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时我1岁多吧，甚至还不晓得记事，那时的父亲40出头，大概的时间点应该在1970年的冬天，正值壮年的父亲刚刚走出他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我出生前正是那一段史无前例的岁月，人们被裹挟在斗争的动荡中，具体到广西，要么联指要么422要么就靠边站。
父亲当时是某公社的革委会书记，上个世纪60年代末那场席卷全国的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造反派夺权，革命的群众毫不客气地把他打倒，装到麻袋关到了“牛棚”里，准备次日开群众批判大会，把他给专政了。也许是父亲福大命大，那天晚上，他的同事拿了梯子，趁着夜黑风高，从拘押他的房子的屋顶上把他救了出来，然后经历了一段东躲西藏的岁月，有很长一段时间藏匿在老家，总之是在运动中活下来了，然后才有了我。
父亲对那一段历史不愿意提及，我知道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在处遗的时候他也被冲击了，那时候我刚刚念初中，父亲被停职检查，瞬间从局长沦为隔离审查对象，跟现在的留置差不多，每天写交代材料，唯一不同的是还可以回家。
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 我才十三四岁，正是叛逆期，父亲的情绪不好，我不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学习成绩一般一般，脾气也很拧，父子俩没少发生冲突。记得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父亲批评我，我非常愤怒，我一拳就砸在厨房的门框上，把门框都震松了。
家里房子少，我住在楼下的杂物房里，杂物房其实就是用砖头砌起来的瓦顶简易房子，邻居家的杂物房用来养鸡，我和邻居的一堆鸡做邻居。大概那个时期我就对人性有了些许的了解，什么忘恩负义，过河拆桥，见风使舵，狗眼看人低……通通都有了体会。这个不奇怪，一个落马官员的孩子怎么会受人待见呢？只有我傻乎乎的，看见父亲以前的同事就傻乎乎的叫人家叔叔阿姨好，人家连理都不理我，我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这个情商确实发育太晚
我哥当时参加边境支前工作回来，在县里面上班，嫂子在行署的某个单位上班。有一次我哥想跟县里一个领导的顺风车回来探亲，因为以前他都是跟那个人的顺风车的，结果哥哥上了车还被那人给赶下车了。
我们兄弟俩经历的这些事，一家人吃饭闲聊的时候，都会跟父亲聊起，这时候父亲总是默不作声。
所幸父亲两年后被解放了，他通过了组织的审查，最后还官复原职了，不过时过境迁，提拔的事就泡汤了。
我曾经问过父亲，一个被打倒的当权派怎么还会在处遗的时候会受到冲击？父亲没有正面回答我。但是我从其他人那里了解到，老父亲受欺负以后，应该是参加了当年所谓的保皇派，他们得到了驻军的支持，而他们当年的对手又因为抢夺了抗美援越的军列，最后被镇压。所幸父亲手上没沾有鲜血。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内乱，这个已经做了历史结论，但是历史无法改写。
在历史的洪流中，个体是如此渺小而无奈。
父亲的怀抱是温暖的，小时候我跟母亲生活在乡下。每年过年的时候父亲都会回老家住上一段日子。父亲回老家看看他的老母亲，也就是我的奶奶。我记忆中的乡村的冬天十分寒冷，父亲会在奶奶的屋子里烧上柴火，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在那里烤火。过完年后，他会把我们娘俩接到城里住上些日子，那是一部老款的军绿色苏联嘎斯吉普，车子的尾号是69，父亲喜欢坐在驾驶员的副座抱着我坐在前面，每次都是这样。
父亲工作的时候跟拼命三郎一样，总是日夜兼程，风雨无阻。有一次出差的时候，晚上路过一条公路，没有发现公路有塌方，等驾驶员发现时猛的一个急刹车，父亲坐在前排，巨大的惯性令他像炮弹一样撞到挡风玻璃上，他坚固的脑壳把挡风玻璃也撞破了，万幸没有飞出去，只是头上挂了彩，命倒是保住了。我记得父亲笑着说，是马克思还不愿意收留他。
我10岁那年，父亲把我从乡下转学到城里读书，他的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不是一个天资聪慧的人，脑子比较笨。我记得我转学的时候是三年级，有一年多时间做算术题的时候，我不知道问答题问的是什么，更晓不得怎么答了。好在有一帮好同学好发小很耐心的帮我，脑子也就慢慢开窍了。父亲还给我订了《小螺号》、《少年文艺》和《少年科学画报》，还时不时拿《解放军画报》和《人民画报》给我看，我很喜欢那些散发着油墨香的报刊和杂志，如饥似渴的阅读起来。我还会翻页他订阅的《参考消息》。
在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只要我突破了自我，父亲都会露出由衷的微笑，在我念书获得奖状的时候，在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在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在我有了儿子的时候，在我得到组织认可的时候……
教育改变命运，要不然我今天肯定是在老家的田野上耕田锄地，更不可能写下今天这些文字，而父亲对我来说，是一部无字之书。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