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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共行政学百年之演进

论公共行政学百年之演进

作者: 孙贵领 | 来源:发表于2018-08-31 08:28 被阅读0次

    前面写过一篇《论范式革命》的文章,只是简要总结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公共行政学的大致发展脉络、主流范式以及自己对范式及其相互转化的粗浅看法,而回溯70年代以前行政学的历史沿革,其间的主流范式却未曾提及,如果仅以一段时期的范式而论其发展变化,未免显得浅薄无知片面无据。自对比细读国内关于公共行政学演进划分的代表性著作,甚觉还是北京大学张国庆教授所著《公共行政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丁煌教授所著《西方行政学说史》(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两本经典较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然而丁张两学者也只是从单一角度和理论渊源依据出发进行划分,鄙人认为,在公共行政学发展历史划分阶段上,虽然他们大都是延承西方行政权威而尊威尔逊为始祖,但这是极不全面的,因为他们都只以威尔逊为开端而忽视了诸如最为早期的德国行政学家冯·史坦因,笔者的理论逻辑是,我不否认中西行政学大家们对威尔逊的权威定位,也不是去刻意质疑他在行政学上的至尊宝座,只是在行政学历史发展周期的划分问题上不敢苟同,至少缺少诱因的先驱们的努力,是不会有什么开山先河之说的。

    张国庆教授以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的诞生为依据,将公共行政学有创见性地划分为两个阶段五大时期,极具参考价值。所谓“两大阶段”,即从威尔逊1887年《行政学研究》一文过后到20世纪60年代为第一阶段,从上世纪70年代后以新公共行政学的五大理论范式为止至今为第二阶段;所谓“五大时期”,即第一阶段包括早期、传统、修正、整合四大时期和70年代的鼎新革旧时期。如此划分,脉络清晰,易学易记,将公共行政学的发展演进予以清晰明朗,的确是一本好书。不足之处在于其所划分阶段过于遵从既定权威,无甚创新可言。而丁煌教授则是从西方企业管理发展角度进行六阶段式地划分,包括提出与创立时期、正统时期、批评与转变时期、发展与应用时期、挑战与创新时期和总结与探索六大时期,有创见有角度,也不乏参考性;然其也与张国庆教授一样,在划分阶段上始终遵从既定的规则,仍然没有破立之举,实乃可惜之至!

    对于行政学阶段的划分,不同学者因研究角度的差异可能会导致其不同的划分结果,然而纵观国内有代表性有一定权威性的学者,都将威尔逊之前的行政学家的贡献彻底抛弃了。前已述过,笔者如此之说只是针对于行政学的发展阶段而言并非在否定和质疑行政学大家威尔逊的历史学术地位,这两者之间显然并无决定性的联系,你划分为几个阶段与威尔逊是否仍是开山鼻祖没有关系。学科之间乃历来一脉相承,“德国人”曾经有过关于行政学的专门论述,还特地写了《行政学》著作,学界为何在行政学发展划分阶段上故意将其撇开而不顾呢?没有前人的苦心经营与努力,又哪来的行政学开端之作、行政学开山之父?贡献有大小,影响有差异,我们不能因其贡献影响的不大而漠视他们的不存在,我个人觉得这不符合学术规范和道德。也许这会激起中西方一百多年来的无数学者的反对和鄙视,但我要言明的是,我不是在为德国人辩护,也不是在为他争荣誉地位,我是以一颗公正之心虔诚之意来看待行政学划分的问题的。

    对于目前行政学界(主要指国内)学者们的划分,我比较赞同张国庆教授“两阶段五时期”的划分法,在他的基础上,我认为以行政学发展历史为依据,将公共行政学划分为以下三大阶段:

    公共行政学的开启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以早期德国冯·史坦因等有影响力的行政学者为主到威尔逊《行政学研究》发表之前的这一段时间为界限,这一段时期的行政学主要从行政法学的研究视角来研究行政学,即行政学的产生是为了规范行政行为,通过研究一系列的规则而得以产生,这一阶段的研究深受“三权分立”的影响,深刻打上了特定时期资本主义烙印。

    公共行政学正统阶段。即张国庆教授所划分的从威尔逊至上世纪60年代的四大时期的独立阶段。因其涵盖了公共行政学表较主流的观点和理论,所以将其命为正统阶段。这一时期包括早期公共行政时期、传统公共行政时期、修正公共行政时期和整合公共行政时期。早期以威尔逊和古德诺为典型代表,奠定了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基础;传统以泰勒的科学管理为主流,以管理过程学派法约尔的一般管理和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为补充;修正起始于艾顿·梅奥的行为科学研究,掀起了行为——人际关系学的研究热潮;整合以系统管理学派如孔茨为代表。

    公共行政学的新兴阶段。即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形成的以“新自由主义、新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治理理论和第三条道路”等主流范式(在《论范式革命》一文中有详细论述)为先导,主要围绕“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三对关系进行探讨,出现了有别于正统时期的研究阶段,即所谓的新兴阶段,一直绵延至今。

    学术研究要求严谨规范,但是千万别忘了创新与发展。对于公共行政学的历史沿革研究,仁者见仁,之所以赘述以上拙论,旨在向中西公共行政学界声明,学术研究不能只看到结果而忽视源头,权威性是要遵从,但必要的质疑与改革是很有必要的!尤其如今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对公共行政学的深入研究更是迫切,在马不停蹄地移植西方经典的同时,需要放慢脚步,认真总结反思,将西学实现“本土化”为我所用,当是最大之“经世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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