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景】
公元前531年即鲁昭公当政的第十二年，刚当上费邑行政长官的南蒯就与鲁国的执政官季平子（三桓之一）闹起了矛盾。南蒯的父亲南遗曾是季氏的家臣，季氏家族自主建立费城，南遗是出过力的，并且做了费城长官。可是，季家新任宗主季平子不念旧情，对南蒯很轻慢。南蒯很是不服气。
南蒯开始策划叛乱。他找到鲁昭公的儿子公子慭，说：“我负责搞倒季氏，把他家的钱财归还鲁国公室，然后您让我占据费邑，我当大夫。”当时，季氏家族凭着当执政官的便利条件，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形成了“季氏富于公室”的局面。能把专权的季氏搞掉，还能得到一大笔意外之财，公子慭当然愿意了。随后，南蒯又联合了鲁国大夫叔仲穆子等人，形成了一股反对季平子的力量。
【传文】
南蒯之将叛也，其乡人或知之，过之而叹，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浅谋，迩身而远志，家臣而君图，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三之《比》三，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翻译】
南蒯将要叛变的时候，他的家乡有人知道情况，走过他门口，叹了口气说：“忧愁啊，愁啊，忧啊！想法高而智谋浅，关系近而志向远，作为家臣而想为国君图谋，要有人材才行啊！”南蒯随意占筮而不问所求何事，得到《坤》卦变为《比》卦，卦辞说，“黄裳元吉”，就认为是大吉大利。把它给子服惠伯看，说：“如果有事情，怎么样？”惠伯说：“我曾经学习过《易》，如果是忠信的事情就可以符合卦辞的预测，不然就必定失败。外表强盛内部温顺，这是忠诚，用和顺来实行占卜，这是信用，所以说‘黄裳元吉’。黄，是内衣的颜色。裳，是下身的服装。元，是善的第一位。内心不忠诚，就和颜色不相符合。在下面不恭敬，就和服装不相符合。事情办理不好，就和标准不相符合。内外和谐就是忠，根据诚信办事就是恭，崇尚上述三种德行，就是善，不是这三种德行就无法承当卦辞的预测。而且《易》不能用来预测冒险的事情，您打算做什么呢？而且能不能在下位而恭敬呢？中美就是黄，上美就是元，下美就是裳，这三者都具备了才可以合于卦辞的预测。如果有所缺少，卦辞虽然吉利，未必能行。”
我们先来看看这两卦卦辞
我们先来看看本卦六五爻辞：黄裳，元吉；在看看比卦九五爻爻辞：显比，王用三躯，失前禽，邑人不诚，吉。南蒯怎么看这个卦都是吉，但是心理肯定想的是造反这个事情，所以认为这件事比较吉利，惠伯却说，有德行测得话应该是吉，心怀不轨得人测就不是好事，那么你南蒯要掂量下自己德行好不好！
我们在用体用关系分析下这两卦
主卦为《坤》，上卦为用卦为坤土，下卦为体卦为坤土，变卦为《比》，上卦为用为坎水，下卦为体用为坤土，体都为土，用卦得变卦为水，但是主变三卦都是为土，也就是虽然外因对土有影响，但是主卦都能克服，说明反叛会遇到阻碍，但是不会有太大问题！可问题就在于一点，这个也是我在真实测卦过程中会问到得一个问题，您测卦心情怎么样？如果您很不开心得去测，遇到好卦也要打三分折扣，如果您测卦心情还不错，遇到凶卦，也是可以增加三分的，和此处强调的德行类型，那么有人会问了,老师，我测卦一定要保持心情开心吗？那件事情本来让我头疼，我只建议一点，要么虔诚点，卦会很清晰，我只是按照卦象表达的东西给你释疑，我不能改变你现状，不要刻意保持一种状态去预测，随意随心随机而测，这样才是真实的。
【验辞】
政治斗争进行到关键时候，公子慭离开了鲁国，陪着父亲鲁昭公去晋国进行外事访问了。失去了公子慭这个政治靠山，南蒯在与季平子的政治斗争中就处于下风了。他不想坐以待毙，于是一不做二不休，以季氏家臣的身份占据费邑叛乱，为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做最后的搏击，他就以费邑做见面礼投靠了齐国。
季氏政权出兵平叛。执政官季平子命叔弓率师围攻费邑。叔弓是鲁国有名的大夫，善于统军征战，可是，这次攻打费邑的行动却不顺利。费邑城防坚固，叛军的战斗力也很强。一看费邑久攻不下，季平子就有点气急败坏，他下令，鲁国军队只要见到费邑人就抓住，关到监狱里。
这么一搞，就把费邑之人都变成敌人了，那岂不更增加平叛的难度？好在鲁国还有明白人，一个叫冶区夫的大夫劝谏季平子，说：“您这个做法不对呀。如果见了费邑的人，挨冻的给他们衣服，饥饿的给他们食物，好好地照顾他们，这样，费邑的人就会归服我们，南蒯的叛乱自然就失败了；如果您用高压的手段，那么，费邑的百姓无家可归，他们不追随南蒯又到哪里去呢？”季平子听从了建议，结果费邑人背叛了南蒯。到鲁昭公十四年，众叛亲离的南蒯只好只身逃往齐国，费邑重新回到鲁国的怀抱。
逃到齐国之后，南蒯的日子过得并不如意。有一次，南蒯陪伴齐景公喝酒。齐景公突然对他说：“叛徒！”南蒯吓得胆战心惊，赶紧解释说：“我是想帮助鲁国君王夺回政权啊。”结果，齐国大夫韩皙说得更不客气：“身为季氏的家臣，却奢言加强鲁国公室的权力，罪过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后来下场如何，《左传》并未述及。但是我们通过卦例可以大胆预测一番，无刑伤。儒家这群人，向来对卖主求荣的人进行打压，很瞧不上这类人，我们上文的《三恒弄权，楚丘卜卦，释《明夷》变《谦》卦》篇中记述孙叔昭子杀竖牛以后，孔子评价这件事：叔孙昭子之不劳，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叔孙昭子不酬劳竖牛，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周任有话说：‘掌握政权的人不赏赐对于私人的功劳，不惩罚个人的怨恨。’《诗》说：‘具有正直的德行，四方的国家都来归顺。’”）竖牛有恩于孙叔昭子，但是没有考虑一点，你把我整个家庭都毁了，还让我对杀父杀兄仇人要好，这点不管是从法律层面还是道德方面都说不过去，所以虽然孔子恨三桓专鲁，左丘明通过文字表达了当时国人的思维（惠伯，家乡人，齐王，齐国大夫韩皙）：有恩于你的人，你作为别人的家臣就不能反叛，即使主子虐你千百遍，这种阶级固化的思维，对于统治者或者当权者确实利大于弊，《左传》不记述南蒯后面情况，想必是安稳活到了后来，如果没有活下来，不在书籍记载是不可能的，因为儒家的言官对于不合胃口的人一定会口诛笔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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