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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是我用的最好的语言。大茜说话的时候，我正打哈欠，没听清她在说什么，就附和着笑了两声。她说，你也觉得好笑吧。哈欠很绵长，后面的话我又没听清。她说，你是不是困了，这个点就别睡了，我们去鱼塘溜达会儿。那是下午五点半，往常这个时候我都刚睡醒。我坐了八个小时的汽车到家。原本没告诉大茜我今天回来，她说在屋外听到我的笑声就进来看看。我到家时，妈也吓一跳，她说，大茜说你要回来，我还以为她在开玩笑。
推开我家后门，就是大茜家承包的鱼塘。往远处看，彩色的云在天边浮动，树梢上停着两只麻雀，你叨叨我，我叨叨你，像小学生斗嘴。夕阳在不远处，发红，像一颗含在嘴里的甜美糖果，一切都生机勃勃。我感觉到内心升起一股愉悦。摸摸脸，笑容也不似先前那般僵硬。挺好的，我在心里给自己鼓劲。
大茜家的鱼塘很热闹，逢年过节，我家饭桌上总少不了她送来的鱼。也常有人来这里钓鱼，五十块钱一天，钓多钓少都属于自己。大茜才走两步就扶着腰，微微喘着气。她问我，你还记得小学的张老师吗？我当然记得张老师，整个小学我唯一记得的老师只有他。大茜说，我姐最近魔怔了，天天在家研究张老师的那起命案，听得我心慌，都怕肚子里的孩子做噩梦。
我心里一紧，想避开那两个字。说起来，张老师留给我的印象并不好。他是断掌，打人特别疼，全班同学因为各种理由都挨过他的揍。他还老拧我的脸，让我在讲台上罚站。我尤其记得他瞪起眼珠的样子，他的眼睛很大，像装在眼眶里的灰色玻璃珠，没有擦干净。他说，小姑娘家的，怎么一天到晚没脸没皮。刚开始我满不在乎，会趁老师背身写板书的功夫，咧开嘴跟同学扮鬼脸。偶尔他因为醉酒上课迟到，班里会陷入一阵狂欢，同学们敲桌子拍板凳的庆祝，说张老师终于被警察抓走了。当然那只是个美好的愿望。
也许是工作日的缘故，鱼塘边人不多，几个男人收起鱼竿准备回家。路口有块平坦的草地，三个女人支起了烧烤架，应该也是刚到，烟很大。五个小孩在旁边老鹰捉小鸡，跑起来带风。大茜看看他们，又看看自己的肚子，跟我说，我们走另一边。我想搀着她，她摆摆手，慢慢踩着小草的身体往前挪。立夏刚过，早晚还有些凉。大茜穿着竖条纹长裙，外面套件白色镂空的针织衫，脚上是双黑色运动鞋，脚后跟露在外面，脚踝泛红，微微肿着，鞋显得有点小。她怀孕七个月，又是双胞胎，肚子比一般孕妇要大，像个倒扣的的船。一个月前，她开始休产假，便搬回娘家住，她说乡下宽敞些，心里也舒坦，她丈夫每周会来送些吃的。她还说现在就想赶紧把孩子生了，行动不便就算了，还总睡不着觉。脚尖轻轻碾过草丛，绿色草汁挂在我的白鞋上，像一幅画，我开玩笑道，都一样，晚上睡不着，白天起不来，可能是岁数到了。
我大幅度地甩动胳膊，装作兴高采烈的样子往前走，想把困意击散。一犯困眼泪就止不住，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大茜却说她饿了，想回去。她说，你晚上去我家吃吧，最近都是荞麦面。她产检时发现血糖高，医生让她少吃点面食。我没去大茜家吃饭，送她回去后，我独自在鱼塘边晃了两圈才回家。小时候，妈在棉纺厂上班，三班倒，跟我放学的时间对不上，所以我常去别人家吃饭，同学家，邻居家，亲戚家都吃过。记得有一次，同桌家里办酒席，我跟她端着饭碗，挨桌捡肉吃，还喝了不少米酒。同学妈妈夸我的嘴巴长得好，天生带笑，说我长大后不管去哪里，肯定都饿不着。
到家时，天已经黑了，院子里亮着灯。妈在洗衣服，她习惯衣服放进洗衣机前，先手洗一遍，不知道她是不信任自己，还是不信任洗衣机。她看我回来，从木制的小板凳上站起来，两手挂着洗衣粉揉搓出的泡沫，乐呵呵地说，小锅里煮了玉米和红薯，你要不要吃？我早就饿了，前一晚在出租屋收拾行李到半夜，早上没来得及吃东西，只在汽车上啃了个面包。过去半年，我吃饭都不规律，常常到后半夜才觉得饿，然后翻箱倒柜找吃的。
我端着锅往屋里走，锅还冒着热气，应该是傍晚煮的。我家是一排瓦房，有八个独立的房间，客厅不大，最多有三十平，只放了两张旧沙发，还有素色的茶几和电视柜。白墙上贴的海报，是我初中时买的，男明星们发型都很飘逸，有些非主流。灯管用久了，光线昏黄。妈把洗一半的衣服丢进洗衣机，按了快洗键，然后拿起灰毛巾，把手擦干说，你明天想吃什么，我给你做。我说，随便吧。我对吃的不怎么在乎，很多时候吃饭只是为了糊弄肚子。
我抱着手机，盘腿坐在沙发上啃玉米。妈在另一边的沙发上坐下，她拿起遥控器，十几个女嘉宾正在电视里相亲，男嘉宾刚做完自我介绍，女嘉宾就“嘭嘭嘭”地按灯，跟打机关枪似的。妈啃着玉米，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我和妈原本话就不多，又有半年没聊过天，也就没什么聊天的欲望。我把啃完的玉米棒丢进垃圾桶，侧身躺在沙发上，控制不住地打哈欠，却又不敢睡，就把手机亮度调暗，在不同的软件上划拉，毫无目的。大茜三分钟前发来微信，她说，快来吃！下面是一张草莓放在竹筐里的照片，大颗的草莓很新鲜，还滴着水。我起身穿鞋，电视进广告了，妈换了个游戏闯关的节目，有个女孩刚走上平衡木就脚下一滑，掉水里了。电视一直在慢动作重复播放女孩落水瞬间的样子，头发飘在脑袋边像水母，惊呼声因为慢动作变成粗狂的哀叹。妈又在咯咯笑。她注意到我在看她，把遥控器递过来。我说，我去找大茜玩，你别锁门。
大茜在门口等我，她举着手电筒，照亮了院子前面的花。我小时候常走这条路，从我家跑到她家，再从她家跑回我家，刚好是四百米短跑的距离。她家是新盖的三层小楼，院门左右两侧各有一座坟冢，没有墓碑，坟头被踩得很平很光滑，只剩小小的起伏。我们从小到大都在上面打羽毛球，骑自行车，从来不觉得害怕。只有逢年过节时，点起鞭炮烧起纸钱，我才记得那是两座坟冢。我从来没问过，为什么要在坟墓后面盖房子，或者为什么要在房子前面挖坟，再或者既然已经盖了房子，为什么不把坟迁走。没有人对那两座坟提出异议。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所有的不正常，只要存在的时间够久，就会变成正常。
屋子里很亮堂，墙壁刷得雪白，电视机关着，后面是旋转楼梯，欧式风格，看着很气派，只是楼上没住人，楼梯就成了置物架，常年放着杂物。餐桌在另一边，灰白的大理石材质，上面的碗筷还没有收，我看了眼晚餐，三菜一汤，挺丰盛。
大茜一家正围着茶几聊天，说话的是盼姐，她是大茜的姐姐，比我们大五岁，在市里小学教书。她说，小孩子手上没轻重，都是模仿大人。大人知道自己没有使出全力，手上还攒着劲，但小孩子没有这个概念。那几个孩子真可惜了。大茜朝我撇撇嘴，小声抱怨道，烦死了，我姐又在说张老师的事。婶婶看到我很开心，赶忙拍拍旁边的沙发，晓英快来坐。她端起茶几上的草莓递给我，草莓放在一个透明的玻璃大碗里。她说，你明天没事，跟大茜去草莓园逛逛，我们承包了几个大棚。我坐下，接过草莓，又接住大茜递过来的水杯。婶婶旁边暖呼呼的，像个会自动发热的毛绒玩具。
盼姐说，晓英你说，张老师到底做了什么？盼姐一直都是这样，说话很直，有时候会给我种压力，觉得自己是在警察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坐得很板正，觉得喘不过气，我太久没跟人正经聊天，尽量选择合适的措辞。我告诉她们，全班都挨过张老师的揍。我还记得，班里有个男孩上课玩塑料袋，被张老师叫到讲台前，他拿起塑料袋，勒住男孩的脖子，像放风筝那样来回拽。塑料袋是小卖部给的，红白相间，不管买辣条或者干脆面，都用那样的袋子。当时在班里，所有人都被吓坏了，一句话不敢说。张老师终于停下来，他团着手里的袋子，瞪着眼珠扫视全班，像准备变身的怪物。他说，我看以后谁还敢在我的课堂上玩。男孩扶着第一排的课桌，被两个同学搀着回到座位上。那时候，我想象中的公平与正义，就是张老师会被怪物吃掉，我们都在等待那一天，但那一天从来没有来到。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对发生的事情保持沉默。
盼姐边听我说，边在笔记上记着什么。我紧张得一直出冷汗，觉得自己像个罪人，因为我的话到底掺了多少假，我自己也记不清。谎言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会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放在别人身上，或者把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放在自己身上，时间久了，我会忘记事情原本的样子。就像此刻，我看着盼姐的笔，心里也很迷惑，当时在课堂上玩塑料袋的人到底是我，还是一个男孩。
盼姐合上笔，她的指关节泛白，看起来很有力量。她说，你看你们这帮孩子当年有多傻？有事不跟家长说，楞要自己扛。我笑着打断她，姐，我们都三十了，哪还是孩子。夜蚊子起来了，胳膊越抓越痒，鼓起的包快被挠破了。大茜怀孕后，就不让家里用蚊香，怕对小孩不好。婶婶蹲在电视柜前，翻出花露水递给我，她说，听说当时人没死，还有救，那四个男孩打了人自己跑了，张老师是被冻死的。
那时我读四年级，学校旁边总有一帮高年级学生拿着铁棍转悠，说要跟谁干架，但从来没见他们打过。那天张老师又喝醉了，骑着自行车晃晃悠悠到了学校，有个男孩的弟弟被张老师打过，揪坏了耳朵，他们就商量着趁张老师喝醉，收拾他一顿。但张老师虽然醉了，毕竟是成年人，力气很大，抓住铁棍不松手，说要挨个找他们家长，男孩们急了，一棍抡在后脑勺，手忙脚乱中，又有人抡了几棍。张老师倒下后，他们就跑了，回到家谁也没敢跟家长说。
张老师死后，他体罚的事才被披露出来。第二年，很多学生都转学了，包括大茜。以前上学那段路都是大茜陪我，后来剩我一个人。新来的老师布置作业特别多，我怎么都写不完。每天睡觉前，我都跟妈说，我不想读书了，我想呆在家里。妈好像听不见我说话，她照旧按时喊我起床，给我做饭，等我吃饭，给我编辫子，送我去学校。生活好像没有尽头。
大茜说，因为张老师的事，你暑假都不理我。我把花露水放在茶几下面，拿起水杯喝口水，我说，我怎么不记得。大茜瞪着我，你再想想，四年级暑假。我说，那是因为你转学不告诉我。大茜说，我想告诉你，根本没机会。原来，我曾把张老师体罚的事告诉过大茜，她在隔壁班，不知道我们班的事情。我反复叮嘱她保密，结果隔天饭桌上，婶婶就问我这件事的真假。她和叔叔决定去学校找校长反映。我吓坏了，急忙否定，主要怕张老师知道了再打我。后来张老师死了，我又担心别人怀疑是我给高年级男生告的密。我故作镇定地坐着，继续吃草莓，总是狼吞虎咽，没怎么嚼就吞下去。小时候，我以为所有老师都会体罚学生，那是正常的，而告密者才是叛徒。
盼姐合上笔记本，把它和笔一起收进放在身后的棕色公文包。她说，资料收集的差不多了，等我回去再整理一下。我才知道，盼姐在小学负责思想教育工作，下一期的主题课，她准备讲张老师的事。学校里很多老师都反对讲这件事，觉得太暴力。但是盼姐坚持讲，她说，对小学生来说，学会寻求帮助是项很重要的能力。老有人认为事情忍忍就过去了，其实只会越拖越糟。她说话的时候认真地看着我，像是故意说给我听。
我看到大茜打了个哈欠，她轻轻拍着肚子在客厅里转圈，像在安抚肚子里的孩子。盼姐从小就很强势，以往寒暑假，她经常搞补习班，只给我和大茜上课。在盼姐的世界里，所有事情都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这让我焦躁不安，我想回家了。大茜从放在楼梯口的书架上翻出一副象棋，问我要不要玩。那是副新棋，不是我们小时候常玩的那副。我的象棋是大茜教的，就跟我的学习成绩一样，每次跟她比，总是我输，有时候好不容易将军，正得意，发现我的将军早就死路一条。因为下棋我哭过好几回鼻子，还啃了几本跟象棋有关的书，长大后总被盼姐拿来调侃。那时我便打定主意，再也不要在她面前哭，可不知道为什么，几乎每年回家，我都会在大茜家哭一通。
才把棋盘摆好，大茜的兵往前推进了一格，我皱着眉思索该往哪里走，却觉得后脑勺疼，便笑着问，我能发起投降吗？大茜拿起一侧的炮和马说，要不我让你。我摇着头把象棋收起来，这种层次的智力游戏对现在的我来说有点超标。
自从半年前辞职后，我过度开采的脑子就像挖空的煤矿，只要思考问题就头痛。我每天呆在出租屋，为了让自己开心点，天天看综艺节目。刚开始看男团选秀，一百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孩画着浓妆，在舞台上又蹦又跳，挥洒魅力，那真是赏心悦目，让人不住感叹生活的美好。后来选秀结束了，我又沉迷一档狼人杀综艺，天黑请闭眼，我都是看到天亮才睡觉。那是款多人共同参与，通过发言让别人相信自己是好人的游戏。其中分两个阵营，村民和神职组成的好人阵营，以及狼人组成的坏人阵营。我最喜欢看一帮昏头昏脑的村民，一会跟着狼走，一会跟着神走，举棋不定，左右摇摆，最终避开所有正确答案，为狼队送去胜利。
盼姐起身去收餐桌上的碗筷，婶婶突然握着我的手，让我在家时多陪陪妈。我觉得奇怪。婶婶说，你不知道吗？她一个人在家时晕倒了，幸亏被我发现。我有点紧张，出什么事了？婶婶说，她说她燥得难受，整天睡不着觉，让我送她去精神病院，我没听她的，带她去了人民医院，大茜的小姑在那里上班，排队进去的时候，她使劲抓着我，手抖得停不下来，我都吓到了。婶婶说完这句话，看我一眼，我没动，等她说下去。婶婶拍着我的手说，后来你猜怎么着，医生说，只是更年期到了，开了药就让我们回来。我喘出一口气，说，哦。然后把攥紧的手心微微张开，把汗抹在裤腿上。婶婶说，你妈不让我告诉你，她怕你操心。盼姐擦着桌子，她接过话头问，更年期有那么可怕吗？婶婶说，每个人反应不一样，就像生孩子，有些人没什么感觉就把孩子生了，有些人却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大茜说，换个话题吧。最近她听不得生孩子的事。
窗外，夜色越来越浓，像缠绕在一起的思绪。每年都是这样，我在大茜家了解我妈的生活，跟放炮仗似的，意外消息接着意外消息。其实我和妈每个月都会打电话，可是两分钟的时间，我们聊了什么呢，也许什么都没聊。想着想着，我又想到过去半年的生活，心里酸涩无比。大茜突然走过来问我，你怎么哭了？我慌忙解释，我一犯困就这样，眼泪止不住。大茜抽出纸巾递给我，我低着头，知道我的样子应该很狼狈，又要装作打哈欠又要挤出笑脸，还因为盼姐在旁边冷冷地说，别像个小丑，想哭就好好哭。我很恼羞，听到牙缝间挤出的句子很生硬，一字一顿，还在颤抖，求你闭嘴吧，不要教育我，更不要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我胡乱地擦着眼泪，听到外面有人喊我名字，便慌忙起身，想赶快逃离。婶婶把放在茶几上的手机递给我，我看了眼时间，刚过10点，五分钟前妈给我打电话，我没看到。我手机常年静音，连震动都关了，接电话全靠缘分。妈站在门外没进来，她说，太晚了，明天再来聊。
我知道，妈来接我，是怕我锁不好门。自从爸离开家后，她锁门就像关防火墙，有很长的流程。四年级发生了很多事，其中一件事是爸离开了家。刚开始是去附近的山上砸石头，后来去边疆修路，越走越远，再后来就有了别的家庭，便不再寄生活费。其实爸在家的时候，跟妈也不怎么聊天，跟我更聊不上，每天吃完饭，我们仨总是该洗碗的洗碗，该看电视的看电视，该写作业的写作业，互不干扰，只是睡觉前妈会问我，作业写完没。我没有跟妈聊过父亲的离开，很多事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聊，光是提起它都让我觉得不道德。我们默契地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无论见谁都会笑。当然，那些笑容都是真的。
大茜起来送我，她扶着我的肩膀说，你有事可以跟我说。我拿开她的手，她的话让我觉得自己很脆弱。回来之前，她跟我打电话时也这么说话，好像打定主意我有话要说。我去外地工作后，我们也很少聊天。但前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她很执着，非想找到我。她给我发信息，你不回电话，能不能回个微信，告诉我你没事就好。我看着新消息，漠然地把一切都删除。大茜的电话又打过来，我想挂掉，不小心按成了接听键。她说，你怎么回事？我这两天都睡不着觉，一直担心你出事了。我清清嗓子，撒谎道，我没事，只是加班太困了。她说，你不想接电话，也跟我说一声啊。我说，我真的好困，能挂了吗？她说，你是不是抑郁了？我觉得她的问题很奇怪，故意笑得很大声，哈哈哈，怎么可能，你还不清楚我吗？从小就怕死。她说，那行，你有事给我打电话。我说好。准备关机的时候，我看到她发来的微信，她说她怀孕了，想让我给其中一个孩子当干妈。我拒绝了。我抗拒责任，特别是不属于我的责任，那会让我焦虑。但我答应半个月后回来陪她。
妈拿着手电筒走在我旁边，光线很强，能看到地上的枯叶和烂泥粘连在一起，保留着过路人的半个脚印。小时候，我去大茜家玩，妈从来没接过我。我总是假装不害怕，其实每次都用跑的。妈推开院门，把手电筒递给我，给大门上锁。月光冷冷的，泼在我俩身上。妈还是乐呵呵的样子，我忍不住问她，你去医院怎么不跟我说。话说出口，我有些后悔，可能因为在大茜家太紧张，我的声音还带着敌意。妈没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温和地笑着说，跟你说什么，你又不在家。我跟在妈身后往里走，电视关了，院子里静悄悄的，能听到蛐蛐在叫。我看到白发从她的头顶冒出来，像常年焦虑的脑袋开出的冰花，又该染发了。我追问她，更年期是什么感觉？妈叹口气，唉，也没啥，就是觉得窝火，想发脾气。我说，那你发脾气了吗？妈推开里屋的门说，我能跟谁发脾气啊。我说，你可以跟我发脾气。妈低着头，我跟你发过一次脾气，你记得吗？她举起手掌放在我面前，好像要给我看她的掌纹，你记得吗？你有半年没接我的电话。
那半年我过得也不算好。每次妈打来电话，我都盯着手机屏幕变亮，再一点点暗下去。我只是找个理由不接她的电话，因为我知道只要开口我就会哭。可我又说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过去几年，超载的工作量，透支的身体，我一直咬着牙死撑，希望三十岁前能在职场更进一步，结果却发现我付出了全部的热情给公司，公司只把我当成一杆好用的枪，或者权力斗争时可以牺牲掉的小兵。当然，我清楚，这在职场是很正常的事情，所有人都能接受，但我就是过不去。刚开始，我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后来我想知道这么坚持到底有什么意义，再后来我有点分不清，我的焦虑到底是因为被权力无情对待，还是惧怕即将到来的三十岁。睡不着的时候，脑子里全是这种事情，它让夜晚像风一样呼呼刮过，时间没有了刻度，从这件事跳到那件事，再从那件事跳回来，无法停歇。
我几次试图开口，最后都忍住了，妈这一辈子过得并不容易，我不想给她添麻烦。朋友们也各有各的烦心事，又何必给人添堵。前老板倒是挺关心我，说公司随时欢迎我回去，他的话让我害怕。我在出租屋呆了半年，刚开始只是睡不着，后来睡着了开始做奇怪的梦。有一天我梦到张老师，他变成了一截莲藕，我在做饭，手里拿着刀，就把他的一只胳膊砍下来，切成薄片。下油锅炸时，我看到每个藕片上都有一双眼睛在望着我。跟记忆中一样，眼珠污黄。醒来后，我把菜刀包上旧衣服，扔进垃圾桶，然后关紧了房门。那段时间，电梯就是我的任意门，不管外卖快递还是超市送来的生活用品，我都让送货员放进电梯。然后我从房间走出来，按电梯，像卧底接头似的，拿走我的东西，甚至不需要暗号。只要我愿意，我可以一辈子不下楼，而那些痛苦，我想，只是些噩梦而已，总会过去的。
妈看着我，像在等我解释。我说，我可能也是更年期。我真的这么想，我应该去医院看看，也许跟妈一样，吃点药就能睡个好觉。妈说，你才多大，怎么更年期？我说，只是个比喻，我那时候心情不好。妈说，因为什么？我说，都是些无聊的事情，没什么值得说的。妈锁上里屋的门，又拿着锁上下拽，确定锁好了，回头跟我说，闲聊嘛，哪有什么值得不值得。我说，可是你也不跟我聊。妈有些害羞，她说，医生批评我了。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瞬间，我竟然想起大茜家门前的两座坟，整个村庄都沉睡的夜晚，他们会不会也在聊天，一个抱怨着，怎么老有人在我们坟头拍皮球，好烦啊。另一个却想知道拍皮球是什么感觉。手掌心会触碰到软软的皮球，还能感觉到皮球在掌心和土地间振动，光从树缝里漏出来，额头渗出微微的汗，凉爽的风会吹过发梢，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冰汽水，超级想要喝，喉咙里全是渴望，却只能绝望地大喊一声，啊，我要还是人就好了。我被自己想象中的场景逗笑了，笑得几乎停不下来。妈问我在笑什么。我想了一会，收起了笑容，认真地跟她说，不管怎样，能活着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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