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在小镇上中学的时候,时间过得很慢,新闻传播得不快。小学的时候订了一份《中国儿童报》,大概要一个星期才能送到我家。而当时一份《足球》报,可以让我从这个周日的甲A联赛,看到下个周日的甲A联赛。所以在木心先生说的那种“车,马,邮件都慢”的时代里,我们有着充分的时间去咀嚼每一则形成铅字的新闻。
据说那也是传统媒体最为辉煌的时代。在迈入21世纪的那天,我跑了四趟相熟的报摊,只为尽快拿到《广州日报》所做的新纪元专题。那份报纸好像是100版,都是实打实的内容,在我上大学之后还时常翻阅这份珍藏,直至后来被卖了废品。03、04年那会,《广州日报》广告费每年可以达到30亿,光上缴广州市财政就达3个亿。
如今,辉煌难继。自媒体的兴起,把单向性的“你听我说”变成多声道的舆论大合唱,传统媒体抢不过网络推送,严谨的报道抵不过微博一条道听途说,一宗严肃的司法案件可以因为记者几句隐晦的描写再加上微博上斩钉截铁的“所谓真相”,就能引发众人义愤填膺的围观与压力。
所以,蹭热点成为当今自媒体生存的不二法则,争先恐后地抢当意见领袖,生怕自己那一霎而过的身影湮没在漫漫的信息大海之中。于是乎开始大发厥词,于是乎开始互粉互推,于是乎淘宝开始买卖粉丝,于是乎各种10万+充斥本已意见泛滥的网络空间。
所以我蛮有感触地和同学们说:今天反而成为一个信息越多、真相越远的悖论。所有的新闻热点大概都撑不过所谓的“七天效应”,炒得再热、讨论再激烈的新闻事件,七天之内或者七天之后,要么就是剧情逆转,要么就是沉寂无声。我们对热点的遗忘速度,远远大于对其讨论的热情程度。
当然,当热点逐渐成为一盘生意,养活了一大群藉助热点写文为生的人群时,哪怕是没有热点,也要不遗余力地制造热点出来。自媒体平台只是一个接入口,Q群、问答、付费阅读、App、线下分享、实体产品……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做不到的。当实体经济中的个体手工业群体已经成为历史名词时,网络平台上却出现了新的一代“手工业者”,他们提供各种碎片但富有针对性的服务产品,价格属于消费者觉得可有可无的那个范畴,但只要数量足够庞大,所创造出来的价值绝对令人震惊。
在虎嗅网读到这样一篇文章《内容红利下的“做号江湖”:一天20篇、每篇5分钟、月入5万……》,里面提到这样一个事实:
“离北京20分钟高铁的廊坊,有一家专门做平台号的公司,公司近百人,每天产出几千篇文章,单个平台每天阅读量1000万保底,不久之前百家封杀了这家公司2000个违规的账号,但他们依旧每天开工,丝毫没有受影响的迹象,可见生命力之顽强,利润之高。”
难道读来没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吗?你以为每天读到的大量有价值的信息碎片,其实不过是一种野蛮生产的网络垃圾,但通过这样一个过程
“从贴吧、微博、微信、门户里扒拉出300-500字,修改,再加上自己的“修饰”和“想象”,然后贴上三张图,取一个标题,发布。整个过程不超过10分钟,每天“写”20篇。”
这样的一些文字垃圾生产者每天都能获得相当可观的利润回报,尽管也是干着机械的复制粘贴的工作,但可比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同龄人舒服多了。
波兹曼曾在他的经典《娱乐至死》中这样忧心忡忡地写道:
“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然而,我觉得波兹曼还是乐观了些,他没想的是,如果这些被制造出来的娱乐化的“琐事”被人们当成了正儿八经的“公共事务”,那才是对今天的政治生活及公民社会最大的嘲讽和威胁:当我们被各种直观或隐喻的文字挑拨起对公共事务发言的激情时,才发现不过是被“制造”出来的话题和假象;当我们长篇大论地回应这些所谓的“社会热点”和“社会话题”后,才知道成为了某些个人或团伙赚取利润的流量来源。
那最后会产生什么结果?
无非就是三种:要么就自甘堕落,和这些“制造者”沆瀣一气,从此不讲道义只看点击率;要么就是失望离场,关闭各种信息来源和渠道,从此自娱自乐与世隔绝冷看风云;当然我觉得最多的是第三种,那就是用娱乐的心态看公共的事件,用调侃的语气在键盘上指点江山,而在现实中成为那“沉默的大多数”。
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曾有一句议论:“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尽管先生讲的是史学研究的方法,但放在今天用于观察现实社会,也未必离题万里。而先生所讨论的研究中国古代学说的所谓“神游冥想”之法,用在我们理解当今社会的林林色色千奇百怪,同样也是别有启发的:“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毕竟,今日之新闻,也是明天的历史。身在信息丰富的当下尚不能对现实有所同情理解,又怎能祈望后人给我们经历的历史以一种“温情与敬意”呢?
所以,这也是我对文字越发产生敬畏的缘故。也许,在一个日发自由的时代里,我们并不缺乏发声的机会与渠道,而如何辩证地倾听,如何理性地书写,却是我们需要不断反思的问题。
还是木心先生简简单单的两段话,走心:
“记得早先少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 是一句”
“从前的锁也好看
钥匙精美有样子
你锁了 人家就懂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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