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那个让我妈打胎的人，第一反应是去杀了他，构思了几种方法。但最后都没有真的去行动。
图丨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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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三年，我每天早晨五点半就得起床，在一片漆黑中收拾停当，穿过院子到厨房弄早饭吃。然后，还要把前晚准备好的菜放进一个铝制饭盒，往另一个铝制饭盒里抓一把米，再把两个饭盒用塑料袋装好系紧，放在自行车的车筐里。
出门时，春秋时节会遇到满天朝霞，冬天则往往什么都看不清，卡车远光灯的光线迎面照来，总是让眼前一片黑暗。
半个多小时到学校，第一件事是拿着装米的饭盒去食堂前的露天水龙头前淘米，加好水，去班级指定的大铁柜，把自己的饭盒和别人的紧挨在一起码好——就像初中生干什么都会三五成群一样——即使这样，水还是会在搬运过程中从松垮的饭盒盖那里晃荡出去，煮出来的饭总是夹生的。有的时候，饭盒盖子会被磕到一边，中午冲到食堂找到饭盒，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晚上放学总是在天黑之后，下午第四节课被无限延长，直到老师觉得时间可以了，才宣布下课。
好在，每天家里都会有丰盛的晚饭等着我，这是父母对我的支持和鼓励——这就是我初中时期标准的一天。身在农村，就读于一所成立不久的初级中学，参加中考、然后“农转非”，是我唯一出路。
那时候的早出晚归，让我和父母的接触非常少，早晨我离家时他们才起床，晚上回家吃饭时他们往往已经先吃过了。晚饭后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匆匆坐到书桌前写一份份试卷、一本本习题集，忙到零点。中途父母会过来探望我一两下，有时候会催促我睡觉。一天之中和父母接触的时间，大约只有一节课那么长。
也就是这段时间，父母决定再要一个小孩。
2
再要一个孩子是母亲一直以来的期望。
母亲是一个少有的目标明确、并且愿意为此付出巨大努力的人。当年，她实现的第一个人生大目标是“转正”。她曾经是一个代课教师，随着对政策研究的增多，尤其是身边开始出现科班出身的师范毕业生后，她敏感地意识到，代课教师最终会被时代淘汰，而想要转正，只能通过去教师进修学校读书、通过考试来实现。
大多数代课教师在这个“出路”面前完全退缩了，因为进修学校远在县城，去一趟单程要至少花三个小时，而且整个周末都要上课，没有休息时间。马不停蹄学几年后，各个学科逐一考试，通过的人才有资格去办理转正。即便如此，能否真的办成也是未知数，编制总是需要找人才能最终解决。
但母亲不怕。爷爷奶奶和外公早已过世，外婆很多年一直负责照顾姨娘的两个儿子。我整个小学阶段，母亲都在读书——在更早的凌晨出门、更晚的夜里回来。
到了十一二岁的时候，一次我放学回家后见她没回家，知道她是去县城读书了，就一个人顺着马路往镇上走，想着走到车站等她。天一点点变黑，而我却还是一副无知无畏的样子，走到一半，远远看到母亲骑车过来了。她没想到我会走这么远来找她，吓得大叫一声，差点从自行车上摔下来。
这样过了五六年，母亲终于解决了身份问题。然后，她就决定再要一个小孩。
让我很多年都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母亲会有这样的想法和坚持。在计划生育极为严格的农村，她和父亲都有较为稳定的工作，理应像其他人一样，自觉地在内心里、脑子里认定一胎是天经地义、无可选择的。母亲非常希望在她和父亲的工作不受任何损害的前提下再生一个，在她看来，一切难题，大都可以通过“找人”和花钱来解决。
依照父亲的性格，想必也曾气急败坏地劝阻过：每家都只生一个，你为什么偏偏还要一个呢？
但打结婚以来，母亲在父亲面前一直有着一种不讲理的固执，她的回答应该是：我不管别人，我就想再要一个，为什么不能要？
而父亲一定在觉得此事不可理喻的同时，最终还是决定妥协，满足妻子的愿望——他就是一个这样的男人，真的很稀罕。
很快，他们就开始了漫长的找人办事的历程。
3
初中的白天不难打发，青春期的时候总有很多乐趣。大雪封门导致的停课，去县城参加个竞赛，只要能在该上课的时间离开校园，都算是一种极大的乐趣。
因为母亲想要二胎，我也享受过一次这样的乐趣。
那天，父亲的脸突然出现在教室玻璃窗外，然后把我带到了镇上的医院做体检。通过父亲和一位熟识的医生的谈话，以及父母在家里的只言片语，我知道我来这里的目的：父母当时准备应对计划生育的办法是，把第一个小孩说成是残疾。带我来体检，就是为了和医生、医院一道证明我是有身体缺陷的，已经残疾到了父母必须再生一个才算“有后”的地步。
那是我生平第一体检，主要是在耳鼻喉科和眼科。当时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所以说我残疾我没有意见。我的期待也很简单，就是结束之后能够在镇上吃一顿小笼包。
体检过程非常粗暴：
“能不能听见？——哦，你听不见……”
“能不能看见？你看不见……”
“深呼吸，不行吗？”
体检结果我没看到，但没多久，母亲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我和父母之间虽然没有什么交流，但每天都能看到。看到母亲怀孕的感觉很奇特，甚至有几分害羞，不敢直视。多年后我老婆跟我抱怨说：“你多好啊，居然看过你妈妈怀孕，我都没有见过我妈妈怀孕的样子。”
这句话很适合作为一个文章的标题，只是，我真的记不得母亲怀孕的样子了。那种“多一个小孩会分走父母的关爱”之类的想法，我也完全没有。我知道我和母亲的第二个小孩之间相距太远，那时已经启动的叛逆，让我总是想和父母疏远一些，最好能远走高飞。
除此以外，我再也没有其他什么想法了。
1992年春天的一天，母亲在消失几天后回到家里，肚子瘪了，脸色苍白，行动不便，神情恍惚。她一直在摇头，叹气，嘴里在无声地唠叨。
我问怎么了，父亲的回答简单粗暴：“小孩别管这些事，做作业去。”
这样的对话、这样的父子关系在当年的农村比比皆是，我很长时间都不清楚母亲究竟遭遇了什么，对她、对这个家有什么影响，甚至也不关心——当然，他们也不打算让我关心，我的不关心就是对等的了。
而且我一直觉得，他们坚决想再要一个小孩，或许和我“变坏了”有关，父母可能觉得我今后没有任何希望了，我的不理不睬也算是一种反驳。
4
这次“意外”，并没有让母亲就此打消要小孩的念头，而是让她决定从头再来，调养身体再度怀孕，然后找更为关键的人疏通关系。
这些艰难乃至惊心动魄的事，就在我一天天的读书中，同时发生着。我毫不知情，直到有一天，才赫然发现，母亲的肚子又大了。
到了1993年的9月1日，初三开学第一天，妹妹出生了。
之前我的整个暑假都在补课，完全没有新学期到来的兴奋感。放学回家，我发现父母的房间里多了一个摇篮，一个婴儿就躺在那里。我仔细看了看，毫无感觉——真的毫无感觉——我甚至没意识到，自己从此多了一个妹妹，只觉得小孩的哭声很烦人，我还有作业要做呢。
给妹妹取名字时，母亲咬牙切齿地说，就用一个“仇”字吧。父亲非常生气，斥责说母亲胡闹：“你给她取这个名字，她长大了怎么办！”按照他的意思，妹妹的名字中不应该看出任何仇恨。
我有时候忍不住想，如果妹妹的名字真的是“仇”字，那么，她的人生里是不是要辅以一次次的拔刀挥刀，像古龙笔下执念于报仇的傅红雪那样。
那时我成绩班级前五，年级勉强前三十名。参考以往，我考重点中学的概率在两可之间，务必努力再努力。每天晚上，我就在妹妹不受控制的哭声中做着试卷，有一次实在是被吵烦了，我冲出房间，几步迈过正中间的堂屋，推开父母的房间门大喊：“吵死人了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早不生晚不生，非要在我中考的时候生！”
吼出来之后，大家都沉默了，包括我。
母亲可能被我的话吓坏了，那一刻，她大概想了很多很多。和很多模糊以及从未弄清楚的事实相反，这句话、以及当时那个情景，我至今记得一清二楚，也深感恐惧。我不记得之后父母说了什么，但从那天往后，我再也没有这样说过话。
我一天天翻着“距离中考还有多少天”这样的日历，妹妹一天天长大，我们还是没有什么交集——我见到父母的时间一天不过一小时，何况总是在睡觉的妹妹呢。
1994年9月，我离开家去县城读书。父母终于对我说起了1992年发生在母亲身上的事，大概是他们觉得我长大了，也没有了中考的压力。现在我还是不清楚一些细节和场景，但大体上事情的经过就是，在父亲做了大量的工作后，村支书坚决不同意母亲生二胎，放话说，必须打胎，不然两个人全部回家种田。
父母的工作在生二胎上是可以被拿来威胁的，我至今不清楚、但也不打算去询问母亲的是：一是父亲找了那么多人，难道没有找这个在村里拥有的最高权力的村支书？二是，让怀孕五六个月的大龄妇女打胎，是极为危险的，这等于是彻底翻脸，村支书为什么会这样有恃无恐？还有，村支书为什么从一开始不表态，非要等到母亲怀孕四五个月后才坚决反对？
一切都不得而知。
我知道那个村支书，第一反应是想去杀了他，构思了几种方法，但最后都没有真的去行动。
后来我想，这其实是势利的选择，我知道身在重点中学的我可能会有一个还不错的前途，反之，如果我混迹于本乡本镇，专心做一个恶棍，或许真的会对那个人做点什么，以强化自己的人生选择。
于是，那个村支书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逃过一劫。
5
从读高中开始，我再也没有回家长住过。已经一岁的妹妹似乎在另外一个时空生长着，我们兄妹的交集仅在我偶尔回家的时候。
高中时每一个半月回家半天，跟妹妹在一起也就那么几小时。母亲不想我们兄妹变得疏远，一直致力于培养她对我的感情。比如，国庆节我军训完回家，妹妹已经可以含糊不清地喊“哥哥”了，想必是母亲教了她无数次。
还好有寒暑假，记得高一那年寒假，大年初三，下雪了，那是妹妹第一次在雪地里玩，一点点大的小人，几乎被雪淹没；还有高三寒假结束前，我坐在家后面的山坡上抽烟，对高考满心畏惧，妹妹就坐在我身旁陪着我。我说：“不许告诉爸爸妈妈。”她笑笑点头。
再往后，时间加速，大学时我回家，妹妹已经会翻我的背包，看看有没有礼物带给她了。大学毕业后，手机也开始普及，接到妹妹的电话的频率开始变得频繁，有一次，她跟我的一个好朋友在打电话里聊了两三个小时，我实在不知道一个二十多的男性和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怎么能聊那么久，他俩也一直对我保密。
有的时候，我会忘记家里在妹妹出世之前曾还有过一个小孩，我相信，母亲可能也会偶尔忘记那件事。不过往事会突然降临，母亲枕边的药味和沉重的呼吸，房间里薄弱又晃动的光线，还有很多，都会突然清晰一下。
妹妹到了很后来才知道，在她出生之前，妈妈还有一个小孩，被处理掉之后才有了她。好在妹妹是一个冷冰冰的人，没有对此说过什么，这反而让我觉得很正确。
而到今年夏天，比我小十三岁的妹妹研究生毕业，出于对母亲那种“女孩子就应该回去结婚生孩子、不要走远”想法的强烈抵触，她坚决留在广州，不再回家。我坚决站在她一边，让她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至于母亲那边，我只是负责经常带她的宝贝孙女儿回去糊弄一下。
6
还记得一些事情。
1994年年底，我照例回家拿生活费、衣服，以及一大饭盒要带回学校吃的荤菜。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母亲躺在床上起不来，妹妹是环伺在一边还是自顾自玩，我记不得了。
母亲起不了床是因为腰椎疼痛难忍，接近瘫痪。她做了一辈子老师，以往那种手写的备课很折磨人，加上农活家务，腰颈椎早就很不好了。
但在那之前的两年，已经36岁的她持续怀孕15个月左右，期间还经历了一次人流，这需要多么的偏执才能完成？
我习惯了母亲疾病缠身，至今也是如此，只是那一次似乎最为严重。
可在我看来，更为严重的是，那时候的我，知道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只是一个去了重点中学、成绩中等偏下的学生，就连高考也远在三年后，什么都要由父母负担。
那个冬天无比晦暗，每天都抬不起头来，偶尔跟同学一起在晚自习后到校门口的一大片灯光下闲逛，也成了一种寄托。那里有一个烤羊肉串的摊子，一个很大的旧书摊。一个十四五岁高中生的人生乐趣，猛然变成偶尔吃十串羊肉串，偶尔买一本旧杂志。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这些小摊子被驱逐。我至今还保留着那些杂志，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因为它们似乎和母亲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能让我短暂地忘记关于母亲的一切，这就是他们两者之间的联系。
或许，每个人和“时代”之间的联系，有的尚属正常，更多的过于沉重惨烈。母亲和她所处的时代之间的联系，是恢复高考、分田到户、代课教师、转正、二胎、拆迁。
就好像前几年，她一度不断地催促我们再要一个小孩，我只能说，别说这件事了，不管要不要，都不是你决定的，再说我马上就走。
她非常伤心。
大概，看着自己的子女，生活在这样一个剧变的时代，不像多年前的农村孩子那样唯长辈意味是从，也是她和时代之间的一种联系吧。
作者 | 姬六五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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