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今读》乃中国哲学家李泽厚所著，李泽厚是中国儒家思想、西方思辨主义哲学和马列主义的集大成者。他所著《中国哲学思想史论》、《美学四讲》和《人类历史本体论》成为在美学和哲学范畴的前沿引导者，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做出极大贡献。
话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不仅是中国文化思想的精髓，更是潜意识引导中国人思维行动的指南针，借李泽厚先生解读《论语》，使我辈得以立身立命。
《论语》乃两千多年前孔子及弟子的问答传记，其思想穿越千年经久不衰，值得深思。其中一部分因时代局限，我们取其“精华”，探求其真知，延续其魅力，身体力行，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作为论语首章以“悦、乐”二字引出，彰显出以儒学为骨干的中国文化中的“乐感文化”：不同于西方基督的“罪感文化”、日本大和魂的“耻感文化”，它以“一个世界”（即此世间）的设定，即不谈论不构想超越此世间的形上世界（哲学）和天堂地狱（宗教），以“实用理性”（思维方式或理论习惯）和“情感本体”（生活真谛或人生归宿）为精神核心。
学习而不断实践后获得的满足感幸福感，个人的愉悦感，学为人类本体独自存在价值的至高荣誉感；有亲朋好友远方而来的那种人与人之间共同交织群居而生的快乐感。情真意切的快乐跃然纸上，是生活中我们的真实体验。
李泽厚在《美学四讲》中把审美分作三个层次：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
其中悦志悦神已经上升到具有至高精神体验的“天人合一”的皈依，他是一种无人格神设定的精神信仰：真正的人必须在自己的旅途中去建立依归、信仰，一边去设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边又要追求“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没有任何的外在的拯救、希冀和依托，因此其内心之悲苦艰辛、经营惨淡、精神负担更沉重于具有人格神格局的文化。
“没有人了解自己的人格，自己的才华，并不烦恼咒怨，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群居的社会里，个人的价值能力难免不被众人发现接受，这个时候作为“君子”不必怨天尤人，更不必趾高气扬。正是这种无所寄托的“孤独”感受，内化成自我的人格品性的时候，也正是寻找志同道合好友的时候。
当我们追寻这种悲苦的“悦志悦神”，甚至面对时代的局限，世事无常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时，人生的意义和快乐就在于此，因“其生也有涯，其生也无涯”。
同样后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我们的坐标定位不是因别人认可而定位，那样就很容易随波逐流，因别人的流言蜚语而患得患失，左右摇摆。个人的定位乃是来自于自我意志，来自于对自我能力的深刻认识。我们更担心的是不了解别人的能力和志向，反而错失了结交更多志同道合人的机会，错失了与他人共建美好生活的“悦乐”。正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乃儒学中偏向宗教性道德的传人，更加注重儒家仪式。
人都有错，正因为我们不断进步不断成长，面对新事物新机会才会犯错。我们不怕犯错，鼓励尝试。但如果一错再错而不知反省，那只能是心存懒惰，甚至愚笨无知；若知错能改，砥砺前行，那就称其为君子了。在不断自我反省中，处世哲学和人生智慧不断地总结积累，这便是一种具有哲学性智慧的人生。
人处于“与他人共在”的“主体间性”之中。要使得这个“主体间性”真有意义、价值和生命，那必须先从自我做起。这不仅是交友处世的“君子”之道，而且也是稠密人际关系，并将这关系放置于很高地位的自我修养和自我意识。
谋事-交友-传授乃人生“主体间性”主要构成。谋事是否尽心，交友是否忠信，传授是否亲身实践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断反省自我，躬身前行。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
所谓君子，“饱食、安居”非其追求，而是“尽人事”，一生无可休息，这便是崇高的人生责任感，也是真正“生的意义”。（此非如佛教普度众生以获来世，也非基督教拯救苍生而升入天堂，而是今生今世实现自我理想，一生绚丽之精神信仰）正如
孔子曰“望其旷，皋如也，填如也，鬲如也，此则知其息矣。”
子贡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已将生死看透，视死如归，一生所求“尽人事听天命”，敏事、慎言、有道从正，不可懈怠。若是懈怠，自己的人生就不随人意，到头来不免留有遗憾终生。
后记：读罢此文，三十而立之年，往事历历在目，个人奉君子之道仍任重而道远，且脚下一事一物，不敢懈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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