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遗传了母亲的基因,从小就头发浓密硬朗。
以前在家里翻出来一张黑白照片:我和哥哥站在老屋的门前,我大概五岁,哥哥大我两岁。哥哥扬着头,很顽皮地笑着,脸蛋儿上一边儿一个小酒窝儿;我则眉眼微蹙,严肃地看着镜头。我那时就梳着两条黑油油的大辫子。
母亲说我那时候:浓眉大眼,长辫子,就跟李铁梅一个样儿!言语间颇为自豪。
等我上了初中后,母亲离开学校,去工厂上班。
她每天早出晚归,连个周末都没有,无暇照顾我们。我也需早起奔波在上学的路上,就剪了短发。
母亲亲手为我剪的。
她拿着那把裁衣服的笨重大剪刀,贴着我的皮肤向脖颈后探进去,我猛地一个激灵,又痒又怕。
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冰凉坚硬的剪刀不时触碰我的头皮,也似乎同时游走在我脆弱敏感的神经上。
我战战兢兢地坐在凳子上,不安地扭动身体。母亲的声音不时在耳后响起:别动!别动!看剪着你!
你别说,还真剪到过。
有一次,我也没怎么乱动,坐在那儿正全力应付不安的神经,忽觉得耳垂一阵刺痛,母亲说:哎嘿?剪到耳朵了!
我慌忙去摸,果然手上沾了些鲜血。
我委屈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母亲有些抱歉:没看准,就一个小口儿。你别动!一会儿就剪完了!
母亲帮我理的头发,整体来说还算顺眼,只是边缘齐墩墩的,有棱有角儿,看着太憨厚了。
总之,对母亲给我理发这件事,我非常抵制。奈何敌不过母亲的无上威压,每次也只能是忍气吞声,低头就范。
哥哥的头发也是母亲理的。也是齐墩墩的憨厚样子。
好在父亲的不是。不然他每天站在一屋子学生面前讲课,齐墩墩的头发难免有损教师的威严。
后来,我出去上高中,上大学,渐渐超出了母亲的势力范围。
家里也添了一个锃亮的手动推子,改由父亲给哥哥理发了。
而母亲的头发,则是她和附近那几个要好的邻居互相帮着理。
有一次回家,刚巧母亲头发长了,就让我理。
我磕磕巴巴的说:可、可是我没理过啊!我不会理发!
母亲说:那怕啥?我又不出门!你给我剪短一点儿就行!
于是,母亲喜滋滋地坐上了我之前坐的那个板凳,静静地等待。
而我,则战战兢兢地操起了那把大剪刀。
眼前的一幕似曾相识,角色对调了,但我的心情为什么却还和以前一样?
可能,小时候耳朵上挨的那一剪子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吧!
我冷静下来,拼命回忆理发店里师傅的手法,试着分出一缕缕头发,拉直,夹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间,然后右手张开剪刀,咔嚓咔嚓!
掉在地上的头发多起来,我也渐渐进入了角色,有些理解了理发师的工作:这就是一个创作的过程啊。
作品大概完成,母亲对着镜子左照右照,提出了几点意见。
我听命一一修正。母亲甚为满意,清理完地上的碎发,高高兴兴地做饭去了。
母亲离开我已经六年了。好想再给她理一次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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