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底层的生活

      本书不同于影视作品中的美国，作者芭芭拉.艾伦瑞克潜入最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展示了另一个不为人知、被其自身忽视的底层世界。作者先后体验过餐厅服务员、房馆房务员、看护之家助手、清洁女工和沃尔玛的售货员等职业，在体验底薪阶级生活时的所思所感，从内部揭露了底层社会的生活真相。      作者此体验的缘起于与一位杂志编辑在讨论贫穷问题，“那些缺乏专业人士能力的人，到底是怎么靠微薄的薪水来生活？”而经过芭芭拉的亲自体验，答案是他们根本生存不下去，即便是有社会福利制度。芭芭拉除了防止自己遇到的考验超乎承受能力而设下的一些底线之外，已经尽可能地贴近穷人的生活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作者被环境影响下所带来的行为变化。1、奴性犹如瘟疫，在悄无声息中受感染。        在炉边餐厅里，作者惊讶于自己被某种新的、奴性的东西感染，直接覆盖了她的十字军精神。她发现这种奴性就好比许多勇敢的人在战俘营里被淘空了勇气，随着时间的久远，会让人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样子，一个会给领导打小报告，以出卖别人来为自己谋得些许甜头的人，曾经自己最鄙视的人。      低薪工作普遍觉得自己像印度种姓制度里的贱民一样。通过芭芭拉的采访，发现这些底层人们有一股卑屈而失去天然本性，普遍没有牢骚抱怨，也不痛恨那些“无情”的管理层，更以管理层的人为标杆，奋斗目标就是要爬到跟他们一样的位子，过上他们那样的生活，就已心满意足。2、自尊和爱心是如此单薄      在贫穷的世界里，就如同物理学命题所讲的一样：起始点的条件决定了一切。即便是在遭受极限压迫和剥削廉价劳力时，你也不敢冒险怒吼一句“我不干了”，然后爽快地扬长而去，因为还有房租和餐饮以及各种账单等着你去付，找到新工作前的空隙就意味着超过一周没有薪水支票进账，弄不好就会露宿街头。生活不允许你任性，更容不得你高高在上的自尊。这也在某种程度使人们越贫困，他们的行动力也通常越加受限。      在低薪的底层社会里，有时候就连爱心都显得如此廉价和发挥不了余地。因为你对每时每刻都需要的救济，是无能为力的。在清洁女工工作中，作者甚至都怀疑过自己那种想要拯救别人的情结，其动机之一也许是想要成为：一个被人注意的人。3、眼界变得狭隘      芭芭拉试图了解，如果一直持续做两份工作来维持生活，没有一天休息地连做好几个月，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子？但在超负荷的工作下，作者发现其中一个症状就是眼界变得狭窄。你的眼里只剩下工作，你的同事们要不是变成自己人，就是生死大敌。小事可以被放得很大，一场斥责则可能到夜里还回想不已，甚至还会进行所谓的自我分析：猜测某人暗地里放你冷箭。      但无论多低阶的工作，没有任何一个是真的“不需要技巧”，每一分工作都需要专注力，而且大多必须要精通新对象、新工具和新技巧。为了生存而同时做两份底薪的工作，会耗掉你所有精力和大部分思考能力，变得迟钝，无法专注于深度思考。4、对他人变得更加苛刻      在沃尔玛当销售员时，作者与一位矮个子同事发生口角，在那位同事必须借助梯子才能把退回品放回高架子上，看着她把梯子推来推去时，芭芭拉说当时她的心里是一股蓦然涌上的邪恶快意，并从自己正在工作的区域不时探头偷看，希望能看到她啪地一声摔到地上。在一连工作快九个小时之后，芭芭拉看到一位行动不便的夜班接线生坐在轮椅里，纵然他看起来比平时还要悲伤，但芭芭拉最直接的第一个想法竟然是：至少你还坐着。这使得芭芭拉意识到，在某个层次上她正在退步。芭芭拉被这个发现惊到，若拿掉她的原本职业和生物学博士的教育程度，剩下的那个原始的芭芭拉非常吓人：她会更苛刻，更狡猾，更满怀怨恨，而且不如希望的聪明。            英国《卫报》专栏作家波莉.汤因比在前言部分所言，在繁荣时代里，大众沉浸在愉悦中，没有人想要知道社会底层的事，而且社会其他阶层看到的和知道的越少，就越会以为从事这些没有出路的工作的人只是一些不可救药的个例，甚至会以为他们是一些心智半缺陷者。又或者，他们舒适地以为财富在向下流动，而且穷人们正缓慢地向上层行进，加入其他每一个人。      作者在第四章成果评估中，也探讨了为何底层人们缺乏起而反抗的能力。大致可归为以下五点：1、消息的闭塞，2、缺乏经济知识，3、金钱“禁忌”（绝口不提有关个人收入的话题），4、企业将利诱和威迫结合的管理方式，5、富人的盲目、国家的沉默和媒体的导向性。

      本书的写作虽然是基于美国社会，但这种底层民众的生活却具有某种普遍性，也折射出社会的众生相。在某种意义上说，穷人已经从主流文化里消失了，无论是在政治词汇、知识研究或日常娱乐里，都消失无踪。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穷忙”一族不再是局限于某一国某一阶级的个例现象，贫穷也已然成为全球化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我在底层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