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8年10月在上海马当路附近的一天。夜已深了,大概是十一二点的样子,我从一家海友酒店出来,去隔壁临街的便利店买一些消磨时间的零食和水。
下了酒店阶梯的时候,看见远处一位覆盖着浓妆的女士穿着不合体的高跟鞋走过来。之所以说不合体,是因为那双高跟鞋很高,为了把腿从视觉上拉长,穿着并不合身,一直这样走,应该有违背人体功能学吧。
这位女士穿的衣服我已经不记得了,好像是黑色,我只记得她的妆很浓,但透过浓浓的妆下,可以看到她憔悴疲惫的神色。
她应该是走去上班还是下班回家路上呢。我不得而知。或者说两者皆有可能。毕竟目前她的状态符合任意一种。
她走过去后,我再次回头,想到渡边淳一一篇短篇里的故事。一位普通的女士坚持生下不知名乐队手的孩子,结果该乐队手离她而去。她便只有在银座等上晚班养活自己和孩子,最后不堪重负自杀了。当然那篇故事主要是为了叙述一个医生是否给女士堕胎的医学常识与社会道德冲突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眼前的情节有点相似。
我不愿意去发展延伸,女士要养活自己还是孩子,我只有再回过头,朝她看了最后一眼,缓缓向便利店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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