以刑名，而失于严酷，后来者复矫其严酷，示以宽大，而巧伪弥甚！情相激也，而势相反也。以刑名矫伪风譬如以土木阻洪水也，能阻于一时，而一决则溃，泛滥不可收拾矣。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者，皆有英雄之才，怀匡济之略，不减秦汉之际，而终致三国鼎立，未能绍继炎汉而混一华区者何哉？汉末之政失于宽，而曹、刘、孙、葛矫之以严，以严刑苛法绳吏民，偏重刑名，不任德教，而士民之廉耻泯，天下之风俗坏。呜呼！三国之士尚能如东汉哉？而伪风愈炽，不可挽矣！曹魏鉴汉初之弊，苛待宗室，而魏方三世为权臣所篡，司马篡魏，鉴魏之失，力矫其制，大封藩王，而成八王之争，肇五胡之乱，中夏沦没，矫枉过正，而枉者愈甚！孰谓矫枉必须过正哉？
泰西亦然，古希腊古罗马皆以纵欲浮谈亡其国，绝其种，景教力矫纵欲之风，而行禁欲，倡一夫一妻制，反哲学、闭柏拉图学院、日以奉上帝为务，尽毁古希腊以来之文化艺术，而景教独尊于欧洲，文明衰、经济退，其社会乃至千年而凝滞不前，受神权与封建之压迫，亦矫枉过正以致之也。若近代反传统，五四之徒诟孔学为帝王之利器，斥家庭为万恶之根源，诋圣侮贤，蔑弃古典，无所不至。毛润之受其流波，尊马克思主义，任申韩之术，以冲击传统，摧折儒学，倡阶级斗争，行共产之制，焚家谱，禁古学，废除家庭，矧父子相告，人伦颠倒，士子惨遭大辱、罹巨祸，道德益衰，而人性坏乱极矣！岂非五四倡言废家庭之果报哉！夫文革之浩劫，非五四之激，未至若是之烈也。皆矫枉过正而致蹈天之祸，以此矫俗，适以自敝，吾人可勿诫哉！
矫枉过正，而枉者愈甚！相激相反，而为害愈深。曹操矫汉之宽，而行严酷之法，士民崇功利而无廉耻，司马懿反之，矫以宽大，而士风虚浮，导五胡乱华之祸，其害更甚。前人矫枉太过正，来者为其所激，亦矫之，而害必生，乱必起。
枉者不可激也，激之适助其流，而益不可止。崇质太过，则失于野，后者矫其野，则文盛，而风趋于伪；崇实太过，则失于酷，后者反其实，则华兴，而俗堕于虚。故圣人之道一张一驰，文质彬彬。治者用申韩，崇实太过，而偏于刑名，专以严刑峻法绳人，后来者矫其严酷之弊，示以宽大，而玄谈之风盛，士风崇玄入虚。老子说：“反者，道之用。”其实，反者，亦道之坏也。相反相成，亦相反相害。物极必反，崇实太过，则反之以虚。太现实，偏于实用，崇尚功利，后者必反其道而兴虚玄之风。曹操用申韩之术，尚功用，兴实利，唯才是举；而后之王衍崇老庄，尚高名，耽虚浮，口不言阿堵。一反其道，而导五胡乱华之祸。激之已甚，则反之愈过，反之太过，而害之必烈！魏用申韩而成三国之争，晋尚老庄而致五胡之乱，申韩与老庄相反，以申韩激之，而后必以老庄反之，害益兹多！儒者以中道平衡之，则岂有若是之祸哉！老庄偏于质，而后之学老庄者多陷于虚无；申韩偏于器，而后之用申韩者多流于于诈伪。孔子之道中正，文质并重，道器不二，以文全质，以质保文，道以统器，器以尽道，不陷于虚，亦不流于诈，圣人之道固不可量也。惟尊孔子之道，方可为治也。
（二十六）
任人任法，皆言治也，而言治者曰：任法不如任人。虽然，任人而废法，则下以合离为毁誉，上以好恶为取舍，废职业，徇虚名，逞私意，皆其弊也。于是任法者起而摘之曰：是治道之螙也，非法而何以齐之？故申、韩之说，与王道而争胜。乃以法言之，周官之法亦密矣，然皆使服其官者习其事，未尝悬黜陟以拟其后。盖择人而授以法，使之遵焉，非立法以课人，必使与科条相应，非是者罚也。
法诚立矣，服其官，任其事，不容废矣。而有过于法之所期者焉，有适如其法之所期者焉，有不及乎法之所期者焉。才之有偏胜也，时之有盈诎也，事之有缓急也，九州之风土各有利病也。等天下而理之，均难易而责之，齐险易丰凶而限之，可为也而惮于为，不可为也而强为涂饰以应上之所求，天下之不乱也几何矣！上之所求于公卿百执郡邑之长者，有其纲也。安民也，裕国也，兴贤而远恶也，固本而待变也，此大纲也。大纲圮而民怨于下，事废于官，虚誉虽腾，莫能揜也。苟有法以授之，人不得以玩而政自举矣。故曰择人而授以法，非立法以课人也。
论官常者曰：清也，慎也，勤也。而清其本矣。弗慎弗勤而能清也，诎于繁而可以居要，充其至可以为社稷臣矣。弗清而不慎不勤，其罪易见，而为恶也浅。弗清矣，而慎以勤焉，察察孳孳以规利而避害，夫乃为天下之巨奸。考课以黜陟之，即其得而多得之于勤慎以堕其清，况其所谓勤者非勤，而慎者非慎乎？是所谓孳孳为利，蹠之徒矣。清议者，似无益于人国者也，而国无是不足以立。恐其亡实而后以法饬之，周官、周礼、关雎、麟趾之精意所持也。京房术数之小人，何足以知此哉？卢毓、刘邵师之以惑魏主，不能行焉必也。虽不能行，而后世功利刑名之徒，犹师其说。张居正之毒，所以延及百年而不息也。
——《读通鉴论·三国》
批曰：秦汉以后言治者，盖无如王船山矣，中正而不偏，圆融而无碍，非如俗儒之拘于绳墨，亦非如申韩之徒矫以严苛也。任人任法，皆治道之所必该，不可偏废也。国之兴也，恒由乎人才，周武王自称有乱臣十人，而开八百年之祚；蜀之法一，而少人才，乃先于魏吴而亡。然明末人才多，而亡于闯贼建虏者，则又无法度以齐之也。由是而知船山之“择人而授以法，非立法以课人”，允哉其无疵，为治之准也，过于申韩远矣！今之言治者，多言任法而不任人，尤以民主派之言曰：“法善虽恶人亦善，法恶虽善人亦恶，惟法可以善人性，治天下。”彼以人之善恶，天下之治乱由乎法也，而攻人治之弊。然荀子曰：“有治人，无治法。”夏殷之法，禹汤则治，桀纣则乱，禹汤能举贤任能，而桀纣则害贤妨能也。或曰：“良法可以佑善人，尽贤才。”然法无一定，闻先王以道治天下，未闻以法治天下者也，法生于道，道有通变，法则成型，非通于道，法必有所穷，天下之大，非一法所能齐；人物之众，非一法所能束。地有不同，适于此者，未必适于彼；时有变化，适于昔者，未必适于今；人有殊异，宜于庸常，未必宜于贤智；事有形势，宜于缓，而未必宜于急。非有道之士，而独任法以治之，未有不败者也！
且法由人立，岂可独恃法哉！船山之言曰择人而授以法，同乎孔子因材施教，则人才各尽其用；非立法以课人，豪杰奇才不可以常法拘束也。法外有权，因事而变；法上有道，因人而行。余以为先立人，不患法之不立也。《诗》曰：“周王寿考，遐不作人。”文武周公以礼乐涵育人才，而开成周百年之治，其盛也，和顺天下，而民安物阜；其衰也，桓文尊王攮夷，而诸侯景从。诸葛亮之贤，淫于申韩，任法而不育才，不救蜀之先亡；王安石变法之失，不但轻躁自用，亦为不知择用贤才，而听任宵小也；张居正之法成矣，然一时之效，独以法督责天下，禁毁书院，摧抑士子，安有所谓涵育人才之功哉！明末之瓦解不可复挽，复亡于夷狄，故船山恶之，谓其毒延百年而不息，今人则喜称道之。人立则法顺其宜，法立则事便其行。未有废其一而可治者也！
（二十七）
曹操之篡也，迎天子于危亡之中而措之安士；二袁、吕布、刘表、刘焉群起以思移汉祚，献帝弗能制，而操以力胜而得之。刘裕之篡，馘桓玄，夷卢循，东灭慕容超，西俘姚泓，收复中国五十馀年已覆之士宇，而修晋已墟之陵庙，安帝愚暗，不能自存也。若夫二萧、陈霸先，功不逮操、裕而篡焉，则不成乎其为君而不延其世。由此言之，虽篡有天下，而岂易易哉？
司马懿之于魏，掾佐而已，拒诸葛于秦川，仅以不败，未尝有尺寸之功于天下也；受魏主睿登床之托，横翦曹爽，遂制孱君、胁群臣，猎相国九锡之命，终使其子孙继世而登天位，成一统之业。其兴也不可遏，而抑必有道焉，非天下之可妄求而得也。曹氏之敺兆民、延人而授之也久矣。
汉之延祀四百，绍三代之久长，而天下戴之不衰者，高帝之宽，光武之柔，得民而合天也。汉衰而法弛，人皆恣肆以自得。曹操以刻薄寡恩之姿，惩汉失而以申、韩之法钳网天下；崔琰、毛玠、钟繇、陈群争附之，以峻削严迫相尚。士困于廷，而衣冠不能自安；民困于野，而寝处不能自容。故终魏之世，兵旅亟兴，而无敢为萑苇之寇，乃蕴怒于心，思得一解网罗以优游卒岁也，其情亟矣。司马懿执政，而用贤恤民，务从宽大，以结天下之心。于是而自搢绅以迄编甿，乃知有生人之乐。处空谷者，闻人声而冁然，栾盈之汰，人且歌泣以愿为之死，况懿父子之谋险而小惠已周也乎！王淩之子广曰：“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可谓知言矣。故曰：“得乎邱民为天子。”逆若司马，解法网以媚天下，天且假之以息民。则乘苛急伤民之后，大有为之君起而苏之，其为天祐人助，有不永享福祚者乎？三国鼎立，曹、刘先亡，吴乃继之。孙氏不师申、韩之报也；曹操不足道，诸葛公有道者也，而学于申、韩，不知其失，何也？
——《读通鉴论·三国》
批曰：船山之书，多黜申韩，于此益明其失也。政之失于宽，非宽之为害，宽而无度也。衰周之政失于宽，申韩矫之以严，秦因之取天下，然二世而亡。汉高革秦苛细之法，率以宽简，而成文景之治，中篡于王莽，复兴于光武，光武之柔，延及两百岁。汉之衰也，桓灵之昏也，民犹戴之不忘，宽之得民心，岂不昭昭然可见哉？
汉末之政失于宽，曹操师商韩之法，复矫之以严，且不如秦之能混一天下，乃其弊也，传及三世，而人心去曹归司马，民习于宽，而遽行严，未有不恶者也。司马之奸也，树植私党；其逆也，废芳弑髦。而天下不能讨，王凌、贯丘俭、诸葛诞讨之皆败，必有由也，为恶于君，而有惠于民，民困于苛法而思得优游也，司马解其法网，民所悦也。
船山之言曰：“曹氏之敺兆民、延人而授之也久矣。”甚矣！民之好恶不可不知也。故《大学》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久拂民情，未有不失民心者也，失民心未有不失其国者也。故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庄子曰：“窃仁义者为诸侯。”田常之窃齐，季氏之窃鲁，赵之分晋，窃仁义以宽施惠于民也，司马亦法之而已，行仁义之表，且足以代魏，而延及百年，况本王道之诚，以仁义之精意，岂有不长治久安者乎！诸葛亮之贤而不敌司马懿之奸，师于申韩而未得乎民也。宽之用也，大矣！严之用，得于一时而失于数世。以朱子之贤，亦曰“矫之以严得其平”，不如船山之宏远也。而朱子以此授人以炳，欲辞申韩之过而不得。
（二十八）
嵇绍可以仕晋乎？曰：不可。仕晋而可为之死乎？曰：仕而恶可弗死也！仕则必死之，故必不可仕也。父受诛，子雠焉，非法也；父不受诛，子不雠焉，非心也。此犹为一王之下，君臣分定，天子制法，有司奉行，而有受诛不受诛者言也。嵇康之在魏，与司马昭俱比肩而事主，康非昭之所得杀而杀之，亦平人之相贼杀而已。且康之死也，以非汤、武而见惮于昭，是晋之终篡，康且遗恨于泉下，而绍戴之以为君，然则昭其汤、武而康其飞廉、恶来矣乎！绍于是不孝之罪通于天矣。
沈充以逆伏诛，而子劲为晋效死。蔡仲之命曰：“尔尚盖前人之愆。一沈劲克当之矣。绍盖前人之美，而以父母之身，糜烂而殉怨不共天之乱贼，愚哉其不仁也！汤阴之血，河不洒于魏社为屋之日，何不洒于叔夜赴市之琴，而洒于司马氏之衣也？
——《读通鉴论·晋武帝》
批曰：文信国之《正气歌》曰：“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信国引喻失旨矣！睢阳之忠可嘉，而食人之罪不可逭；若夫嵇绍之死晋，而不孝于父，何可以正气许之乎？乃天下后世多称绍之忠，不知绍之不孝，船山指之，义正矣。《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伍员之报楚也，匹夫尚可寻仇于君，况非我君，而为篡贼乎？势之不能报其仇，则如王之不仕，而忘父仇以仕之，可谓大不孝矣！不孝其父，而忠其君，胡信其真哉？其仕也，贪富贵也；其死晋也，沽忠名也，君子何乃称之？
（二十九）
大河，非其地而阑入之，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人之所不服也。是故拓拔氏迁于雒，而六镇据其穴以残之，延及于齐、周，而元氏之族赤。守绪迁于蔡，而完颜氏之族歼。耶律亡，而其支庶犹全于漠北。蒙古亡，而其苗裔种姓君长塞外者且数百年。舍其地之所可安，以犯天纪，则未有能延者。枳橘貉鹆之性，黠者自喻之，昧者弗知也。王弥、孔苌之所以愚而徒资曜、勒之笑也。
夫江、淮以南，米粟鱼盐金锡卉木蔬果丝枲之资，彼岂不知其利；而欲存余地以自全其类也，则去之若惊。然则天固珍惜此土以延衣冠礼乐之慧命，明矣。天固惜之，夷且知之，而人弗能自保也，悲夫！中华之败类，罪通于天矣。虽然，夷而有曜、勒之识也，则自知此非其土，而勿固贪之为利以自殄其世也。
——《读通鉴论·晋愍帝》
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治统之乱，小人窃之，盗贼窃之，夷狄窃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其幸而数传者，则必有日月失轨、五星逆行、冬雷夏雪、山崩地坼、雹飞水溢、草木为妖、禽虫为之异，天地不能保其清宁，人民不能全其寿命，以应之不爽。道统之窃，沐猴而冠，教猱而升木，尸名以徼利，为夷狄盗贼之羽翼，以文致之为圣贤，而恣为妖妄，方且施施然谓守先王之道以化成天下；而受罚于天，不旋踵而亡。
鸣呼！至于窃圣人之教以宠匪类，而祸乱极矣！论者不察，犹侈言之，谓盗贼为君子之事，君子不得不予之。此浮屠之徒，但崇敬上木、念诵梵语者，即许以佛种，而无所择于淫坊酒肆以护门墙贪利养者；猥贱之术，而为君子者效之，不亦傎乎？石勒起明堂、辟雍、灵台，拓拔宏修礼乐、立明堂，皆是也。败类之儒，鬻道统以教之窃，而君臣皆自绝于天。故勒之子姓，骈戮于冉闵；元氏之苗裔，至高齐而无噍类；天之不可欺也，如是其赫赫哉！
虽然，败类之儒，鬻道统于夷狄盗贼而使窃者，岂其能窃先王之至教乎？
昧其精意，遗其大纲，但于宫室器物登降进止之容，造作纤曲之法，以为先王治定功成之大美在是，私心穿系，矜异而不成章，财可用，民可劳，则拟之一日而为已成。故夷狄盗贼易于窃而乐窃之以自大，则明堂、辟雍、灵台是已。明堂之说，见于孟子；辟雍灵台，咏于周诗。以实考之，则明堂者，天子肆觐诸侯于太庙，即庙前当扆之堂也；辟雍者，雍水之侧，水所环远之别宫，为习乐之所也；灵台，则游观之台，与囿沼相閒者也；皆无当于王者之治教明矣。汉儒师公玉带之邪说而张皇之，以为王者法天范地，布月令、造俊髦、必于此而明王道，乃为欹零四出、曲径崇台、怪异不经之制以神之。此固与夷狄盗贼妖妄之情合，而升猱冠猴者鬻之以希荣利，固其宜矣。
夫使先王之果于此三宫而兴教化也，然亦偶有便于此也，一学宫，而庠、序、棱异矣；一大乐，而夏、濩、武异矣；一大礼，而忠、质、文异矣。若夫百王不易、千圣同原者，其大纲，则明伦也，察物也；其实政，则敷教也，施仁也；其精意，则祗台也，跻敬也，不显之临、无射之保也；此则圣人之道统，非可窃者也。败类之儒，恶能以此媚夷狄盗贼而使自拟先王哉？劳民力，殚国帑，以黩圣而嚣然自大，则获罪于天；天灾之，人夺之，圣人之教，明明赫赫，岂有爽乎？论者犹曰君子予之，不亦违天而毁人极也哉！
鲸鲵不脱于渊，豺虎不脱于林，失其所据，力殚而无所归。石虎据鄴，慕容皝据卢龙，于是而东自灭貊，西及破落，南距阴山，北尽沙漠，皆为什翼犍之所有；拓拔氏之兴，延及百年，此基之矣。何也？虎与皝以其深渊丛林授之什翼犍，而自处于非据之地也。
天以洪钧一气生长万族，而地限之以其域，天气亦随之而变，天命亦随之而殊。中国之形如箕，坤维其膺也，山两分而两迤，北自贺兰，东垂于碣石，南自岷山，东垂于五岭，而中为奥区、为神皋焉。故裔夷者，如衣之裔垂于边幅，而因山阻漠以自立，地形之异，即天气之分；为其性情之所便，即其生理之所存。滥而进宅乎神皋焉，非不歆其美利也，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性之所不顺，命之所不安。是故拓拔氏迁雒而败，完颜氏迁蔡而亡，游鳞于沙渚，啸狐于平原，将安归哉？待尽而已矣。
延之入者，中夏之人也，不足以保彼之命而徒自溃乱也。聪明神武者，知其得据而只以失据也，无足惧也。筌之蹄之，不能有余种矣。
——《读通鉴论·晋成帝》
批曰：华夷之辨，莫明于船山。读船山史论，反复于华夷之辨不已。宋之亡于蒙古，前车之鉴也；明之亡于满州，身历之痛也。痛定思痛，而于此不得不重焉。夷狄岂能入主华夏哉？自秦汉以后，华夷之辨不明，中华败类延之而入也！犬戎之逼，陷犒京，杀幽王，而不据者，无所慕于华土也；匈奴之强，围高祖，扰边疆而不入者，中行说以为不足居也。彼时，夷狄之祸伤于肤而未毒于髓。自魏晋徙匈奴、鲜卑入内，夷狄居华土，慕华夏之纷华盛丽，而肇五胡乱华之祸，则徙之入内而启其觊觎也。然非败类延之入也，当权失策徙之以为汉用也。故五胡之乱，逞于北而不害于南。及至宋防内抑武自弱，而蒙古侵宋，刘秉忠为之佐也；建州窥明，范文程为之辅也。而灭宋者，张弘范所率之师也；禽永历者，吴三桂所作之伥也。皆中华之败类也，图一己之富贵，而不顾夷夏之大防。举轩辕、唐虞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尽授之夷狄，实为万世之罪人，而夷狄之祸毒于骨髓矣！使无此败类诱之导之延之，蒙满岂有窥觊中华之心，而长驱直入哉？
呜呼！其由来也渐矣！封建毁而王道衰，制狄之策，秦汉已不及三代；周礼坏而仁政陵，高祖岂能望文武？人心偷，而有徙豪强之虐，和亲之耻，皆三代王道之所贱，而弱华夏之力，长夷狄之狡也。权术功利兴，加佛氏平等之说，而大义衰，华夷之辨不明，则不以易主为惭，戴夷狄为耻，皆人也，苟为富贵，导人弑其故君，延夷入据华土，惟利是视，无所不用其极，何有于华夷之大义哉？而其论华夷者，多以文化，如此，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苟入中国之俗，则可为中国之主，许衡以媚元，而雍正以自辩也。文化者，华夷之辨所延伸也，非以华夷之异独在文化之异也。人之昧于此者多矣！胡岂不知文之异，因乎地之异也？
有天地人三维，天以分人禽，地以分华夷，人以分君子小人，不可乱也。自轩辕开此宝土，而为华夏，别于夷狄，迄今五千年，人犹是族，地犹是地，未有易也。华夏之地，惟华夏之人居之，非夷狄所可据也，据之者，非罚于其身，则祸于子孙，五胡旋起而旋灭，拓拨起之渐，虽幸统北土，而子孙诛于高氏，宇文灭于隋文。女真据之，亡于蒙古；蒙古入之而后去之，则保种于塞外，知天也；满洲入之而不去之，幸传三百年，而末世之君三代无后，迫改汉姓。皆史之明验也，岂有爽哉？延夷狄入华夏，祸中国而亦自亡其种，华夷之不可乱也明矣！船山之言曰：地所不宜，天所不佑，性所不顺，命所不安。其于华夷可谓辨之至严，而警夷狄亦至深矣！
或曰：皆人也，华夷不分内外，夷狄之贤者，何为不可治中国乎？曰:《春秋》内华夏而外夷狄，不许夷狄治中国，使夷狄治中国，必为中国之祸也。夷狄治华夏，必使衣冠倒置，礼乐废阙，文化遭摧毁之痛，汉人受奴役之苦，五胡乱华，羯赵之治，羯人可殴汉人，汉人不可殴羯人，石虎更加之以重役，死者甚众。蒙元之治，种分四等，儒为九下，辱汉愈甚。满清虽尊孔子，不过以科举笼络汉之士为之臣耳，而布文网甚密，篡改毁坏华夏典籍，文字狱频繁，吕留良案，明史案，言之痛心，四库全书虽名修书，毁书不亚于修书，触其忌者多为篡改，学者有“清修四库而古书亡”之叹。其为阴鸷，可胜道哉！世人多艳称康乾盛世，而当时学者唐甄曰：“清兴五十余年，四海之内，日益困穷。中产之家，尝旬月不睹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丰年如凶。良贾行于都市，列肆焜燿，冠服华膴，入其家室，朝则囱无烟，寒则蝟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遍满海内。”所谓“康乾盛世”且如此，况其末世哉！满清三百年文化几无足观，文狱兴而学术岐，考据盛而圣学晦，陵夷至今，中国因之落于西洋，继之以西洋日本之侵，其为耻辱祸害，尚忍言哉！夷狄之不可治中国亦明矣！船山屡言夷狄之祸，以诫后人，慎勿奉夷狄为主哉！
又疑难曰：中国之篡盗，其残毒生民，毁坏文礼，与夷狄相去几何？则曰：不然，中国之篡盗，其篡也，害于上而虐不及下，其盗也，既为帝，则视此民为吾民，不肆意虐之也，其初或不贤，而不害子孙为贤，同为汉人，则防之不如胡人之深，治之不如胡人之刻。而使夷狄主中国，必大肆其残虐，以立其威；密布其网禁，以强其权。既非同类，则虐使而无所恤，而猜防愈深，禁锢愈深，满清文字狱所以旷古也。故圣人于篡盗讨之，而于夷狄尤摈之，船山曰使桓温成功而篡，尤贤于戴异类为君。管仲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或以为绝对，非类虽有贤者，而于民族立场，必与华异，故不可不防也，春秋诸侯，异国尚异心，况异类乎！桓温犹可为治者也，而李自成，贼也，不可有为，然余亦以为使李自成成功而代明，犹贤于戴满清为君也，自成虽非贤，而无对汉人之忌刻，子孙未必不贤。满清之君虽稍有惻隐之心，而终不改其一贯防汉抑汉之策也，然则孰能使夷狄与华夏一心治中国哉！绝不可使夷狄治中国也，圣人惕惕以此设此防，严此界，而后之败类乃坏之，延夷狄入中国为君，其得罪于圣人，毒极于中国，祸及万世，何如其大哉！
（三十）
于崔浩以史被杀，而重有感焉。浩以不周身之智，为索虜用，乃欲伸直笔于狼子野心之廷，以速其死，其愚固矣。然浩死而后世之史益薉，则浩存直笔于天壤，亦未可没也。直道之行于斯民者，五帝、三王之法也，圣人之教也，礼乐刑政之兴废，荒隅盗贼之缘起，皆于史乎徵之，即有不典，而固可徵也。若浩者，仕于魏而为魏史，然能存拓拔氏之所繇来，详著其不可为君师之实，与其乘闲以入中国之祸始，俾后之王者鉴而知惧，以制之于早，后世之士民知媿而不屑戴之为君，则浩之为功于人极者亦伟矣。浩虽杀，魏收继之，李延寿继之，撰述虽薉，而诘汾、力微之薉迹犹有传者，皆浩之追叙仅存者也。
前乎此而刘、石、慕容、苻、姚、赫连之所自来佚矣；后乎此而契丹、女直、蒙古之所自出泯矣。刘、石、慕容、苻、姚、赫连之佚也，无史也；契丹、女直之泯也，蒙古氏讳其类，脱脱隐之也；然犹千百而存一也。宋濂中华之士，与闻君子之教，佐兴王以复中华者也，非有崔浩族诛之恐。而修蒙古之史，隐其恶，扬其美，其兴也，若列之汉、唐、宋开国之君而有余休；其亡也，则若无罪于天下而不幸以亡也。濓史成，而天下之直道永绝于人心矣。濂其能无愧于浩乎？浩以赤族而不恤，濂以曲徇虞集、危素而为蒙古掩其腥秽，使后王无所惩以厚其防，后人无所魏以洁其身。人之度量相越，有如此哉！后之作者，虽欲正之，无征而正之，濂之罪，延于终古矣。
——《读通鉴论·宋文帝》
批曰：然哉斯言！浩之史成，而后世知诫夷狄之祸；濂之史成，殉恶美夷，明不知诫，复亡于夷狄，濂真华夏之罪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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