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父子
《回首叫云飞起》之33
对一个人迟到的忏悔
范国强
在这世界上,没有人没有缺点或一辈子未犯过过错。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牛虻》里的亚瑟就曾面对神龛后的神父,诚心忏悔他心底的见不得人的隐私。法国的卢梭有本《忏悔录》,对他年轻时的劣迹也进行过忏悔。人进入晚年,我常常也会下意识地想到忏悔二字。我这一生有没有应该忏悔的事情呢?无疑也是有的,而且不只一件。其中最啮咬我心灵的,是对一个人迟到的忏悔。
这个人是原十五冶二公司医务所的王医生,是位中年知性女士。印象里王医生性格粗犷,颇有男士之风,说话大大咧咧,不甚讨人喜欢。那还是在武钢零七工地①时,约摸在七五年到七八年之间,那四年正是两个斗争②交错的年头。那时我们经常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并发言,大而空的政治表态倒不难,“跟着走”照上面讲就是了,最难的是“黄陂对孝感——县(现)对县(现)”,针对现实中身边的某个具体“有问题”的人口诛笔伐。倘若这“某个人”确有大问题批一下倒不要紧,最挠心的是明知道其人本没有多大问题却硬要按照上面旨意大批特批。别人都批而你不批,那你就有政治立场不稳的嫌疑,今后可能就会在政治上“吃不了兜着走了”。
我到现在也回忆不起来王医生究竟犯有哪方面的过错,也不清楚当时为什么公司要办她的学习班。她毕竟只是一个医生,她不是“走资派”,也不是“五一六”“北决扬”,更不是“帮派体系分子”③,也没有听说她有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那时信奉“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一旦发现什么人有严重问题了,最行之有效和简便易行的办法就是通过办学习班来解决。办王医生的学习班我没有被通知参加,那是属于公司专案组的事,不过事后我听说了,十几人正襟危坐,将王医生夹在中间,运动骨干和积极分子们斗志高昂,南腔北调,上纲上线,穷追猛打。你想王医生一介刚烈女子哪能受得了这样的阵势?她坐不住了,也不申辩,一怒起身就冲出了会场。
这下王医生可真正犯下众怒了,在那年代,哪还能容忍得了个人对抗组织的事情发生?王医生的问题随着她的一怒冲出会场而性质升级。学习班的负责人罗某某认为这是王公然对组织的赤裸裸挑战。第二天学习班继续进行,火力点主要是“打态度”,即打王对办她学习班的恶劣态度。不过参加人数有所调整,退出的那几员“大将”或许是因为说话太不注意政策,让王实在难以接受,增加了两员“小将”即我和小乐。小乐当时是二公司团委负责人,是个刚接收入党的新党员。而我当时是二公司办公室秘书,是个正在接受考验的“积极分子”。可能是组织上认为我俩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政策水平和分析能力,说话还能够说到点子上;也可能是组织上将此作为对我俩尤其是对我政治立场是否坚定的又一次考验。总之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这两个同年同月出生的年轻人就同时在学习班上登场了。王医生终究还是拗不过组织,她似乎极不情愿地坐在会场的一个角落里,那神态就像法庭上出庭的犯罪嫌疑人一样静听着法官们的发落。我是中途紧接着小乐后面发言的,我发言就事论事,就是从王的冲出学习班说起,虽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声色俱厉,无限上纲,但仍然是牵强附会,剑拔弩张。我知道我说的多是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但囿于学习班的气氛又不能不说。现在想起来也感到汗颜,作为一个当时仅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凭什么去教训一个我并不了解其究竟犯了多大错误的人呢?王的冲出学习班显然是她不愿意接受这种过火的斗争方式对她人格上的凌辱,抑或还有别的“不好与他人道也”的缘由。在我刚发言时,王医生只是抬头用眼睛怔了我一下。在我整个发言中间,但见她自始至终低着头,静静地坐在那里,不知道是在听呢还是在想别的事,总之是既不申辩也未再有过激反应。就这样一直捱到学习班结束。
对王医生的问题最后怎么结案和处理的我都不知道,也并不关心。很庆幸频繁的政治运动随着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终于结束了,不久我们也转移来了江西贵溪。时光像流水一样淌过,那几年我再未见过王医生,因我几乎从来也未去医务所看过病,时间一长,我也就将这件事给慢慢淡忘了。
左为侄子晓力,右为儿子晓毅。一九八二年,我的儿子范毅刚满两岁,已经上了公司的幼儿园。幼儿园就在机关旁边,每天中午我下班后先是接儿子,然后抱着他到食堂排队买饭带回家。也是那天合当要出事,中午正值职工吃饭高峰,食堂里摩肩接踵,我好不容易排队到售饭窗口,窗口前有一道砖砌的台阶,我将儿子本能地放下身来,步上台阶俯身将碗递给窗口内的厨工打饭菜,不料儿子一离开我的怀抱,便在人丛中间踉踉跄跄奔跑,猛一下子扑倒在了台阶檐上,瞬间额头血流如注。这件事发生得太过突然,我吓坏了,发疯般抱起儿子,一只手紧紧揿住儿子流血的额头,第一反应便是往公司医务所跑。医务所离食堂有几百米远,我以百米冲刺速度跑到医务所,此时医生们多已下班,唯留一个医生值班,正是王医生。我已有几年未见到她,陡然与她撞见,却一下子楞住了,脑海里瞬即浮现出的是在学习班上批判她的镜头。怎么办?是向她求救?还是再回头去找别的医生?还未等我回过神来,但见王医生急匆匆起身赶到我近前,先是仔细看了看我儿子的额头,然后便极熟练地去架上取棉签,拿碘酒,找麻药,待准备工作就绪后,便开始俯身为我儿子额头的伤口擦拭并缝针。这一过程中儿子不停哭叫,我紧紧按住儿子的身子,生怕王医生手重而弄疼了儿子。王医生缝针时眼神是那样专注,手力是那样轻盈,始终未正眼看我一下,仿佛她跟前就没有我这个人似的。这整个治疗过程顶多只有十几分钟罢,但此刻在我感觉里却是那么漫长,儿子额头共缝了八针。我这时似乎才记起给王医生说些感激的话,但王医生却似乎并不在意我的感激。这时她才面向我叮嘱要注意“别让伤口进水”、“别让儿子用手去扯纱布”之类的话。我局促不安,唯有点头,也不知道当时还向她说了些什么。这时接班的医生来了,王医生才抽身离去,临走时她回身瞥了我一眼,那一眼是那样的意味深长,就那一眼,从此便在我心中定格。那是我在学习班上就已经熟悉了的眼神,但那眼神里分明已没有了学习班上的那种冷漠,她是以这种职业操守或许是以德报怨的方式在知会和教育我了。
王医生如果还在世的话,应该也有七十多岁了。我不知道她现在还记不记得那些事,或许她早已经将那些事给忘了。但我没有忘记,我儿子额头上的那点微微疤痕也经常在提示我不要忘记。此刻,我很想对她充满忏悔地道一声:
王医生,对——不——起!
(2018年8月9日写于磁湖东路7——3号)
注:①见前文《武钢零七工程纪事》。
②两个斗争即批d和批四人帮。
③那个年代的几种政治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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