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邵恒头条〉023 | 捡了钱包，你会归还吗？
《科学》期刊上刚刚发表的实验。有四位来自于美国、瑞士的经济学家和行为学家，决定要挑战一下我们的常识。他们发起了一个超大型的实验，用三年时间，在全世界355个城市里丢掉了17000多个钱包。
在所有的钱包里，都有三样东西，名片、一个购物清单，还有一把钥匙。名片上有失主的邮件地址，方便捡到的人联系。唯一的变量，就是钱包里有钱还是没钱。在一部分钱包里，他们放了价值13美金的当地货币。
这些城市覆盖了40个国家，既有像是瑞士、丹麦、美国、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像是中国、印度、墨西哥、肯尼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结果发现，那些拿到了空钱包的人，有40%把钱包退还了回去。不过，那些拿到有现金钱包的人，有51%的人把钱包退了回去。也就是说，人们更愿意返还装有现金的钱包。
你可能会想，13美金也就是一笔零钱，可能很多人不在乎。如果变成一笔大钱，人们受的诱惑更大，那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么愿意归还了吧。
这一点，实验的设计者们也想到了。他们决定把这个假设也验证一番。他们选取了三个国家，美国、英国、波兰，在这三个国家把实验又做了一遍。不过这回，他们增加了一个新的变量，就是在一部分钱包里，放了一笔大钱，100美金左右，也就是600多块钱人民币。
结果发现，平均下来，归还空钱包的比例是46%，归还小钱钱包的比例是61%，而归还大钱钱包的，竟然高达72%。而且，这些钱包被归还的时候，里面的钱几乎没有少，只有极少量的零钱不小心掉出去了。也就是说，面对大钱诱惑的时候，人们竟然更愿意做好人。
通过调研和回访，他们发现真正的原因，竟然是因为人们不想感觉自己在偷别人的东西。当钱包里没钱的时候，你留着一个没用的空钱包，并不会感觉像是偷窃。但是钱包里的现金金额越大，留着钱包，就越会感觉像是你偷了别人的东西。相比起金钱这样的物质收获，人们更在意的事，是维护自我形象。
这个研究显示，人的行为不只是在一个显性的维度上寻求最优，还会在另一个隐性维度上去寻求权衡。显性维度可称为“价”，价格的价，隐性维度可称为“值”，价值的值。
比如说，孔融让梨这件事。从传统经济学角度很难解释这个现象。因为无论价值函数是怎样的，小梨的价一定低于大梨。那么，孔融为何让大梨？
如果加上“值”这个隐性维度，就好理解了。这个维度代表社会对这个人的评价，或其他可能带来的好处。如果把大梨让出去，你能收获的“值”很大。所以权衡后，让大梨是最优决策。在捡钱包这个实验里，归还钱包能带来很高的“值”，比如说别人认可你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你自己也因为做了一件正确的事，而感到自己真是个好人。钱包里的钱越多，还钱带来的“值”也就越高。
总结一下。这个实验用丢钱包这个简单的机制，测试了人们在什么情况下会表现出诚实的行为。结果发现，当钱包里的钱更多的时候，人们反而更愿意把钱包返还给失主。关于道德的“值”，超越了金钱收益的“价”，成了人们最终做决策的主导因素。
其实在这个实验里面，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数据。在所有40个国家里，中国的返还率是排名比较低的。捡到装着钱的钱包，返还率在20%左右，而空钱包的返还率还不到10%。
这里面的因素也许很复杂。在一些家庭文化很强的亚洲国家中，人们心里的道德准则，可能并不是把钱包返还失主，而是要把钱包首先上交给家庭。你想想，你小时候是不是也有捡到钱之后交给家长，然后被家长夸你懂事的情况呢？
对这个实验的结果，也欢迎你留言，提出你的看法。
我觉得，钱包归还率在中国比较低。这是一个需要大家重视并共同来提升的问题。
主要原因是公民的公共意识不够强，从个人行为来看，包括自觉遵守交通秩序，在公众场合不高声喧哗，不抽烟不乱丢果皮纸屑，不随地吐痰，排队不插位，上手扶梯不靠边站，地铁公交不让座等等。
从企业行为来看，包括质量承诺不诚信，服务承诺不兑现，安全承诺不重视；管理部门缺乏服务理念，执法部门缺乏长效机制，监督部门缺乏责任担当。
以上种种，形成了国民行为习惯，以个人利益为核心，谁都没有考虑“我是施者最终也是受者”！“我是施者最终也是受者”！“我是施者最终也是受者”！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简而言之，缺乏公共信任感，也就没有公共责任心。我捡了钱包，交给谁也不一定是安全的，还是自己处理算了。孩子或者交给父母，可父母拿到孩子交上来的钱包，交给谁最能真正归还到失主手上呢？除非是更大的一笔钱，十万二十万，那种偷窃的负罪感够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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