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进军形势图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毛泽东2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
1851年年初，太平军打下武昌，礼部右侍郎曾国藩应湖南总督邀帮办团练，后认为团练不足以上阵，重修挑选兵员组建湘军。
同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全国，自金田起义不到3年，洪秀全就攻克南京，定都于此，并改名天京。
1954年，湘军初具规模，曾国藩发表《讨粤匪檄》，踌躇满志地想要一举歼灭长毛。
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
在这篇《讨粤匪檄》里，曾国藩对太平天国将士的态度十分明显，就是两个字—蔑视。他或许不会想到，刚刚组建，士气高涨，迥然不同于朝廷八旗和绿营的湘军，会在迈出第一步的地方—岳州，就被石达开哥哥石祥桢诱敌聚歼而损失了大量人马。
其实对两次落第的曾国藩来说，初出茅庐就遭杀威棒并不算什么；但对于一个自诩正人君子的人，被自己所鄙视的乱臣贼子所击溃，其中的耻辱就相当沉重，羞愤之下曾国藩选择跳河自尽—幸亏被幕僚所救。
六个月后，曾国藩带领彭玉麟，杨载福等骁将收复武昌，沿江东下；而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前来九江与曾国藩对峙，并筹集江北势力再次威胁武昌。
吸取教训后，曾国藩认识到自己军事能力并不足以对抗长毛，便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并沿江布防。而石达开凭借主客优势和精密调度，三次大败湘军，其间气的曾国藩再一次跳河自尽，就在曾国藩在南昌城被围困得要备剑自裁时，运气站在了他这一边：向荣围攻天京，石达开奉天王洪秀全之命回援解围，五万太平军一夜之间，撤得无影无踪。尽管后来太平天国同时发生严重剧变，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被诛杀，翼王石达开率十万大军出走，太平天国实力人心急剧下滑，湘军攻克九江城仍然花费了长达近三年的时间。
英王陈玉成取得三河大捷
拿下九江的6个月后，湘军将领李续宾和曾国藩六弟曾国华轻敌而中太平军英王陈玉成之伏兵，6千人全军覆没，李续宾和曾国华全部阵亡。
3年后，曾国藩九弟曾国荃攻克安庆，第二年开始围城天京，因为曾国荃素来围城严密，人人称之为“曾铁桶”；两年后太平天国都城陷落，曾国荃“吉字营”部队对南京城展开屠戮掠夺，南京人称曾国藩为“曾剃头”，称曾国荃为“曾屠户”。
从湘军和太平天国的战绩来看，并没有哪一方占据了绝对优势，湘军要打赢太平军，基本都是靠步步为营的围城战术，而太平军要出击湘军，则始终被脆弱的都城所牵制；对曾国藩来说，每一场战斗和他自己的关系都不大，曾国藩只是看人准，明白哪种人才该放在哪个地方，清醒自己并不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将才，甚至后来只要他在前线，那场战斗就大概率要输，以至于曾国藩只躲在远离战场的地方调度人马。
那么，毛泽东所说的“此战完满无缺”，“完满”在哪里？
曾经的大泽乡起义，黄巾起义，黄巢起义等农民起义都给当时王朝以沉重深远的一击，而遍及五千里的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更重要的是，曾国藩面对的不仅是国内阶级矛盾，还有日益紧迫的民族危机。
为了避免朝廷对自己汉人身份的疑虑，曾国藩竭力在自己头上维持一个满人上司，报功先书满人名字，不少像官文这样的平庸之辈都只因为是满人而得居封疆大吏。
为筹措粮饷，曾国藩在所辖各地设卡抽厘金，特别是江西一带，百姓对湘军怨声载道，后来江西巡抚沈葆桢也压不住当地官吏对湘军的意见，对曾国藩处处掣肘，在江西，“曾剃头”的各种负面消息一夜之间就传便全省。
为拉拢洋人，购买新式武器，曾国藩一面给外国洋枪队设置障碍，一面给洋人各种“小恩小惠”，但仍然难以阻止太平军从围城里向洋商购买粮食。
对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末代王朝来说，曾国藩处处妥协的手段的确让他达到了消灭“荼毒天下”的太平天国的目的；无论是对满蒙贵族，地方官吏，帝国主义势力，曾国藩都在没有触及他们利益底线的情况下，把晚清的南方重新归于一个较为安定的局面，比起朝廷奕譞那样只会把民族大义挂在嘴上的“清议派”来说，曾国藩是真正让清朝完满无缺站立下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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