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7日 @北京二七剧场 百老汇音乐剧《近乎正常》中文版
2021年春，因为疫情而推迟复排的百老汇音乐剧《近乎正常》中文版正式开启全国巡演。3月4日首站走进上汽·上海文化广场，3月26日起转战北京二七剧场，4月16日开始在广东艺术剧院上演。我观看的场次是北京场首周第二场，即3月27日（周六）午场的演出，这天正巧是世界戏剧日。中文版是多卡司自由组合，我看的这一场由朱芾饰演母亲戴安娜、赵禹均饰演父亲丹、徐均朔饰演儿子加布、严中杰饰演女儿娜塔莉、陈凯饰演娜塔莉的男友亨利、乐巍饰演风医生和郝医生。一个家庭从看似完整到逐步崩溃，最终通过每位成员与自我的和解，达到个人及家庭都能“近乎正常”的过程，在暗涌不断又激情澎湃的摇滚乐中，被剥茧抽丝地展现出来。
百老汇摇滚音乐剧《近乎正常》（Next to Normal）由Brian Yorkey编剧及作词，Tom Kitt作曲，2008年首先在外百老汇预演，2009年3月在百老汇首演，并于同年获得了11项托尼奖提名，最终获得最佳原创音乐等三项奖项。首演翌年，该剧获得普利策戏剧奖，是有史以来第八个获得该奖项的音乐剧。之前一部获得普利策戏剧奖的音乐剧作品是2008年的Rent（虽是误译但一般被叫做《吉屋出租》），其后一部获得该奖项的音乐剧作品是2016年的Hamilton（是的，就是上一篇海外观剧快讯中谈到的《汉密尔顿》）。而《近乎正常》是继《吉屋出租》获得普利策戏剧奖的第二部摇滚音乐剧。相比之下，《近乎正常》似乎没有像《吉屋出租》和《汉密尔顿》那样广为人知。究其原因，或许与其较为小众的主题有关，但细腻引人深思的剧情和好听的唱段，让这部音乐剧具有只要有机会被人看到，就会令人难忘的神奇魔力。
2018年，该剧由七幕人生引进并制作了中文版。作为制作人，七幕人生CEO杨嘉敏在2021年的场刊中谈到：“《近乎正常》这部剧在公司内部几乎每年都会拿出来讨论一遍，到底要不要做。要做的理由很简单，这是一部好剧，有直指人心的故事和极为好听的音乐。不做的理由也很充分，没有任何知名度，甚至很难定义它的受众，毕竟谁会在意一个中年女人的悲惨生活呢？”[1]
看完全剧再回头看制作人写下的这段话，感觉作为制作方完全有理由这样担心。我作为观众也会觉得，以现在戏剧市场的发育程度，《近乎正常》能拿什么吸引观众来看一个患有双向情感障碍，一会儿狂躁一会儿抑郁的中年女人艰难的治病过程呢？但是“毕竟谁会在意一个中年女人的悲惨生活呢”这句反问真的太令人心酸了，每次看到这句话都会流眼泪。不仅因为这句话太真实了，也因为这句话相当直接地戳到了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会拥有的不想展现给别人看的，或者想要求助却被忽视的痛处。获得普利策戏剧奖的《近乎正常》中包含了精神疾病以及精神创伤等相关社会议题，这是许多人试图回避的话题。但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在某个时刻，哪怕只是漫长人生中的一瞬间，都曾有过格格不入的感觉。更多时候我们会选择假装和别人一样，以便达到外人眼里“正常”的状态；也有人选择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试图向世界宣布自己的“不正常”其实也可以是一种“正常”。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是没有被包容的。假设这种“不正常”是一种极其难以治愈的精神疾病，我们又该如何对待自己和身边的人呢？想到这里，我们再看《近乎正常》和戴安娜的眼光或许就不一样了。
“我不需要一切正常——那太不可思议。只要它近乎正常，我就可以。”
（一）戴安娜的分身与家庭关系的多重投射
双向情感障碍，通常被称为“躁郁症”。音乐剧《近乎正常》的女主角戴安娜就是一名与躁郁症斗争了十几年的患者，同时在古德曼（Goodman）一家中承担母亲的角色。
中文版的译配程何曾经在《<近乎正常>是怎么从0到1登上百老汇的》这个“系列小讲堂”中，较为详细地讲述了音乐剧《近乎正常》文本和音乐的生成过程。《近乎正常》早在1998年就已经诞生，编剧Brian Yorkey当时还是一名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关于电击疗法的新闻节目，而他正好要给自己所在的音乐剧工作坊交作业，于是和擅长摇滚音乐作曲的Tom Kitt写下了一个关于接受电击疗法的女人和在身边照顾她的家人们的十分钟音乐短剧《感受电击》（Feeling Electric）。[2]在后来的孵化过程中，主创团队不断将内容扩展，也曾经大段删除了很容易讨好观众的百老汇式载歌载舞，通过这样的方式最终统一了作品的风格和主题。[3]
从登场人物们的身份来看，《近乎正常》无疑是一部标准的家庭剧。但是由“血缘”来维系的不可打破的家庭关系的存在，正是编剧用来奠定故事成立根基以及推动情节发展合理性的重要手段。如果想写一个受到精神疾病困扰的中年女人，完全可以从职场压力、童年创伤等方面进行叙述，舞台展现也会有更加广阔的天地。可是一旦回到女主角需要“承担母亲角色”的家庭中，音乐剧本身的气质就不一样了。事实上，作为观众，我一直能强烈地感受到古德曼一家人无法回避的“亲情”这一羁绊。剧中，戴安娜因为丹坚持要过“正常”的生活而不断接受治疗，在与病魔纠缠的过程中，戴安娜身心俱疲地坚持在精神疾病中挣扎，并且长期反复体会久治不愈的痛苦，她个人的状态与时而温暖的家庭氛围、时而全员崩溃的痛彻心扉不断碰撞，让观众也跟着在希望与绝望的两极之间经历坐过山车般的情感变化。
音乐剧的开始是某个夜晚，凌晨三点半还没有睡的戴安娜被儿子加布叫了一声，随后而来的丹仿佛看不见加布一样，问戴安娜在跟谁说话。这样一个平凡的情节，让观众看不出这个家庭有任何异常。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最终明白了故事要追溯到十八年前，当时还都是建筑系二十岁出头的学生的戴安娜和丹，在没有准备好养育孩子的情况下，迎来了长子加布。二人决定结婚，一起抚养这个孩子，可是加布因为肠梗阻在八个月大的时候离世。丹为了抹去丧子之痛，很快又和戴安娜生下娜塔莉，但是一直沉溺于悲伤的戴安娜产女后甚至无法抱一下自己的女儿。儿子加布在戴安娜的幻想中逐渐长大，身边实际存在的女儿却永远被母亲忽视，得不到关注。而丹为了维护家庭的“正常”，从未告诉娜塔莉她曾经有一个哥哥，因此娜塔莉并不明白母亲疯狂的原因，只是努力学习，刻苦练琴，期待上大学后离开这个“不正常”的家，同时也恐惧自己会遗传母亲精神方面的问题。
家庭剧这一形式的确立，并没有将戏剧的重心分散到群像上——中心位还是戴安娜，每个登场人物的特点和角色所承载的作用都与讲述戴安娜的心理变化环环相扣。儿子加布、女儿娜塔莉都可以理解为戴安娜的分身，而亨利不顾一切地追求娜塔莉的情节，则是对年轻时丹追求戴安娜这段过去的现实投射。
加布在戴安娜的妄想中从小婴儿成长为小伙子，帅气、调皮、神出鬼没。加布唱的《我存在》（I’m alive）这首歌将他与戴安娜的关系说得很清楚，“我比回忆更实在，我是你本该拥有的未来”，“我存在，我存在，活的很自在，医生那些谎话都注定失败”，“我有你想要的姿态，也带着你的恐惧和悲哀”，“你想遗忘我就伴你左右，哪怕躲起来我也能轻易找到，不肯哀悼我，你今生都逃不掉”。虽然加布是戴安娜幻想出来的存在，但是不接受儿子的死，也令戴安娜受到加布的“掌控”，即陷入已经无法改变的过去中无法自拔。饰演加布的演员徐均朔认为加布这个角色是脆弱的，“他是某个人、某个情绪的投射，以至于他很脆弱。（中略）如果在生活中遇到‘加布’，我会对他说，我觉得你很帅，你没有在伤害别人，你别内疚，因为你就是他们自己。”[4]戴安娜的许多举动看似是在加布的引导下完成的，这种妄想一方面是精神疾病的驱使，一方面也反映了戴安娜的内心，因为加布有时也会安慰戴安娜。在痛苦和愤怒中把药倒掉、在对与儿子重聚的憧憬中自杀、渴望像女儿那样拥有青春而富有激情的爱情、在加布出场的血红色灯光交织代表医生和治疗的冰蓝色灯光中高唱音阶极不和谐的“抓住我，救我，我正在坠落”……加布的存在不仅承载了年轻夫妇的丧子之痛，或许只有沉浸在有加布的幻觉中，戴安娜才能面对自己与丹的夫妻关系，并不断在假想中维持一个看似美满的家庭。
身处当下的戴安娜的生活是极度混乱的。发病的时候会失眠、觉得自己会死于各种意外、说话语无伦次、在地板上做大量三明治……即便靠药物控制住了病情，不发病的时候双腿没有知觉，全身麻木，不仅开不了车，甚至起床后无法自己下床，所以《我想念群山》（I Miss the Mountains）中表达的“起伏感”有一部分说的应该是戴安娜痛苦于身体知觉的丧失，另一个层面是看到娜塔莉和亨利在谈恋爱，于是想起当年自己与丹的青年时光。如果说加布是戴安娜沉溺过去而产生的幻觉，那么娜塔莉则是与戴安娜正在发展的现在同步成长的。丹对于“正常”的执著使他一边在外面努力赚钱，一边不断送戴安娜去看病，戴安娜也在加布的“教唆”下进行了反抗——有一个情节是戴安娜苦于药物治疗的副作用，悄悄把药物倒掉，在丹的质问下歇斯底里地说出了“全小区就咱家马桶最嗨”（意思是药都给马桶嗑了）的台词，引得全场在紧张的争吵中哄堂大笑。但是更大的副作用接踵而至，戴安娜在现实中得不到理解，于是在第一幕即将结束时，伴着加布那首超级唯美的《有一个地方》（There’s a World）的唱段割腕自杀了。抢救过来后，医生从郝医生换成了风医生，治疗手段也告别了药物，选择了催眠疗法和直接通过电击消除记忆，可是最终并未成功。而处在相同时间线上的娜塔莉，也处于人生中的叛逆期和混乱时期。她从小就在母亲围着“空气”（也就是加布）转，父亲围着母亲转，没人围着自己转的家庭氛围中长大，成绩优异，有极高的艺术天赋，在即将高中毕业的时间点上遇到了追求自己的亨利。虽然亨利有酗酒倾向，还日常嗑药，可当娜塔莉忍受不了父母的态度，开始喝酒嗑药泡夜店的时候，亨利慌了。两个人的恋爱过程不能与戴安娜和丹的恋爱经历一一对应，但是亨利在了解到戴安娜的患病状况，以及娜塔莉担心两人在一起后，万一经历不幸，自己也会疯掉，最终造成家庭不幸的担忧后，依然选择不离不弃。娜塔莉是全剧最委屈的透明女孩小可怜，但是她的优秀和亨利对她的爱，不仅承载着戴安娜在难得打起精神来的时间里，对女儿默默的祝福，也承载着观众们对于古德曼一家未来生活的美好期待。
（二）精神疾病与家庭的“解构”
《近乎正常》中有的角色名很有趣。古德曼这个姓氏似乎在提醒观众，这是一家好人（good man），这家人就和随处可见的平凡好人一样，却在十八年前由于一次意外而饱受精神创伤的折磨。而身为幻象的加布则与大天使加百列（Gabriel）同名，虽然在剧中对母亲百般引诱试图带她离开人世，但从戴安娜的角度出发，加布始终作为她的美好幻想和心灵慰藉而存在。由同一位演员扮演的郝医生（Docter Fine）和风医生（Doctor Madden）这样两极化的名字也暗含了两位医生不同的治疗方法。
戴安娜的精神问题出现在组建家庭初期，这是大部分人会经历的人生阶段，所以会有十分强烈的代入感。但是围绕精神疾病这个主题，我们无法断言丹的做法、医生的决策，还有娜塔莉的不解和冷漠就是错的。
丹作为家中的经济支柱，一直努力维护自己青年时的承诺，对戴安娜不离不弃。他承认自己害怕孤单，但从他的做法来看，他渴望的“不孤单”是建立在正常的家庭生活之上的，因此一直近乎偏执地要求戴安娜不停地看病，在发现戴安娜病情反复的时候甚至暴跳如雷。在戴安娜进行电击治疗后，一度忘记十八年间的所有事情，不认识自己的家，不认识自己的女儿，即便如此，丹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大问题。于他而言，只要戴安娜忘记加布，古德曼一家就可以变回一个正常的家庭。在根据医生的建议，帮助戴安娜恢复部分记忆的时候，他也尽可能地回避有关加布的部分，直到戴安娜听到音乐盒的音乐声，想起这是自己第一次怀孕时收到的丹的礼物，悲伤的回忆又死灰复燃。作为与戴安娜共同承受了丧子之痛的人，在戴安娜离家之后，丹最终承认自己其实一直能“看见”加布这一事实，并且第一次叫出了儿子的名字。丹在一直坚持给戴安娜治病的过程中，忽视或者说是故意无视了自己的精神创伤，随着戴安娜的离开，他终于正视自己的内心。戴安娜的离开意味着古德曼家庭的“解构”，但这并非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因为在这个结局的未来里有无限可能。而丹意识到自己也生病了，说明他已经解开了自己对“正常”的偏执追求。
娜塔莉作为从生下来就莫名其妙被父母忽视的孩子，自然有她的隐忍和个性。虽然在剧中前三分之二她都表现出对父母的无语和厌烦，偶尔热情一下却发现依然无法与忙碌的父亲和神神叨叨的母亲沟通，于是大部分时间选择冷漠以待。而毕业舞会上的那场戏，本来因为父母都没来而赌气导致演出失败的娜塔莉，在发现母亲犯病时选择马上开车送母亲去医院。在母亲离家后，发现父亲颓废地独自一人在黑暗中枯坐时，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转身离开，而是选择开灯并安慰父亲说总会有光。娜塔莉的成长是令人欣慰的，这也是为什么观众会在她和亨利的恋爱关系中，产生对于美好未来的期许。她的成长或许并非基于对父母痛苦的理解，但她与自己的和解，来源于摆脱对精神疾病的恐惧，以及正视家庭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即便别人认为自己是个“怪咖”，即便在外人眼中自己的家庭并不正常，这些都不再会影响娜塔莉对于自己未来光明一面的追求。而亨利对娜塔莉家庭的评价则是极为自由而跳脱的，他关心娜塔莉，对于她的家庭背景并不在意，这一点从他问娜塔莉“你妈妈说搬去和她的父母一起住了，那你的外公外婆是真实存在的吧”这句调侃就能看出来了。娜塔莉的幸福当然不完全基于亨利的爱，她本身的努力和才华是她吸引亨利的地方，但她能遇到亨利这样一个看似玩世不恭，实则非常关心她并通过无微不至的关怀来适时制止她叛逆行为的人，也应该说是一种幸运和幸福了吧。
家庭的“解构”打破了“戴安娜中心”式的家庭模式，将丹和娜塔莉这两个人物从家庭关系中解放出来，还原为个体，并让父亲和女儿分别完成了与自我的和解。有人认为《近乎正常》主要描写了一个精神病人家庭的悲剧[5]，但从开放式的结局来看，随着家庭的“解构”，病态的家庭关系也随之瓦解，似乎不能简单地用悲剧这个类别来进行定调。此外，有关医生的情节贯穿始终，郝医生和风医生对于治疗戴安娜的病症进行了多番尝试，结果带给病人的只有痛苦，而病人的家属也在病人病情的反复发作中备受伤害。编剧通过戴安娜的治疗过程，表现了精神疾病的痊愈之难，以及对于现代医学手段的思考。戴安娜的主动离开，对于父女二人来说并非是送走了麻烦，编剧很明显地将父女二人对戴安娜的牵挂表现出来，这似乎也是在提供一个讯息：当一个群体遭遇共同的精神创伤的时候，个体需要先修复好自己的精神创伤，再来修复群体关系，或可解。
“找些方式继续生活，终于知道有很多方法好好活着，不一定非要快乐。”
（三）结语
《近乎正常》不是悲剧。这部剧没有在批判谁，也没有说接受“近乎正常”的状态可以成为一切情况的解决办法。但它让我们意识到，对于“正常”的过分追求似乎会造成更加“不正常”的结果。戴安娜的离开并非意味着“无解”，我相信在大多数观众的想象中，戴安娜拥有一个病情稳定的未来。在长期持续的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她选择在清醒的时候，重新审视问题，勇敢改变现状。离开，是音乐剧从头到尾戴安娜做出的唯一一个宣告众人的决定。而这个结局也将戏剧的主题从精神疾病深化到了人性的层面。《近乎正常》告诉我们，不要害怕，不要逃避，相信总会有光，才会有希望。而家庭剧这一极具代入感的设定，非常好地展现出了《近乎正常》主题的丰富性。
在剧场里，很多观众哭了。不过，略带戏谑的台词和不断反转的剧情，让我一度觉得剧场里出现笑声的次数比啜泣声还要多。我个人最真实的感受是看完心里非常难受，就好像感受到了别人受的伤，虽然我只疼了那一下，却永远记住了那道伤疤。即便两个半小时的音乐剧结束了，那道在别人心上的伤疤，却依然时时刻刻地让我感到伤感。我也相信结局过后，每个剧中人都会迎来比当下更好的未来，可是写这些感想的时候依然感到如鲠在喉。
之前通过网络资源看这部戏的时候，似乎没有特别好地共鸣到英语语境下的各种“梗”，但中文版非常好地弥补了这些缺憾。而现场听到复杂的六重唱（字幕板上都要分出六个格子），以及从头到尾六位演员实力相当的出色表现，还有被分割成七个破碎空间的三层立体舞美，优秀的伴奏乐队，这些都是走进剧场才能感受到的。现场的演出非常精彩。
大部分人不是戴安娜，很多人在生活中也从未接触过戴安娜那样的病人，但是《近乎正常》中文版带给我们的共鸣不仅来源于对于优秀音乐剧的艺术享受，充分的共情让我走出剧场感到精疲力竭的同时，依然会忍不住去思考我们曾经都或多或少回避过的一些事情。会令人心痛，也让人相信未来会更好。这是《近乎正常》中文版才有的独特魅力。
注释：
[1]百老汇摇滚音乐剧中文版《近乎正常》2021年场刊，七幕人生制作，第3页。
[2]引自微博@音乐剧近乎正常 2020年12月17日21:00视频动态。
[3]引自微博@音乐剧近乎正常 2020年12月20日12:30视频动态。
[4]同[1]，第39页。
[5]林海霞《论<近乎正常>的家庭悲剧》，《大舞台》2015年第11期，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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