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岁的时候,家里人逗我:“瑶瑶,在学校有没有玩得好的女同学呀?”年幼无知的我竟然说:“我才不要跟女同学玩,我长大了要娶外国女生。”这句幼时夸下的海口在我家流传了十多年,逢年过节家庭聚餐,总有嘴碎的婶婶姥姥重提我当年的“远大志向”,直到我大学毕业带女朋友回家才逐渐消停。我已经想不起来自己为何在那么小的年纪立下“娶外国女生”的志向,不过由此可以看出两件事:一,我从小就想出国;二,我从小就对外国姑娘感兴趣。
去年,我终于得以实现出国的心愿。出国前几个月,我跟女朋友开玩笑:“你知道,我从小就有交外国女朋友的心愿,去英国后找个外国姑娘交往两个月可以吗?我保证不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关系,最多牵牵手,就算了却心愿。”虽是玩笑,女朋友立刻动了怒,其实她大可不必生气,因为我本不擅长跟姑娘打交道,一跟姑娘待一起,顿时坐立不安,走路都不知先迈哪只脚。在国内尚且如此,这到了英国换成外国姑娘,估计话都说不利索。
事实差不了多少。在英国的八个月里,我交了不少外国朋友,大部分是英国人,而其中多数是同性,姑娘屈指可数。我起初动过搭讪外国姑娘的念头,可是一靠近对方,立马涨红了脸,自我介绍随即结结巴巴,一双小眼瞪着对方的大眼,不知所措。后来,干脆放弃主动结识外国姑娘,免得找不自在,除非对方主动攀谈。Sarah便是少数搭讪我的英国姑娘之一,也是跟我聊得最久的英国姑娘。疫情期间,由于社交隔离,我跟不少外国朋友断了联系,只能回想以前相处的快乐时光,Sarah的面影偶尔飘过眼前,摇摇曳曳,令我怀念。
我和Sarah的初识要追溯到去年十一月上旬。当时,我才到英国一个多月,虽然已经参加了不少社交活动,也交到一些外国朋友,但是跟他们待在一起的时候,时常感到一种疏离感。这种疏离感的产生既要归咎于文化差异,也要归咎于年龄的差距。文化差异很好理解,初来英国,人生地不熟,一切都是新鲜事物,虽然曾在影视剧中无数次见识过英国,也想象过自己生活在这里的画面,但是等真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现实中的生活既不同于影视剧,也不同想象,需要一段时间来习惯和适应。至于年龄的差距,由于在谢菲读硕的学生大部分是中国人,所以大多数时候认识的外国朋友都是年龄小我几岁的本科生,甚至有零零后。俗话说,三年一代沟,那时我还没找到消除代沟的好办法,进而经常碰到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情形,互相介绍之后便不知如何往下交流。
说回我和Sarah的相识。那是一个周末,我参加CU组织的HouseParty,跟社团里的几十个外国社员住在谢菲郊外的一座庄园里。白天是研讨课,十来个人一组,分在不同的房间,只有用餐时间所有人一起待在餐厅,这是最热闹的时候。英国的年轻人吃饭并不像电影里那样讲究,有用小勺敲盘子的,有吧唧嘴的,还有直接上手的,而且嘴里的食物没咽下去,就张嘴跟同桌人聊起来了。
然而,这只是社交的前奏。正餐结束,点心上桌,这才是正式的社交时间。不必继续待在原座,可以端着盛点心的小碗到处走动,乐意跟谁聊天,只要他/她身旁的座位空着,打声招呼,直接坐下,就开始谈笑风生。我这个来自中国的外国人初来乍到,没见过这种场面,坐在原处,尴尬得无所适从。
正当我以为“热闹是他们的”,与我无关时,忽然一个年轻的姑娘走到我面前。我正低着头,只觉得一个活力四射的身影在眼前一闪,还没来得及抬头看,她已经坐到我左手边。我还在疑惑她是否只是见我旁边的座位刚好空着,干脆坐下,安心吃甜点,享受片刻没人打搅的时光,她却打起了招呼:“你好啊。我叫Sarah,你叫什么名字?”我抬头,身旁已经坐着一位美丽的姑娘,一头棕黄色长发,两眼放光,笑意盈盈。我红着脸回应:“你好。我叫Young Wong。幸会。”她继续笑着说:“幸会。我看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好像挺孤单的。我跟你聊天吧。”
这时,我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Sarah的主动是出于她的善良,她不愿看到我一个人呆坐在热闹的人群里,像个被孤立的可怜人。她的这番好意,我自然没有理由拒绝,我们俩便聊了起来。
起初,我像个在老师面前背不出书的小学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几乎是Sarah问一句,我答一句。反观Sarah,她就像我高中时期的话痨同桌,说个不停,我问一句,她能说一大段话,包含大量信息,说完后意犹未尽,露出期待的眼神,笑着等我点评或问她下一个问题。出于礼貌,她侃侃而谈的时候,我始终直视她的眼睛,时而点头,她丝毫不感到羞涩,也正视我的眼睛,边说边笑。
我受到她的感染,逐渐不再紧张,说得愈来愈多,谈起来英国前的往事,谈起留学的初衷,谈起对生活的期许,她双手托腮,眼神懵懂,安静聆听,跟几分钟前判若两人。有时我词不达意,或者突然想不起某个单词,瞬间愣住,她也不打断我,我们相视而笑。在这无言的一笑里,我们对彼此的了解却似乎更加深刻。聊天前,Sarah盘子里的点心只吃了一小口;半个小时后,负责清理餐厅的社员开始收拾残局时,她盘子里的点心仍旧只用勺子挖去了那一小口。
Sarah仿佛突然出现的天使,正如她出自《圣经·旧约》的名字,有时译为“公主”或“女神”,相谈甚欢的半个小时让我感受到了她的友善和真诚。那晚,她的美好令我回味了很久,我睡得很安稳。第二天,同样的社交场合,前夜Sarah的善良好似一杯壮胆酒,酒气仍未消,我放开胆子主动搭讪。点心时间到点后,我在餐厅门口碰到Sarah,她又露出樱花般的微笑,我们寒暄两句,晚安话别。她先我一步上楼就寝,我望着她离去的背影,满心欢愉。
两天的HouseParty结束后,我们的关系并未升温,平淡得很,如果周日晚上在教堂碰面,至多点头,彼此问候两句,便不再多言。后来再次长谈是今年二月中旬,教堂的咖啡时间结束后,Mike邀请我去他家里小聚,我答应了。没想到Sarah亦在受邀之列,出教堂后她靠近我,于是我们并肩同行,走去Mike家。
当时大约晚上九点多钟,我们身前有两个人,身后是Mike和吴蒙兄,大家保持几乎一致的步调,各自交谈,互不打扰。Sarah仍旧是我第一次见她时的模样,始终面带微笑,毫不忸怩,天真而可爱。她又问起我为何对她的信仰好奇,这时我已身经百战,早习惯了跟外国人打交道,不再像我们初识时那样拘禁,于是故意装出不开心的表情,用责备的语气问她:“你不记得我之前跟你详细地说过吗?”她笑着抱歉道:“Oh,对不起啊,我记得是跟跑步有关,对吗?”我说:“对啊。好啦,我再跟你说一遍,这次你要记住啊。”Sarah用力点点头,睁大眼睛看着我说:“你说,我一定会记住!”她的语气甚至有些夸张。我望着她,再次被她的浅浅笑意所吸引,这时初春的晚风拂过她的发梢,更增加了她的妩媚。我回过神来,几乎原封不动地重复了三个月前对她说的话,她不住地点头,时而打断我说:“嗯嗯,这里我记得。”然后仍旧是沉默,听我娓娓而谈。教堂距离Mike家的路挺远,但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往后没多久,由于疫情,社团停止了线下活动,教堂也暂停对外开放,我再也没见过Sarah。偶尔想起Sarah,眼前满是她的盈盈笑意和懵懂眼神,仅有的两次夜谈的情景历历在目。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如何,希望她仍旧开怀地笑,不论疫情的轻重,也希望她日后梦想成真,成为一名优秀的牙科医生,给病人拔牙的时候依然露出她樱花般的笑。眼下复课无望,我又即将离英,我们大概不会再见面,连一声再见也没机会说。
文 字 / 王煜旸
图 片 / Sarah's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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