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小聚，朋友小艾跟我抱怨，说她学校承接了一个监考的任务，但是这一次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节约成本的原因，居然没有把考场号用纸张打印出来以便张贴。考场门口只有一张小小的考生名单，又是一面白墙，老师们也无法用粉笔标记，结果前来考试的学生个个找得晕头转向。光她们考场就有好几个走错的，还有几个是因为标识不明显找不到考场而迟到的。监考的老师们为了让考生核准课室，也是费尽了口舌，个个说的口干舌燥。
“我就不明白了，多花点钱去打几十张课室标识，有哪么难？”小艾止不住地抱怨。
她的话让我想起了著名的“科斯理论”——谁避免意外成本最低，谁的责任就最大。
在这个“考场号标识”事件中，牵扯到三方人马：考务工作准备人员、监考老师与考生。我们来试计算下三方在这一次的得失：假设考务人员在准备每一张考场号时费时3分钟，那少打了50张考场号的工作人员可以减少150分钟的工作量，以及节约大概2元钱的纸张；50个考场共有100位监考老师，以每位老师额外解释5分钟时间计，老师们总体增加500分钟的工作量；至于考生，一个考场30个学生，假设每个考生平均多花5分钟来寻找及确认考场，则1500个考生多付出了7500分钟的时间成本。150分钟对8000分钟，谁付出的代价更大，谁更应该负起责任，不言而喻。也难怪好脾气的小艾都忍不住抱怨连连了。
社会上总有一些人会为了一己私利耗费更多社会成本，比如那个挡着动车门等老公的刁蛮女人。如果这个自私自利的个体是公司或机构，则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反应停药物事件”，就是由于某公司自私自利造成的。该公司研发出一味新药后，没有通过安全验证就急匆匆推向市场，并作为“止孕吐药”大量使用，从而导致了成千上万名缺胳膊少腿的“海豹儿”出生，酿就了成千上万个家庭一生的悲剧，耗费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如果他们稍有责任心，愿意在药品推出市场之前花钱做一下相关毒理实验，相信结局会大不同。
一个人在生存的过程中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人性。但在现实生活中各种资源冲突的问题也非常常见，当冲突发生时，我们应该如何抉择？科斯认为，当冲突发生时，哪一方避让的成本比较低，就应该由哪一方负责避让，通过这样的责任分摊方式，整个社会为了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总成本就会降到最低。社会成本避免了不必要的耗费，就能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为整个社会的进步带来更多收益。
因此，我真心希望在每一个关键环节的人或公司都可以牢记科斯理论，减少懒政，以节约更多社会成本，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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