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宾》是波伏娃的第一部小说。当波伏娃在为文学创作上感到一筹莫展时，萨特对她说，为什么她不把自己写进作品里呢。于是她受到启发，开始创作《女宾》，在小说中，她不仅写了自己。而且还有她的终生伴侣，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和奥尔嘉，奥尔嘉就是书中的格扎维埃尔的原型，即小说扉页题词中出现的奥尔嘉•高萨绮薇茨。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波伏娃、萨特和奥尔嘉在现实中的关系，奥尔嘉因为在卢昂的寄宿学校读书，认识了你她大九岁的学校教师波伏娃，波伏娃不仅担负起辅导奥尔嘉的学业的责任，而且征得其父母的同意，在生活上监护奥尔嘉。当时波伏娃二十六岁，奥尔嘉十七岁。后来奥尔嘉又通过波伏娃结识了作为其生活伴侣的萨特。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三重奏”的关系。这种关系正如波伏娃在回忆中所说：“今后，我们不再只是一对情侣两个人，我们将成为三人行‘三重奏’。”他们当时认为“人与人的关系需要不断地加以创造发展，没有一种人际关系形式应享有天赋特权，也没有一种人际关系形式是不可能的，无权存在的，而我们的三人形式就这样产生出来，成为了现实。”
但是，事实上，“三重奏”只是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出现了危机，虽然他们试图发展出一种新型的人和人的关系，但是作后却归于失败。
在《女宾》中，故事的主要人物和情节，基本是和现实是相似的，甚至包括一些细节。在人物的塑造上，弗朗索瓦兹和格扎维埃尔无论是从外貌和性格上来说，都与波伏娃和奥尔嘉都极为相似。男主人公皮埃尔有萨特的一些特点，但是与前两者相比较来说，和现实中相差较大。而书中另一重要人物，热尔贝，其原型似乎是萨特的朋友波斯特，书中有很强的自传成分，但是艺术毕竟不是现实的复制和模仿。
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曾一度诉诸模仿，而二十世纪的先锋文学，从象征主义、意识流文学、超现实主义，以至战后的新小说、黑色幽默和魔幻现实主义等文学流派，一直都在贯穿着反现实主义的思路，可以说，他们都是在对现实主义的模仿观的背离、反拨和超越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为十九世纪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在二十世纪，作为传统的一种文学创作，渐渐与时代的精神相背离。
《女宾》作为存在主义小说，既继承了传统文学的一些手法和技巧，也广泛的吸收了现代主义诸流派的特点，而最主要的是，存在主义文学是与存在主义哲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这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是对哲学思想的图解，而是存在主义文学本身包含了存在主义的主题思想。
存在主义文学作品中的思想和环境、人物、情节都具有存在主义的色彩，比如《女宾》，从整体上看，叙事手法和现实主义颇为相似，但是仔细的思考的话，就会发现，文本中的现实，是带有存在主义观念的现实，所以文本中的叙事，虽然是带有自传性质的对“现实”的一种“重复”，但却是一种差异的重复，原本的生活，就是生活的本身。可是经过小说的艺术创造，原本的故事在叙事中产生出新的意义。
不但人物及其关系发生变化，这不是一总简单的变形，而是一种存在主义的质的变化。比如在小说开头中对走廊的一段描写“要不是她来到这儿，这里的尘埃气味，半明半暗的光线，透着忧伤的寂静这一切对任何人都不存在，全然不存在，而现在，她来到这里，地毯的红光如同一盏羞怯的长明灯穿透黑暗。她拥有这种权力：她的存在能使事物摆脱无意识状态，她赋予它们色彩和气味……刚才他们还什么都不等待。此刻，她出现后，她们都伸出了胳膊……唯有她使这些无人问津的场所，束之高阁的物件散发出气息，她到这里来，这些东西属于她。”
这段描写，体现了存在主义与众不同的特点，使其区别于现实主义和其他的艺术表现手法。我们可以在具体的描写中，感受到存在与意识，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等哲学意象，但是文中却没有任何哲学式的枯燥说教。因此，《女宾》的叙事，是以一种带有存在主义的描写中，对生活的现实的重复。而这种重复，却是差异中的意义生成。
在《女宾》中，尽管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的叙述，但是这种叙述由于是围绕主人公弗朗索瓦兹来写的。因此，书中所描写的环境、人物和情节都具有弗朗索瓦兹的意识色彩，看似现实主义的描写，都具有弗朗索瓦兹的意识折射。可以说，在我们与书中的现实描写的人物、语言、动作、心理的观照中，有一层助燃工的意识帷幕。
书中的人物，尤其是弗朗索瓦兹和格扎维埃尔、皮埃尔的“三重奏”关系，从确立、维持、发展到解散，虽然和现实中有所不同，但是在对“三重奏”的反思中，却融入一种真实的感受，三个人不仅因为相互之间不能相互理解和宽容，而且嫉妒同时出现在三个人中，尤其是格扎维埃尔，不但嫉妒皮埃尔和弗朗索瓦兹，而且嫉妒他们共同的朋友，热尔贝，以及他们的亲密关系。这就是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正是热尔贝，以及他与他们三人关系的变化，成为“三重奏”解体的重要外部原因。
在萨特的《禁闭》中，人物除了一个侍者外，就只有一男二女三个人，他们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之中，作为“境遇剧”，为了将人和人的关系突出的表现出来，萨特将人物简约为三个。在《禁闭》中，已经几乎没有现实生活中“三重奏”的影子，但是关于“他人就是地狱”的感受，萨特不会比波伏娃与奥尔嘉的更少。
他在对“三重奏”的反思中，从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出发，得出“他人就是地狱”的结论，并将其放在特殊的境遇里加以表现。在《禁闭》的开始，只有加尔散和伊娜丝时，他们还能正常的交流，彼此关系还不算紧张，当艾丝黛尔出现后，他们三个人就开始在各自的欲望驱使下相互追逐，并相互折磨。
因为有第三者，即“他者”在场。因此，“看”就成为一种最为普遍的折磨，因为看让被看的人成为“物”，而且他们不仅时时看对方的外表和行动，而且他们还有了解对方的过去和隐私的欲望。他们既想相互理解，又相互欺骗。即使有两个人希望和解，意图交往时，马上就会被第三者离间和挑拨而不得不重新把自己孤立起来。即使第三者什么也不做，其余两人仍然感觉到他们处在“他者”的目光之中。
在各种欲望的驱使下，他们时时彼此勾结又相互伤害。如此，就陷入一种无休止的相互折磨之中。他们都试图逃避，但是又下不了决心，因为他们无法放弃自己的欲望。当一个人看到另外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出现嫉妒，感到自己被孤立，驱使他去挑拨和离间其余两者。
在开始时，他们都还尽量的掩饰自己的卑劣的真面目，到后来，他们对对方都了如指掌，并且认识到“他人就是地狱”时，就不再有任何的掩饰，采取了直接的攻击、揭短和谩骂。
在萨特的戏剧中，人物总是处在具体的“境遇”中，而这种境遇，都有存在主义的基本意象，即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存在先于本质和自由选择。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在萨特的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境域剧”中，表现的最为明显和充分。因为只有在具体的环境中，人通过自己的选择，才能不断造就自我的本质。因此，在萨特看来，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在《禁闭》中，之所以出现了“他人就是地狱”的境遇，和他们三个人的自由选择是分不开的，因为三个人都品行恶劣、灵魂污浊，而且他们在“自由选择”时，都是以自己的欲望为出发点的。因此，他们在实现自己的自由时，却妨碍了他人的自由。
因此，他人才成为地狱。正因为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自私、卑劣的欲望，容纳个他们选择了相互追逐和折磨，萨特对这种选择是持否定和谴责态度的，他曾针对《禁闭》指出：“我想以荒诞的构思来揭示我们自由的重要性，也就是通过其他行动来改变我们为之痛苦的行动的重要性。不管我们处于何种地狱般的环境中我想我， 都有自由去打碎它。如果不去打碎它，那就是说他们自由的留在其中了”。
萨特在文学创作中，将生活中的具体的感受抽象成哲学思想，再以象征和寓言的方式上升到人类的基本境遇之中，将哲学和文学结合在一起。但是，他过于重视哲学思想的表达，而忽视了文学性，文学往往被作为表达哲学思想内容的形式。
在存在主义思想中，萨特都是作为最主要的代表，但是如果单就文学而言，波伏娃无论在语言的运用，还是对人物思想、意识和心理的描写上，都更有艺术性。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因为波伏娃在存在主义的地位逊于萨特，而对其文学未给予充分的重视，尽管她的《第二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作为理论著作，反而因其耀眼的光芒而掩饰了其文学的重要性。
在萨特的《禁闭》和和波伏娃的 《女宾》中，都有“三重奏”生活给他们带来的感受和启示。不同的是，在萨特的《禁闭》中，“三重奏”的影响是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表现的。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自由选择是趋向积极的，“三重奏”对他精神和心理的创伤，被他用理性的力量尘封在无意识之中。但是，“三重奏”的影响并没有消失，而是以“白日梦”的形式，带着各种奇特假面具，进入到意识领域。这种“白日梦”，在弗洛伊德看来，是和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很相似的。他指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有较大的的主动性。首先，他知道如何去加工他的白日梦，从而使之失去令人刺耳的带有个人印记的声音，为别人提供欣赏的可能性；他也知道如何有效的掩饰他们，以使他们那受到压抑的源泉的起源不易察觉。此外，他拥有处理他所独有的材料使之忠实地表达他的幻想中的观念的非凡能力。”
《禁闭》是萨特对“三重奏”所留下的创伤性记忆和感受的一种“经过改装的梦”，是对生活中的感悟的一种哲理性的升华。他从三人的关系演绎出作为抽象的人和人的关系。并将其放在一个基本的境遇中，在《禁闭》中的环境，是整个人类社会的象征或寓言式的再现，人物也都带有典型化的特征。可以说，存在主义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方法有一定的学习和继承。“境遇剧”对现实主义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有一定的借鉴，但是区别在于，同是典型的的环境或境遇，在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物的性格是固定不变的，而在存在主义文学中，人的本质是在自由的选择中不断的创造和变化的，自我始终是在自由选择中开丰富和发展的。
在《禁闭》中我们可以看到“三重奏”的影响的凝缩、移置、意象化和象征化，对《禁闭》的解读，可以视为对这一“梦的显相”的深层象征含义的探寻。
而波伏娃的《女宾》，则具有意识的明晰性特征，她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正是她对“三重奏”的真实感受，她在回忆录中说：“我试图在这种关系中得到满足，三我白费了力气，我在其中从未感到过自在。”“在这种三人的聚首中，我总感到受了双重的损害，他们之间总有一种旖旎的气氛，我则舍己投效，玉成其好，但我一想到这种三重奏长年累月持续下去，我就不寒而栗。”她将这种感受以艺术的方式重新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环境和场景之中，在将故事进行变形时，对结局做了夸张和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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