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正式入学，我决定走路去学校。
因为寄宿的房子里住了6个人，而卫生间只有1间。我和2位租客是晚上洗澡，其他3位寄宿的学生是早上洗澡。所以，早上为了能用上卫生间，我每天的起床时间是6点，且洗漱等一系列动作必须在15分钟内完成。否则，就得等上至少1小时。以至于每天早上我都感觉跟打仗似的。
虽然为了尽可能的感受当地的人文风情，决定在英国期间尽量步行，但对于方向感极差的我而言，想要在看起来都一样的路口左拐右拐找到去学校的路并不容易。幸好上学前一天晚上室友建议我下载了Google地图，所以第一天还算幸运，只转错了一个路口，多绕了一段路就到了学校。
可第二天就没那么幸运了。在已经走过那段路四遍的情况下（都是边走边盯着手机地图看），我打算凭感觉走路去学校，可走了不过10分钟就迷路了。平时半小时的脚程硬是走了2小时，最终“获救”还是因为经过一家五金店门口的时候，站在路边的黑人店主看我盯着手机屏幕一头雾水的样子，主动上前跟我打招呼，并热心的给我指了路。我谢过店主，准备走的时候，店主对我说，“Promise me. You will come back here, and have a coffee with me. You are here for learning English, so talking to me will be a good way to improve your English.”（答应我，一定再到店里来，和我喝一杯咖啡。你到英国来是为了学习英语，和我交谈也是提高英语的有效途径。）当时我感动得都快飙泪了，不停的点着头致谢。可遗憾的是，到最后我都没能兑现承诺。因为我再也没路过那家店，也搞不清楚回去的路了。
不过，在那次迷路经历之后，我突然放松了下来，很少再用Google地图了。谁知道下一次迷路又会有怎样的奇遇呢？
入学的第一天早上，在常规的学校情况介绍之后，我们一群新生被带到了学校附近的一间酒吧，进行口语水平测试。说是测试，其实只是和老师很随意的聊聊天而已，每个人大概2-3分钟。其余的时间则是感受酒吧的氛围，享受甜品和酒水。
当时，和我一桌的是一位意大利女士Mary（她是我在英国交的第一位朋友），一个帅气的意大利小伙，研三，法律系高材生。还有一位基本不会讲英语的土耳其大妈，刚开始她还试着用手机边查单词边磕磕绊绊的跟我们聊几句，但后来只是耸耸肩、摇摇头，一脸无奈。
顺便说一下，因为学校里的同学来自不同的国家，对于很多同学的名字，我不仅记不住，而且连发音都不对。例如我的哥伦比亚室友的名字，Xiomara，在西班牙语里/r/需要发颤音，可是我一直都没学会。此外，汉语被公认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所以当老师和同学叫我的中文名字的时候，好几次我都没听出来。而我的IELTS（雅思）写作老师Neil直到最后一节课点我名字的时候也和以往一样，突然卡着“Er…”，然后一脸歉意的看着我笑。
中午1点半，开始上课。那天和我一起插班的是一个日本女孩Noriko。她长得甜美可人，声音也非常温柔。我们的GeneralEnglish（通用英语）老师Sara一直叫她“beautiful”。以致四周以后，Noriko的课程结束，班上来了新的女同学，Sara都不再努力去记她们的名字，而是统称“beautiful”。就像在中国，只要是女的，都会被叫住“美女”一样。
通用英语主要涉及词汇、语法及听说读写的综合能力，作为英语老师，我比较占优势。虽然我是典型的内向型人格，但自从当了老师之后，在课堂上我基本属于“分裂型人格”。所以一节课之后，不仅老师记住了我，全班同学都认识我了。不过，骨子里的性格因子还是不容小觑，因为从第四周开始除了课堂讨论外，我很少再主动发言。当然，并不是突然对英语学习不感兴趣，而是到第四周原班级的同学基本都结束了课程，因此班上有许多新同学加入，这种快节奏的人员流动让我很不适应。正如后来室友Xiomara问我“Have you made any new friends in your class recently?”（最近在班上有交到新朋友吗？）时，我回答的那样，“I’m tired of making new friends.”（不断交新朋友让我感觉很累。）我说过，我是典型的内向型人格。
在学校的第二天，同班的俄罗斯女士Katia（她是我在游学期间教会我最多东西的人）约我晚上去看电影。在国内的时候，我基本不去电影院，除了不喜欢电影院的氛围，更主要的原因是看3D、4D电影需要戴眼镜。戴两副眼镜真的很累。不过，当Katia说去看的是一部小众影片，且评价不错的时候，我立马就答应了。
直到傍晚坐在公车上，我才知道那是一部中国电影，导演和主要演员都是台湾人。我有点后悔，想着绕了大半个地球看的却是一部国内影片多少有些奇怪。不过，到了电影院我所有的疑虑都消失了。首先，或许因为是小众电影，放映厅并不大，座位也不多，不会给人拥挤狭仄的窒息感。其次，虽然是台湾导演拍的影片，但故事发生在伦敦，所以主要语言是英语。
电影名为“The Receptionist”（《接线员》），改编自导演的朋友的真实故事。影片讲的是三个台湾女孩和一个马来西亚女孩为了在伦敦生活下去，沦落为色情服务者的曲折经历。其中女主是伦敦某知名大学的毕业生，被公司裁员之后一直找不到工作，为了不被房东扫地出门，她成了色情服务的电话接线员。影片最后，女孩H（即导演的朋友）精神失常，从机场大楼跳楼身亡。此外因被邻居举报，另外两位女孩被捕，释放后一个留在伦敦努力过着平常人的生活，另一个回到了马来西亚。而女主在H死后内心严重受创，决意离开伦敦，回到台湾，和父母一起经营家里的田产。
不得不说，整部电影看得我极其压抑，或许是因为身处异国他乡，情感上的冲击异常强烈，所以当放映厅的灯亮起的一刹那，我突然松了一口气。
放映结束之后，是和导演面对面的交流会。听着身怀六甲的女导演讲述自己如何从被否定到一点点把信念变成现实的经历，和当她讲到拍这部电影的初衷时脸上坚定的表情的时候，我觉得心里暖暖的，突然对这部影片想要传达的情感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电影散场已经快10点，可是走出电影院，天竟然还没黑。于是，我和Katia一起到附近的餐馆吃晚饭。所以，当我们搭上回程公车的时候已过了11点。因为和Katia不同路，我中途下了车。可是，下车后，用Google地图捣鼓半天也没找到回去的路。在我下车的车站附近有一片荒废的土地，用铁栏围着，周围的街道上只能看到偶尔走过的黑人和靠在垃圾桶边乞讨的流浪汉，街道的灯光非常昏暗，偶尔有一两辆车从黑漆漆的马路上迅速驶过。
说实话，当时我的内心是奔溃的。因为害怕，紧张到可以清楚的听到自己“怦怦怦”的心跳声。可是，除了继续硬着头皮往前走，我别无办法。终于在大概15分钟之后（当时觉得像是过了几个小时），在一个昏暗的拐角处，我看到一辆车的车顶上“TAXI”的小灯。走近之后，看见同样昏暗的车里坐着一个人。我鼓起勇气敲了敲车窗，那人看了看我，才缓慢的摇下车窗。我问他是否可以载我回住所。他疲惫的脸上有明显的警惕和不乐意，于是我用央求的语气向他解释自己的处境。最后，他总算答应了。
因为司机对我所住的街区并不熟悉，出租车在昏暗的街道上绕了好一会才到了寄宿家庭的门口。下车时，我一再感谢司机，他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进门时，已近凌晨，室友揉着睡眼担心的告诉我，如果我再不回来，她就要打电话给房主JJ了。（因为我的手机是国内卡，用不了Twitter、Facebook和WhatsApp，所以除了电子邮件，室友和同学基本联系不到我。）
在曼城的第一周，我基本是在不断的迷路中度过的。不过幸运的是，每一次都有惊无险。当然，不顾及自身安全的鲁莽之举并不是什么好事，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得尽量避免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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