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年—1900年)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但他却像一个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孩子,高高举起他哲学的锤子,不管不顾地把传统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砸得百孔千疮,一直在毁誉加身而又备受追捧中把自己活成了千百个哈姆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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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幼年时期(原始社会阶段),对各种自然现象和人自身感到“惊奇”(柏拉图语)或“疑问”(冯友兰语),开始了对世界本源(基本和普遍问题)的思考,这便是早期神学及哲学的雏形。随着社会的发展,哲学逐渐从天文、医学、数学等学科中分离出来,专门以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作为研究对象,形成了科学的最高范畴。但是,哲学在依赖于具体科学发展的同时,又为具体科学提供方法论。因此,爱因斯坦说“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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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记载,古希腊的泰勒斯(公元前624年——公元前546年)第一个提出了“世界(万物)的本源是什么”?开启了哲学史的“本体论”,被称为哲学和科学的始祖。他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水而“万物有灵”,也正是灵魂才使一切生机盎然。泰勒斯直接影响了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30年——公元前470年)的思想,指出:“这个万物同一的宇宙既不是任何神,也不是任何人创造的,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一团永恒的活生生的火,按照一定的分寸燃烧,按照一定的分寸熄灭。”从而把泰勒斯的水和“灵魂”提升到了“永恒的活火”即对内在的规律性和生命本质的认识上,这应该算是尼采“永恒轮回”思想的发端。同时,从赫拉克利特贵族式的孤傲和“万物常流,无物常驻”的悲观主义中,我们也能看到些许尼采的影子。不过,与泰勒斯、赫拉克利特基本同时期的中国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年代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则要更为“感性”和豁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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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时候,他从之前主要以探讨宇宙本源的“自然哲学”,开始了研究人类本身的“伦理哲学”,认为“知识即美德,无知即罪恶”,主张道德和善。他的“认识你自己”充满理性主义的自我观照,而不是对人自身的“自我肯定”。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公元前440年——公元前355年)和柏拉图继承和发挥了他的“理性”精神,尤其是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建立的“理想国”及理念世界影响深远,但其本质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是虚幻的。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创立了形式逻辑,同时又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在其理性主义当中注入了感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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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希腊、古罗马为发端的西方哲学,在中世纪“混合”了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思想,主要形成了以基督教教义为无上权威的经院哲学,使哲学论为神学的工具。直到康德(1724年——1804年)批判性地提出了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实现了从古典法哲学向现代法哲学的革命性转变,调和了笛卡尔(1596年——1650年)的理性主义与培根(1561年——1626年)的经验主义,有着鲜明的二元论特征。康德认为,人类的认识从感性开始,经过知性,最后以理性告终。他提出的“物自体”或“自在之物”到叔本华的(生命意志)本体论,以及尼采的权力意志,即便“所指”不尽相同,但基本上还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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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开创者的话,那么黑格尔(1770年一1831年)则为集大成者。他把“绝对精神”看作世界的本源,“自我意识”(《精神现象学》)思想是其庞大哲学体系的精髓所在,但这一思想对“普遍”(整体)的“观照”大于对“自我”(个体)的“观照”,后来受到尼采的批判。黑格尔在他的哲学著作中,还专门讨论了《老子》及《周易》的“道”与“无”,他的“精神”概念有点类似于老子的“道”。其《法哲学原理》认为,法的出发点是意志,而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构成了法的实体和规定性;提出的“存在即合理”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中国严君平(公元前87年——公元7年。有不少学者认为严君平就是庄子)的认识主体与客体关系问题类同,即存在是有原因和合乎理性的,可以建立逻辑关系。但是,符合逻辑不一定合乎道义,这一点往往被人忽略或误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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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黑格尔同时代的叔本华(1788年——1860年)深受柏拉图、康德和佛学的影响,以《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等一系列著作创立了“唯意志论”非理性生命哲学,用自由意志来解释宇宙和人生的各种问题,具有浓郁的消极虚无主义色彩,其神秘主义倾向同中国庄子的“齐物”思想有共同之处。他的宿命论和决定论直接影响了尼采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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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生活在资本主义第二次快速发展时期(19世纪晚期),人们更加注重经济的发展及所带来的物质生活,认为理性和科学技术能给人带来终极幸福。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与竞争的加剧,那种盲目的乐观主义在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的冲击下日渐瓦解。产生于这一背景下的尼采哲学,虽然没能摆脱悲观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他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在批判一切传统价值之后重新建立起了一套全新的哲学价值体系与价值观,以一种非理性的“权力意志”超越了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理性追求。即使尼采并不认为人有充分的“自由意志”,萨特(1905年——1980年)也不一定认可“权力意志”,但不可否认的是,萨特继承和发扬了尼采的哲学思想,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在这里指的是人的存在(生存状态)所呈现出来的思想与行为表现为种种可能性,经过领会、筹划、选择而获得本身的规定性,进一步否定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萨特在《存在于虚无》、《恶心》等著作中,认为超验是意识和人的本质,但其“存在”本身无法把握的虚无主义倾向,导致了现代主义对无意识和本能的推崇、对世界前途的悲观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对真理等价值的否定与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出现及对现世享受的追求。在另一个方面,尼采还第一个明确揭示了(人)心理中的无意识领域并加以细致剖析,从他“所有的美都可以激起生殖欲……包括性欲及最精神性的创造”,可以看出其对精神分析学奠基人弗洛伊德的深刻启示与影响。凡此种种,都与尼采对理性的批判及影响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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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尼采的哲学思想既是对传统哲学的扬弃,也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更是通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社会思潮不可逾越的一道桥梁,尼采在“顺应”自己本质的发展中,以其打破传统的彻底性成就了极为个性化的自己:“你的良知在对你说什么?你要成为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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