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轻松自如地使用高深复杂的术语，其中一些术语如“第二次浪潮”，我以前听过，但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些，比如“霸权式男性气概”，我读着就拗口，更不用说理解了。我喝了几口苦味的浓缩液体，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她们谈论的是女权主义，我盯着她们，好像她们在玻璃后面，我从来没有听人将“女权主义”这个词用作谴责以外的含义。在杨百翰大学，“你听上去像个女权主义者，”标志着争论的结束，也表明你输了。
从咖啡馆出来后，我去了图书馆，在网上查询了几分钟，去了几趟书架后，我回到老座位上。面前摆了一大堆书，都是我如今已经知道的“第二次浪潮”作家，贝蒂•弗里丹、杰梅因•格里尔、西蒙娜•德•波弗娃——的作品。每本书我只翻了几页，便合上了，我从未在书本上见过“阴道”这个词，也从未将它说出口。
我回去上网，然后又来到书架前，将“第二次浪潮作家”换成“第一次浪潮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我从下午一直读到晚上，第一次为自己从童年起就感到的不安，建立了一个词汇表。
从最初知道哥哥理查德是男孩，而我是女孩的那一刻，我就曾渴望将自己的未来与他交换，未来我要当母亲，他要做父亲，两者听上去差不多，实则不然。成为其中的一个，就是成为一个决策者，主持者，家庭秩序的维护者，成为另一个则是成为被使唤的人之一。
我知道我的渴望是不正常的，与我其他的自我认知一样，这种认知源自那些我认识和我爱的人的声音，这么多年来，那种声音像耳语般一直伴随着我。刨根问底，担忧焦虑，那个声音说是我不对，我的梦想堕落扭曲。那个声音有许多音色，许多音调，有时它是父亲的声音，更多的是我自己的声音。
我把书带回房间，读了整整一夜。我喜欢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充满激情的篇章，但是当我读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写的一句话，我为之感动。“这是一个没有终极答案的主题。”穆勒思考的主题是女性的本质，他声称，许多个世纪以来，女性一直被哄骗，劝诱，推搡和挤压在一系列扭曲的概念中，以至于现在不可能再去界定女性的天赋和抱负。
血液冲进大脑，我感到一股肾上腺素的激增，感到一种可能性，一种边界向外扩展之感。就女性的本质而言，没有什么终极答案。在虚空中，在未知的黑暗中，我从未感到如此安慰，它似乎在说：无论你是什么人，你都是女人。
12月，我提交了最后一篇论文后，乘火车去往伦敦，登上了回家的飞机。母亲，奥黛丽和艾米丽在盐湖城机场接我，我们一起驶上洲际公路。那座山出现在眼前时，已近午夜。漆黑的夜空下，我只能依稀辨认出她伟岸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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