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滋阴派
黄岐之
滋阴派由朱震亨创立。倡导治疗以滋阴为主。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强调保护阴气的重要性，确立“滋阴降火”观点的医学门派。
（1）滋阴派之创立
朱震亨（1281~1358年）又称朱丹溪，元代鹜鸟人，是“金元四大家”之一，滋阴派的创始人，是著名理学家许谦的高徒。
朱丹溪医术高明，临证治疗效如桴鼓，多有服药即愈不必复诊之例。他先习儒学，后改医道，在研习《素问》《难经》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访求名医，受业于刘完素的再传弟子罗知悌，成为融诸家之长为一体的一代名医。朱震亨以为三家所论，于泻火、攻邪、补中益气诸法之外，尚嫌未备滋阴大法。力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创阴虚相火病机学说，申明人体阴气、元精之重要，被后世称为“滋阴派”的创始人。与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并列为“金元四大家”。医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等。
传朱丹溪学说的门人颇多，主要以戴思恭、王履为代表。戴思恭著有《推求师意》《证治要诀》等书，发挥气血盛衰论。王履见《明史列朝诗集》，其理论倡伤寒温暑为治不同论。私淑朱震亨，竞传丹溪之学的有汪机、王纶、虞抟、徐彦纯等人，尤以汪机、王纶成就最著，让丹溪学派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2）滋阴派之医理
朱氏言火，从哲学以阐发医理，其应用于人，则人身之动，均为火之所为，并非仅指温热而言。朱丹溪的这番议论，强调了正常人体亦有火的存在，而这存在于人体之火是通过生命的各种活动表现出来的，故其归纳为“凡动属皆火”，实则朱氏所言之火在人体是指阳气而已。但存在于人身之火，朱氏又分为君火与相火。所谓君火，朱氏认为是属于五形中之火，其是有形之体与无形之气的相互化生而成，在人体则归于有形之体中，故心脏在五行属火，称其阳气为君火。而相火是由虚无而生，这里的虚无是指来源于先天之无。以人体来说，则是产生人体形气之本源，其在人体之中的存在是藏而不外露，只能通过人的生命活动而表现出来，其不同于隶属五行的心火，故称之为相火。朱氏的相火含义，是说明相火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本源，是人身生生不息的机能活动。也正因为如此，故人身相火就十分重要，既不宜衰，又不宜妄动。
朱氏运用天人相应的理论，通过分析天地、日月、阴阳的状况，认为人身之阴阳在正常情况下，人身之阴常不足而阳常有余。因此，人身的阴精应当时时虑其不足，不能任意耗伤。若要防止阴精耗伤，就要防止相火妄动。朱氏一再强调房事不宜太过。心神要保持安宁，不为外物所感。饮食不宜肥甘太过，以防生痰化火，生湿化热，而使人身之湿热过重而耗伤阴精。总之，朱氏从病理角度强调了内伤饮食、七情、房事等诸种产生杂病的原因，均可使相火妄动而阴精耗伤，更会使人体阳有余阴不足的偏盛偏衰之象加重，从而产生各种内伤疾病。
朱丹溪治疗火热病，从虚火和实火分别对待。提出实火可泻的原则，或用黄连解毒汤，或用大黄、芒稍、冰水之类正治。对于火盛而体虚之人，又认为不可骤用凉药，应用从治或反佐之法，兼用生姜之类以温散。对于火邪内郁不得宣散泄越之证，可以采用发散方法治疗。至于虚火，属阴虚火动者，宜滋阴降火，可用四物汤加黄柏、知母之类，另外朱氏还创立了大补阴丸（生地黄、龟板、知母、黄柏、猪脊髓）以泻火补阴。若属虚火上炎，虚阳浮越者，朱氏又提出用附子末口津调涂涌泉穴以引火归元。对于气虚而阴火盛者，可采用东垣之法益气升阳泻火，选用人参、白术、生甘草之类。
朱丹溪认为，郁是很多疾病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朱氏将人身之郁证分为六种，即气郁、血郁、湿郁、痰郁、火郁、食郁。其中，又以气郁最为关键。朱氏创立了越鞠丸以统治六郁，方中用香附治气，川芎治血，栀子清火，苍术治痰湿，神曲治食，而其中香附又为主要者。对于痰证的治疗，朱丹溪提出“治痰法，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的基本法则，并针对痰的不同性质，病证的不同部位，结合体质的盛衰，加减化裁。如湿痰者加用苍白术，热痰者加用青黛、黄连、黄芩，食积成痰者加用神曲、麦芽、山楂，风痰者加用南星、白附子、僵蚕；老痰者加用海石、半夏、瓜蒌、香附等。
（3）滋阴派之议论
丹溪学术思想以养阴为主题，于气、血、痰、郁、火诸证的治疗亦多发挥，每被后世奉为圭臬（权威标准）。丹溪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对其后的医学流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倡“相火论”成为后来温补学派诸家论命门之火的理论依据。温病学派诸家所采用的养阴、救液、填精诸法的确立亦受丹溪滋阴理论的影响。
朱氏强调辨证论治，反对滥用温燥，重视同病异方的诊治。认为即使同患一种疾病，也应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处以不同方药。如果不经辨证，即以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则无异于刻舟求剑，按图索骥，难以获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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