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来自于温铁军教授，他在当年的一次讲座里面，他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这样的：他说跟中国相比，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一个很贵的制度。
我当时一下子就被点醒了，确实是这样，像在美国做律师，一个小时的咨询费是200欧。我就突然领悟到，其实我要保护我的权利，方方面面都要钱呀。我要有律师，有法官，有大学，还有各种专业银行，我们有那么多精英来围绕保护权利服务。这些人是不事生产的，所以我要给他们钱。
如果没有钱，最优秀的人不会为保护我的权利服务。他们可能会转而服务于历史上的暴力集团，那这就没法保护权利了。
所以，真正的权利是买出来的，而且是商人们一点一滴买出来的。
三千年前有一批人叫腓尼基人，他们的老家在黎巴嫩。黎巴嫩这个地方生产一种叫作雪松的树，它做成船又轻又坚固，所以他们就坐着这个船游遍了地中海经商，获得了很多财富，这些财富就存在他们的商贸城市里。那么腓尼基人遇到了一个暴力集团叫作亚述人。亚述帝国是当时比较强大的一个帝国，他们的青铜器他们的骑兵在当时都很发达。这个亚述人打到腓尼基，哎呀好有钱，我要打劫。腓尼基人说，哎哥我是打不过你，但是咱们能不能谈一谈？你看你会做生意吗？你不会？哦，你别把我杀干净啊。我承认你是我的宗主国，但是你能不能允许我们自己管自己这边的事儿，我每年给你交多少多少多少黄金，然后呢你让我们自己选自己的统治者，然后还是依照之前这个城市里边的商业规则来办事啊，就是有自己的习惯法。咱们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你看行不行？
亚述人觉得好像说得通，就同意了。亚述帝国允许很多这类商业城市，不光是腓尼基人，也包括其他比如说希腊人，他们的城市都可以自治。这就是商人最早用钱买出来的权利。
那么当然了，亚述人和腓尼基人的关系不可能一直这么理性，它后来是有起伏的。但是腓尼基人这个民族虽然消亡了，它的经验却留存了下来，而且在欧洲一直有传承。他们用钱购买了一个稳定的环境，这个环境中，像法官、大学、银行这些制度可以慢慢生长。这不是我们以为的，这些机构现代社会才有，它们其实很早就起源了。
威尼斯人从公元五六百年开始就选举自己的总督了，他们的议会在七八百年的时候就能够实施有效的选举了。汉萨同盟从1200年到1300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搞国际化了。我们很多朋友以为现代社会的很多制度是17、18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知识分子写几本书，这些概念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了，其实不是。人间绝大多数美好的制度，都其来有自。
虽然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现代社会只在星星点点的商贸城邦有传承，但是它们如长夜孤灯，默默坚守，从未断绝，直到我们近代革命的爆发，它们的经验被现代国家吸收推广，再成为更多社会的标准。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版本。权利是被正增长的代表，也就是商人买出来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长夜孤灯，终于星火燎原。
咱们深入到这个故事的历史细节中去，就会明白，我们现代人习以为常的权利，是怎么被商人一点一滴买出来的。中世纪商贸城邦购买权利的文件，叫作宪章，charter。它就是一份文件。
图上是著名商贸城邦布鲁日的宪章，签订于13世纪，被藏在布鲁日钟楼二楼的珍宝馆。一个城市的财宝不是金银珠宝，而是这份宪章。
那么宪章的内容是什么呢？
它的本质就是我商人跟附近的封建领主签一份合同。在这份合同里，商业城市付出了一笔钱，比如这份合同是每年30磅黄金。那么它买来了什么呢？
一、治安稳定，就是你领主要在这弄一个警察局，保护我们的治安，因为玩暴力是专业的。所以就是说安全这个东西在历史上曾经是奢侈品，不是咱们今天走在北京大街上不用担心被抢劫。中世纪的时候，你不付钱，警察就不干活。
二、欠债还钱，这在古代也不是一个基本的准则。领主的七大姑八大姨借了你的钱，然后跟领主打招呼，他就不还了，不能这样。
三、免人头税，这个简单，因为都包在30磅黄金里了。
四、通行自由，我已经一次给你交足了，不要再分开给我收各种过路费。
五、司法公正，其实意思是按照商业规则办事。为啥呢？因为商业社会的法律规则是比较复杂的。农业社会谁抢的谁家的地，这个判断起来很简单。但是你跟人合伙，你们俩之间谁付出的比较多，最后分红应该怎么搞，股份应该怎么搞，这都是商业社会需要明晰的，中世纪就已经有了很多司法实践。
所以说，宪章的本质就是一份购买权利的合同。
咱们今天现代人都觉得这些权利像空气和水一样自然，但是当年这都是奢侈品。这都是商人们一点一滴买出来的。这就是我这个故事版本关注的核心。很多朋友，尤其是知识分子朋友，接触的理念比较多，民主、自由、共和，这些才是现代社会。我不否认这些东西很重要，但是我认为还是需要有一个动力机制，才能给这些概念注入活力。而这个动力机制，就是正增长，就是赚钱。你能不能让大家持续赚钱才是最重要的。
这就会挑战之前的故事版本。比如喜欢讲英美特殊论的朋友，总是会追溯到大宪章。说英国人13世纪就有了民主共和。但是咱们仔细看一看，签大宪章的那个国王，在英国人民看来就是个昏君。为什么？
因为大宪章的本质是他对封建贵族让步，封建贵族把他的权利给制衡了，但是封建贵族他们的权力来源也是暴力，他们制约完国王之后，在自己的领地上同样是鱼肉百姓不干好事，这有啥进步性可言呢？
注意，我不是说制衡权力不重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很重要。但如果只有权力制衡，它并不一定带来进步。只有制衡权力为商人们创造了条件，然后让商人和国王之间有一个分工啊，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个社会才取得进步。
为什么说商人和国王之间能实现专业分工呢？因为客观讲，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暴力。总会有人要抢劫，要杀人放火，要进攻别人，暴力不可能杜绝。如果暴力集团的代表，也就是国王，他能讲信用，那商人借钱给他壮大国防力量，就能保障治安，捍卫法律，商业也可以更好地发展。所以正增长社会，制约暴力的最高境界不是取消暴力，而是让暴力物尽其用，给咱们提供安全。
但是，如果你用错误的方法制约暴力，反而可能纵容了暴力。这就是大宪章的问题。
这其实关系到一个非常深刻的政治理论问题。咱们仔细想一想，民主制度它是在零增长社会中诞生的，还是在正增长社会中诞生了的？它到底是制约暴力的，还是纵容暴力的？
它是在两个社会中都诞生的。古代军事国家也有民主。也就是说它既有可能促进正增长，也有可能抑制正增长。它既有可能制约暴力，也有可能纵容暴力。
其实咱们去年刚目睹了这个现象。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这不是民众自发的吗？但这不是彻彻底底的暴力吗？如果我们明白了上面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这个现象一点也不奇怪。
民主制完全可能演化成对暴力的纵容。如果它不能服务于商人和暴力集团，也就是国王的分工，那它就可能带来很糟糕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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