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
丹尼尔·卡尼曼，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行为经济学的鼻祖。
关于本书
行为经济学流派的经典力作，运用心理学理论和经济学分析结合的方法，第一次对于影响个人和群体经济决策的偏见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它认为人并不是理性的经济动物，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并不理性，偏见与生俱来，与直觉紧密相关。
核心内容
人类的思考模式可以拆分成快思考和慢思考两个系统。前者是依赖直觉的、无意识的思考系统，后者是需要主动控制的、有意识进行的思考系统。在人类的决策行为中，由于慢思考系统的懒惰，很多时候会由快思考系统占据主导。而快思考的直觉存在很多缺陷，容易导致种种偏见和失误。我们应该有意识的地动慢思考系统去弥补，提高决策质量。
前言
作者丹尼尔·卡尼曼，是历史上第一位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在这本书里，卡尼曼提出了一个对传统经济学非常有颠覆性的观点，就是在很多情况下，人并不是理性的，偏见是人与生俱来的缺陷。
丹尼尔·卡尼曼目前仍然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心理学教授。2002年他获奖时，曾经引起轰动，我们前边也说了，这是有史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次颁发给心理学家。为什么卡尼曼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是将心理学理论、心理学实验与经济学研究相结合的先驱者。他获奖的研究课题，是人在不确定状态下的行为模式和决策依据。一直以来，传统的经济学把人假设为绝对理性的决策主体，认为人会理所当然的做出理性决策，并且在这基础上推导出一系列理论和论断。但是卡尼曼的研究说明，这种假设是有缺陷的，人在做决策时并不是完全理性的。
这样，卡尼曼开创了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这就是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将心理学理论和经济分析结合起来，更多关注那些传统经济学关注不足的因素，比如人们的行为、认知、情感、心理、人格等等，如何对个人和群体的经济决策产生作用，从而影响经济组织和经济系统的运行。
卡尼曼参与开创的行为经济学，是近年来发展最快、最热门的经济学分支之一，连续出了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中就包括2017年的理查德·塞勒。而且，正是在卡尼曼的影响下，塞勒形成了心理账户、框架效应等代表性的理论。
《思考，快与慢》这本书，是卡尼曼的代表作，也是行为经济学理论的经典著作。这本书开创性的贡献，就是把人类的思考模式拆分成快思考和慢思考两个系统。或者按作者自己的话来说，系统1和系统2。系统1是依赖直觉的、无意识的思考系统，系统2是需要主动控制的、有意识进行的思考系统。在人类的决策行为模式中，两个系统都会发挥作用，但是，由于系统2的懒惰，很多时候系统1会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系统1的直觉式思考模式又存在种种缺陷，容易导致人类决策中的偏见和失误。我们应该有意识的去弥补这种缺陷，用系统2去弥补系统1，用慢思考去弥补快思考，有利于提高决策质量。
下面，我们一起来解读全书的三个重点内容：第一， 在系统1和系统2都会起作用的前提下，人类的思考模式有什么特点；第二，如果系统1在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会导致什么样的偏见和失误；第三，如何利用系统2来避免系统1带来的偏见和失误，改进我们的思维。
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在系统1和系统2都会起作用的前提下，人类的思考模式有什么特点？
我们前边已经说过系统1和系统2的区别。其中，系统1是直觉系统，运行起来速度快，不怎么消耗脑力，不用意识控制，可以称为快思考。系统2是非直觉系统，有意识进行，需要保持足够的专注，主动控制，可以称为慢思考。
听起来似乎有点抽象，不要紧，我给你举个例子。当你看到一张女士的照片，她的头发是黑色的，正在瞪大眼睛，看起来是个年轻人。这些判断对你来说几乎是自动完成的，是无意识的，而且毫不费力，这就是系统1在发挥作用，这是你的快思考。而当你面对一道乘法计算题，比如17乘以24，你可能知道答案的大概范围，但是除了少数接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士之外，如果你不花点时间去计算的话，就无法得到正确答案。这个计算过程对你来说，需要集中注意力，刻意并且努力进行，还要遵循一定的方法，这是系统2在发挥作用，也就是慢思考。不过，系统1和系统2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实体，也不是大脑中某个固定的部位，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思考模式。我们说系统1和系统2，只是为了理解起来更方便。
说到这里，你对系统1和系统2应该有了一个大概理解了，简单说系统1就是依赖直觉，人类面对环境的刺激，直接在自己的过往经历和记忆中选取相关联的内容。它不用经过理性的推导或计算过程，就通过直觉直接得出结论。比如说，纸上写了两个词，香蕉和呕吐，你看到这两个词的一两秒之内，脑子里可能就会想到吃了香蕉以后呕吐的记忆。这种自动产生的不适感，就是你的系统1在发挥威力。而系统2，就是依赖理性，主动的把节奏慢下来，运用刻意的推导或计算，通过一定的方法得到结论。
每一个人的思考过程，都是系统1和系统2合作的结果。你想想看，当你清醒、精力旺盛的时候，系统1和系统2都处于活跃状态。系统1不断给系统2提供信息，比如印象、感觉等等。正常状态下，系统2只是稍微调整，或者按照系统1的建议来做判断。但是，当系统1运行遇到阻碍时，便会向系统2的理性思考求助，这也就是卡尼曼所说的，直觉遇到麻烦，理性会出面解决。
例如开车的时候，你按照道路标志行驶，躲避车辆和行人，拐弯时打转向灯，这些都是系统1的快思考，通过直觉就可以迅速完成判断。而当你到了一个陌生的路口，需要选择不同分岔路的时候，你往往会慢下来，让系统2的慢思考介入，搜寻路牌上的有效信息，或者查地图，做出判断。一段完美的旅程，就是系统1和系统2的完美合作。
不过，卡尼曼通过各种心理学实验的成果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你在主观上，往往觉得自己是理性的，是理性在掌控着自己的决策。但实际上，系统1才是你行动的依据，你的大多数行为都是在系统1的指引下，在无意识之间完成的。那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是因为系统2需要集中注意力，但人类大脑又是天生有惰性的，不愿意多付出这些注意力。在这种惰性之下，系统2往往会对系统1的直观判断无条件接受。系统1的直觉式快思考，也就成为了人们决策和行为的真正主宰。尤其是在人精力不足的情况下，系统2会更加弱势。
书里举了这么一项实验，审核官要审核犯人的保释申请，成功率跟审核官吃没吃饭有很大关系。要是审核官在饭后审，通过率就高达65%，几乎是平均水平的两倍。通过率最低的是什么时候呢？是审核官饭前的时段。那时候审核官又饿又累，没什么精力，往往不会认真判断，直接弃权，也就意味着保释申请不通过。
好了，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每一个人的大脑里都存在系统1和系统2，对于日常问题，用系统1就可以做出直觉判断；对于复杂问题，需要系统2发挥理性，用慢思考来解决问题。系统1和系统2处于一种合作分工的状态，如果能实现合理分工合作，人的思考将会事半功倍。
不过，我们前边也说过，系统2往往会因为惰性，不能及时启动介入，或是直接采取系统1的直觉思考结果，导致系统1占据优势，主宰整个思考过程。而系统1自身存在的缺陷，容易导致人在思考过程中出现偏见和错误。
第二部分
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二个重点内容，如果系统1在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会导致什么样的偏见和失误？
卡尼曼对直觉导致的偏见和失误，进行了非常系统深入的研究，在书里也列举了大量现象，比较典型的是三种偏好和四种效应。我们把它们叫做系统1的“七宗罪”。你不需要记住这七宗罪，只需要在我介绍的时候对照一下，看看自己在日常的思维中，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习惯。
让我们一样一样来说。第一种，是典型性偏好，就是人们会过度关注典型事件，而忽视了典型背后的概率。有这样一个实验，先告诉你，一个人在纽约地铁里阅读《纽约时报》，然后让你猜测她的学历，她是有博士学位，还是连大学文凭都没有。实验结果显示，大多数人想都没想，就选择了博士学位这个选项，这是基于典型性偏好做出的判断，但从概率来说，这个答案肯定是不明智的。因为在人群里，有博士学位的人和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相差的是很多的。而系统1对于看报纸这个典型特征的过分关注，很容易让你忽视基础概率，这就是典型性偏好导致的偏见。
再举一个例子，书里写了一个著名的琳达实验。实验人员先虚拟一位女性琳达，然后开始描述她，她关心社会歧视问题，她曾经参加反核示威游行等等，然后让志愿者来判断琳达的身份。关于身份有这么两个选项，一个说琳达是一位银行出纳，另一个说琳达是一位银行出纳，并且积极参与女权运动。按道理说，第一个选项的概率更大，但是结果，选第二个选项的人更多。这就是因为人们更愿意选典型特征更多、细节更丰富的选项，而忽视了一个统计学原理，就是特征越多，概率越低。
接下来是第二宗罪，可得性偏好。如果一件事情更容易出现在大脑里，人们就认为这件事情更容易发生。比如，你看新闻，发现上个月发生了一起飞机相撞事件，那你出远门就容易选择开车或者坐火车。如果依靠理性，你应该去认真计算各种交通工具的事故概率才对。有意思的是，把可得性偏好的效用发挥到极致的，不是科学家，也不是政治家，而是恐怖分子。
在以色列，恐怖主义活动猖獗，但是在恐怖活动中死亡的人数，也远远小于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但是，新闻媒体更关注恐怖事件，经常报道恐怖事件，这就导致公众更容易联想到恐怖事件，而不是去计算背后的概率。这样，即便是袭击规模不大的恐怖事件，也能引起社会的巨大恐慌。可得性偏好的成因，在于系统1会将“容易出现”和“概率较高”弄混，宁可做直觉判断，也懒得启动系统2进行科学的概率运算。
再来说第三宗罪，因果性偏好。系统一有个特点，喜欢对事物进行因果关系解释。它的解释是合理的吗？不一定，这在两种情况下特别容易导致偏见。第一种情况，是对随机事件进行因果关系解释。比如二战期间，德国发射 V 型火箭袭击伦敦，伦敦人发现，在不同地区，爆炸点不一样。很多人相信，在没有爆炸的地点一定藏着德国的间谍。但是严谨的统计分析显示，爆炸点的分布只是典型的随机事件。
第二种情况，人们会对回归平均值的结果进行因果关系解释。回归平均值是一个基本的统计学原理，意思是每一次的表现，总会趋向于回归平均水平。例如，高空滑雪技巧比赛，运动员要是这回做出一个完美动作，下一次就很有可能出现失误。但是，系统1对统计学原理缺乏直观理解，总是要用因果关系去解释。要是下一次动作表现不好，你会认为，运动员已经领先了，所以特别紧张，发挥失常。如果下一个动作表现得更好，你就会认为，运动员已经拿到了高分，心情放松，也就能更好发挥竞技状态了。这样的判断往往没有什么事实根据，只不过是你大脑里的系统1，自动生成了因果关系解释。因果性偏好的成因，可能和人类与生俱来的合理化天性有关，所见所知的各种事物，都需要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合理化解释。
说完因果性偏好，我们说第四宗罪，光环效应，是指你先接受了事物的一些信息之后，这些信息就会影响你对事物的整体判断和理解。美国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做过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他假设有两个人，一个叫艾伦，另一个叫本，用一组词语对他们进行描述，然后再要求志愿者对这两个人的个性进行评价。对艾伦的描述，把褒义词放在前边，比如聪明、勤奋，把贬义词放在后边，比如冲动、挑剔、固执、忌妒心强；对本的描述，还是这些词，但是顺序掉了个个儿，贬义词放在前边，褒义词放在后边。结果，志愿者都认为艾伦是个好人，本有问题。而且，你还会在大脑里做解释，你会认为艾伦首先是个聪明人，聪明人有理由固执，甚至这种固执还是值得尊重的；本首先是个忌妒心强和固执的人，这种人越聪明，你就会觉得他越危险。其实，两个人唯一的区别，只是你对他们的了解顺序不同，系统1对先了解的信息先入为主了，这就是光环效应导致的偏见。
接下来说第五宗罪，锚定效应，指的是你评估某一个未知事物之前，先会估计一个参考答案，这叫锚定值，然后再来调整。问题是，你在估计参考答案的时候，会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往往并不准确，即便是你再去调整，也会出现巨大的评估误差。再讲一个实验，实验人员向参观博物馆的游客提两个问题：第一，最高的那棵红杉树是高于1200英尺还是低于1200英尺？第二，你认为最高的那棵红杉树有多高？第一个问题里提到的1200英尺，会对游客的头脑产生影响，成为游客回答第二个问题时的锚定值。在这个锚定值下，游客对第二个问题的平均答案是842英尺。而如果把第一个问题中的数值改成180英尺，游客对第二个问题的平均答案变成了282英尺。正是锚定值的改变，让游客的判断发生了巨大变化。
说完锚定效应，给你介绍第六宗罪，框架效应，指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描述，会导致你做出完全不同的决策判断。比如说，在描述某个手术术后病人生存情况时，有两种方法，第一种说手术后3个月内的存活率是90%，第二种说手术3个月后会有10%的病人死亡。这两种描述只是说法不同，其实含义是一样的。但是，实验证明，无论是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士，还是一般社会公众，都觉得第一种方法更好。
前面我们说的光环效应、锚定效应和框架效应，共同说明一个问题，人类的系统1是一个具有先入为主特性的系统，先输入的信息在判断中能够占据优势地位，不管这种信息是第一印象，是事先设定的参考值，还是描述时的词语和修辞，都会极大影响我们的判断。
最后说第七宗罪，禀赋效应，是指当你拥有某个物品之后，你就会觉得它价值更大。来看看著名的马克杯实验，实验人员把马克杯作为商品在学生之中随机分配，然后让学生自由交易，结果发现成功完成交易的没有几个，因为马克杯买家和卖家对于马克杯的估价差得特别多。卖家估价中位数为5.25美元，但买家的估价中位数只有2.25美元。
最先设计这个马克杯实验的学者，就是另一位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禀赋效应这个概念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禀赋效应可以用前景理论来解释，而前景理论正是卡尼曼的理论贡献。按照前景理论，大多数人在面对得失时，会产生不同的风险偏好。在面对获得时，你会小心翼翼，不愿意冒风险；相反，在面临损失时，你会不甘心，变得容易冒险。比较起来，你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在损失时遭受的痛苦感，要大大超过获得时收获的快乐感。用一句话来解释，你捡到100块钱获得的快乐，不能抵消丢失100块钱带来的痛苦。
前边我们说的这七宗罪，是人类思维模式的固有特点。在它们的影响下，你的快思考和直觉判断，会导致你出现判断失误，产生偏见。有了这个判断，你想，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就站不住脚了，这就意味着，很难再把人，简单设定成一个理性决策的经济动物，我们对日常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就可以做出更贴近真相的解释。
比如，商家在调整商品价格时，是应该直接降价，还是应该打折呢？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如果降价和打折之后的价格相同，对消费者的决策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是有经验的商人都知道，一般来说，打折的效果比直接降价要好得多。为什么呢？因为打折的时候会附带商品原价，根据锚定效应，原价会影响消费者脑子里对商品的估价，形成一个比较高的锚定值，消费者会觉得打折后的价格很合算，更容易成交。
第三部分
不过，对我们大家来说，更有意义的事情，是如何尽可能的规避偏见和判断失误，提高判断和思考的质量。下面我们就来谈谈第三个重点，如何避免系统1带来的偏见和失误，改进我们的思维？
既然偏见和失误往往与系统1的主导地位相关，那么，要解决问题，从原理上来说是很简单的，就是放慢思考，主动的激活系统2，来对系统1的直觉思考结果进行理性检验，弥补系统1的缺陷，减少那些由直觉产生的偏见和错觉。
卡尼曼认为，系统2是懒惰的，要让这个懒惰的系统变得勤快起来，就需要刻意的提示，可以是自我提示，也可以是来自于外部的提示。就好像一个人特别爱睡懒觉，起不来床。那为了叫自己按时起床，他要么上个闹钟，这是自我提示，要么让家人到点把自己叫起来，这是外部提示。
这两种方式相比较，外部提示往往是更加有效的。这背后又和人类的一种心理特征相关。你质疑别人往往会比质疑自己更加轻松，特别是在自己面临重大决策压力的时候，自己对自己的决策进行质疑，将会导致巨大的心理痛苦。这就是成语“旁观者清”背后的心理学原理。
当你独自奋斗、独自决策的时候，身边可能不会有多少旁观者，而当你身处一个机构之中，身边就会有很多旁观者。这些旁观者会用他们来自于系统2的慢思考，来帮你纠正自己系统1的快思考，可能导致的错误。所以，集体讨论决策虽然会有效率不高的问题，但在很多情况下却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可以启动很多人的慢思考，减少快思考可能带来的偏见与失误。
卡尼曼教了我们一招，叫做事前验尸。听起来名字有点恐怖，其实它只是一种有意识的激活系统2、启动慢思考的集体决策方法，也就是让我们在对一件事情做决策时，先假设这件事情将来会失败，然后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写下导致这件事失败的可能原因，同时按重要性和概率进行排序。这样可以未雨绸缪，预防这些因素，提高工作的成功率。
卡尼曼还有一招，叫做饮水机闲谈，就是让决策者在决策之前，到比较轻松的环境，比如办公室的饮水机旁，听听大家的闲谈和批评。去面对这些批评虽然不容易，但是比起自己鼓起勇气自我批评，还是容易得多。而无论是听别人的闲言碎语，还是自我反思自我批评，目的都是一个，让思考慢下来，让系统2运转起来，尽量避免系统1的直觉思维和快思考，可能给你带来的偏见和失误。
总结
来简单总结一下为你分享的重点内容。
首先，我们谈了人类的双系统思考模式，系统1是直觉系统，运行时无意识，产生快思考。系统2是非直觉系统，运行需要主动控制，保持足够专注，产生慢思考。每一个人的思考都是系统1和系统2的混合，两个系统互相合作，通过学习，系统2可能向系统1转化。但现实中由于系统2的懒惰，系统1往往会成为思考和决策的主宰者。
然后，我们谈了系统1在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会导致什么样的偏见和失误。系统1的直觉式快思考，可以导致典型性偏好、可得性偏好、因果性偏好等三种偏好，光环效应、锚定效应、框架效应和禀赋效应等四种效应，引起偏见和失误，使得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失效，也让我们的思考和决策面临风险。
最后，我们谈了如何避免系统1带来的偏见和失误，改进我们的思维。需要放慢思考，主动的激活系统2，对系统1的直觉思考结果进行理性检验，减少偏见和失误。激活懒惰的系统2，可以通过自我提示，也可以通过外部提示，运用事前验尸和饮水机闲谈的方法，让系统2更好的发挥作用。
主流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设，在很长时间里，都被认为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公理，它让我们相信，我们做的每一个决策都出于理性计算，都符合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但行为经济学告诉我们，理性其实不那么可靠，我们的决策过程其实充斥着偏见和谬误，甚至是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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