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学习第227篇《小雅 黍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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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学习第227篇《小雅 黍苗》

原文阅读

芃芃黍苗，阴雨膏之。

悠悠南行，召伯劳之。

我任我辇，我车我牛。

我行既集，盖云归哉。

我徒我御，我师我旅。

我行既集，盖云归处。

肃肃谢功，召伯营之。

烈烈征师，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召伯有成，王心则宁。

译文参考

黍苗生长很茁壮，好雨及时来滋养。

众人南行路途遥，召伯慰劳心舒畅。

我挽辇来你肩扛，我扶车来你牵牛。

出行任务已完成，何不今日回家走。

我驾御车你步行，我身在师你在旅。

出行任务已完成，何不今日回家去。

快速严整修谢邑，召伯苦心来经营。

威武师旅去施工，召伯经心来组成。

高田低地已修平，井泉河流已疏清。

召伯治谢大功成，宣王心里得安宁。

字词注释

（1）芃（péng）芃：草木繁盛的样子。

（2）辇：人推挽的车子。

（3）集：完成。

（4）盖（hé）：同“盍”，何不。

（5）肃肃：严正的样子。

（6）功：工程。

（7）烈烈：威武的样子。

（8）原：高平之地。

（9）隰（xí）：低湿之地。

诗歌赏析

        《黍苗》是宣王时徒役赞美召穆公（即召伯）营治谢邑之功的作品，诗意自明。《毛诗序》说它是“刺幽王也。不能膏泽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焉”。前人多有辩驳，朱子直言：“此宣王时美召穆公之诗，非刺幽王也。”（《诗序辨说》

　　全诗共分五章，章四句。

　　第一章以“芃芃黍苗，阴雨膏之”起兴，言召伯抚慰南行众徒役之事。召伯如前所言，他是宣王时的贤臣，曾在“国人暴动”时以子替死保住了时为太子后为宣王的姬静性命，与宣王关系非同一般。他还曾率军战胜淮夷，建立奇功，《诗经》中多有吟唱，《大雅·江汉》有“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的句子。经营谢地这样的要冲重邑，非文治武功卓著的召伯没有人可担当此任。诗首两句兴中寓比，言南行众人得召伯抚慰如黍苗得时雨滋润一般。正因为如此，谢邑的营建才会那样迅捷而有序。首章用了两句（也是全诗仅有的两句）兴句开头，使得这首记录召伯营谢之功的诗作多了几许轻松的抒情味。车辇南行路途之遥远、跋涉之艰辛是可以想像的，但有召伯之劳，就没有什么让人不胜劳苦的。

　　第二、三两章反覆吟唱，既写建筑谢城的辛劳和勤恳，又写工程完毕之后远离故土的役夫和兵卒无限思乡之情。“我任我辇，我车我牛”，在短句中同一格式反覆出现，急促中反映出当时役夫紧张艰辛、分工严密且合作有序的劳动过程；“我徒我御，我师我旅”以同样的节奏叙述兵卒在营建谢邑中规模宏大也同样辛苦的劳作场面。这两部分看似徒役在谢邑完工之后对劳动过程的美好回忆，实际上也是对召伯经营谢邑这样的庞大工程安排有方的热情赞美。这两章后两句言：“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我行既集，盖云归处。”是长期离家劳作的征役者思乡情绪真实而自然的流露。但尽管思乡之情非常急切，语气中却没有丝毫怨怒之气，确实是与全诗赞美召伯的欢快情绪相和谐的。

　　第四章是承接二、三两章所作的进一步发挥，言召伯营治谢邑之功。谢邑得以快速度高质量地建成，完全是召伯苦心经营的结果。“肃肃谢功，召伯营之”两句照应第二章，不过第二章是铺排，这两句是颂辞，重心有所不同。“烈烈征师，召伯成之”，颂扬召伯将规模甚众情绪热烈的劳动大军有序地组织起来营建谢城的卓越的组织才能，这两句与第三章相照应。由此观之，此诗在结构安排上颇具匠心，严整的对应，反映出雅诗的雅正特点，与风诗不同。

　　诗最后一章言召伯营治谢邑任务的完成对于周王朝的重大意义。“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是说召伯经营谢邑绝非仅修城池而已，还为谢邑营造了必要的生存环境。修治田地，清理河道只是末节，但连这些都已安排到位，就不会有什么疏漏了。这个时候，谢邑作为周王朝挟控南方诸国的重镇已建成，周宣王心中当然舒坦多了。“召伯有成，王心则宁”，于篇末点题，为全诗睛目。在用韵上，末章一改前面几章隔句押韵的规律，句句押韵，且用耕部阳声韵，使节奏和语气顿时变得舒缓起来，极具颂歌意味。

《黍苗》学习的反思探讨

      此诗是纪实性作品，要对作品有较为深刻的理解，须了解相关史实。

      周宣王是在其父厉王出奔并死于彘（今山西霍县），整个周王朝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即位的，“宣王即位，二相辅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史记·周本纪》）

      在其执政的四十七年中，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史称中兴。作为一代中兴贤君，周宣王重用了一批贤能之人，如仲山甫、尹吉甫、方叔等，《黍苗》诗中所赞美的召穆公召虎也是当时一位文武双全的贤才。

      诗中所述召伯营谢的事发生在宣王鼎盛时期。为了有效地加强对南方各族的攻守控制，宣王便封其母舅申伯于谢（在今河南唐县，与湖北枣阳近），并命召伯虎带领徒役之众前往经营谢邑。在营建任务圆满完成的时候，随行者唱出了这首诗歌。

      《诗经·大雅》中还收录了一首宣王的大臣尹吉甫作的《崧高》，也是叙述申伯迁居封地谢邑的事，可见当时申伯封谢确实是件大事，可以参照阅读。

《诗经》学习的背景知识

为什么雨能激发诗人的灵感

        在甲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卜雨的卜辞：“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喜悦和盼望的心情跃然可感，这首卜辞可谓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喜雨诗。

        在《诗经》中，我们多次读到农人对雨水的歌颂和期盼：“芃芃黍苗，阴雨膏之。”（《黍苗》）“有渰萋萋，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大田》）“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甫田》）诗人本应关心民瘼，田间望岁的农人见雨而喜的心情自会感染诗人的情绪并激发他们的诗兴，后代的诗人也时常表达对甘霖的喜悦。

        杜甫说：“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辛弃疾说：“山才好处行还倦，诗未成时雨早催。”显然，及时而适量的雨水是农耕时代的人们最盼望的事物。王安石写过两首《元丰行》，前者说：“雷蟠电掣云滔滔，夜半载雨输亭皋。”后者说：“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雨风。”都把风调雨顺看做最大的祥瑞。

        南宋的曾几在久旱得雨后喜而作诗：“一夕骄阳转作霖，梦回凉冷润衣襟。不愁屋漏床床湿，且喜溪流岸岸深。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桐叶最佳音。无田似我犹欣舞，何况田间望岁心！”

        他的学生陆游也曾作《喜雨歌》：“不雨珠，不雨玉，六月得雨真雨粟！”1062年，久旱的凤翔下了三天大雨，苏轼目睹了“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抃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的景象，就把刚落成的一座亭子命名为“喜雨亭”，并对友人说明其理由：“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可见好雨还能给诗人带来实际的益处，难怪他们见甘霖而诗兴大发。然而淫雨会损害庄稼，还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

        754年秋，关中大雨六十余日，正困居长安的杜甫叹息说：“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裯，相许宁论两相值！”763年秋，蜀中淫雨不止，正在梓州的杜甫忧虑万分：“莽莽天涯雨，江边独立时。不愁巴道路，恐湿汉旌旗。”

      由此可知，从实际的角度来看，雨并不总是给人带来喜悦。事实上诗人们咏雨时也并不总是联想到地里的庄稼，杜甫和辛弃疾认为雨能催诗，另有原因。

      或许可以归因于雨的审美价值。首先，雨是自然界的清洁工，经过雨水的洗涤，整个世界变得一尘不染，使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李白说“雨洗秋山净”，杜甫说“雨洗平沙净”，又说“雨露洗春芜”，岑参说“雨洗月色新”，韩愈说“长安雨洗新秋出”，白居易说“绿野全经朝雨洗”，杜牧说“疏雨洗空旷”，皮日休说“雨洗清明万象鲜”……在诗人们的眼中，世间的一切景物，包括天上的“月色”和“河汉”，以及无形的“空旷”和“韶光”，都会经过雨水的洗涤而变得洁净、鲜明、亮丽，这当然使他们赞叹不已。

        其次，雨景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细微的雨丝织就一张轻盈的薄纱，被它笼罩的景物变得朦胧迷离、若隐若现，从而进入了诗的意境。李白赞美说：“空烟迷雨色，萧飒望中来。”岑参说“远峰带雨色”，吴融说“青林上雨色”，他们都认为隐藏在雨幕后的景物变得更加美妙。其实雨丝自身就优美如诗，李商隐说：“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杜牧说：“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杨万里说：“雨来细细复疏疏，纵不能多不肯无。似妒诗人山入眼，千峰故隔一帘珠。”试想烟雾般的春雨飘洒在屋瓦上，或雨丝像珠帘一样挂在窗前，这不是如梦如幻的诗境又是什么？

      再次，无论雨点落在何处，总会发出美妙的声响。张继说：“萧萧茅屋秋风起，一夜雨声羁思浓。”不管你是住在茅屋还是瓦屋内，总能听到屋顶上的萧萧雨声。台阶上承檐滴，从那里传来的雨声更是清晰可闻，何逊说“夜雨滴空阶”，温庭筠说“空阶滴到明”，都是显例。此外，张耒说“芰荷声里孤舟雨，卧入江南第一州”，元人徐再思咏夜雨的散曲中说“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荷叶、梧桐叶和芭蕉叶以及各种宽大的叶子，都能发出美妙的雨声。即使是枯荷败叶也有此功能，李商隐就说：“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当点点滴滴、富有节奏感的雨声传到诗人耳中时，怎不让他们诗思如潮？杜甫的《春夜喜雨》是古今最好的雨之颂歌。

      当然，诗人们常常也在雨夜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身世的凄凉。黄庭坚说“江湖夜雨十年灯”，正是对飘泊生涯的形象概括。陆游说“茅檐一夜萧萧雨，洗尽平生幻妄心”，正是壮志销尽后的黯然回首。清人南潜说“梧桐滴沥客心惊，秋雨能催白发生”，正是对迟暮之感的生动刻画。

      风雨在白天妨碍人们的出行，在夜晚触动人们的愁肠，诗人因而把它看做人生坎坷的象征。李商隐的《风雨》中说“黄叶仍风雨”，正是感叹人生多舛。元稹在客舟中听雨：“曾向西江船上宿，惯闻寒夜滴篷声。”

      当面对“风雨人生”时，谪居黄州的苏轼给出了最为珍贵独特的人生态度：“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此时四十七岁，自从二十五年前进士及第以来，他经历了丧母、丧妻、丧父的人生不幸，也经历了被诬外放、流宦各地的宦海风波。

      阅尽人间沧桑，历尽人生坎坷的苏轼，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条件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炼就一付宠辱不惊、履险如夷的人生态度。这种执著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使得苏轼身处逆境时不忧不惧，在遇到变故时处变不惊，这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人生境界，成就了千古绝尘的平和、淡泊、安详、从容的君子人格。

参考资料

《莫砺锋诗话》，莫砺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